2020年2月Feb., 2020
2020年第2期No.2,2020
浙江社会科学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部元宝
内容提要王蒙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自成体系，常为学界所讨论，但他笔下的女性人物同样
别有意味。本文以王蒙近70年小说创作中的主要女性作为考察对象，简略分析了其中一些代 表性的女性形象，并将这些女性形象大致分为“善女”和“恶女”两大系列，进而探讨王蒙塑造笔 下女性形象所折射的作家本人的复杂心绪及其含蓄、素朴的“古典”美学情趣。王蒙小说主要不
是在肉体上而是在精神上揭示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关键词王蒙小说女性形象恶女善女
作者部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200433）
一、王蒙写男性
在迄今为止将近70年的小说创作中，王蒙用
各种方式塑造了一批又一批男性人物形象。这构 成了他小说人物长廊的主干之一。
我们熟悉的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组织部”的
两个典型人物刘世吾和林震，七十年代《这边风 景》中的伊力哈穆、泰外库、库图库扎尔、麦素木、
尼亚孜泡克等一大新疆少数民族正反两方面干 部与众代表，八十年代“鲜花重放”的张思远
（《蝴蝶》）、岳之峰（《春之声》）、钟亦成（《布礼》）、 缪可言（《海的梦》）、曹千里（《杂》）等，《在伊犁》 中的默罕默德•阿麦德，好汉子伊斯麻尔与伊敏老
爹等（可以看出他们在《这边风景》中对应的前身， 但已今非昔比，甚至迥然有别了），更不用说《活动 变人形》中浓墨重彩加以描绘、始终被中国读者与
评论家热烈讨论的倪吾诚、倪藻父子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以四大卷
“季节系列”为核心，包括《暗杀》《青狐》等变奏曲 的集束长篇小说系列，以钱文、王模楷为代表的北
京文化界各路英豪的出现，基本完成了王蒙小说
男性主人公塑造的主体工程。
这些人物形象，大多鲜明而饱满，他们的社会
历史和文化心理的丰富蕴含，值得我们不断解读 和品味，可说是王蒙贡献给中国当代文学最主要 的果实之一。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们透过王蒙小 说把握共和国七十年历史的一条捷径，其中许多
人物都投射了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生活的
历程，带有王蒙本人强烈的自传背景与个性彩。
二、女性像
与此同时，王蒙也非常爱写女性。在他不同时 期的小说中都有许多女性形象，有的还塑造得相
当成功。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主人公林震的女同事
赵慧文，戏份不多，给人的印象却相当深刻。赵慧 文既是林震的老熟人，又是同一个单位真正能推
心置腹的仅有的知心人。这位美丽的知识型少妇 正陷入家庭危机，连老于世故的刘世吾也忍不住
警告林震要注意赵慧文对他的不正常的感情。这
种特殊身份和高度暗示性、含蓄性的叙事风格，使 出场不多的赵慧文别具一种魅力。在整个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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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赵慧文差不多也是屈指可数的能够跟柳青《创业史》中的徐改霞媲美的女性形象之一。
五十年代王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止赵慧文一个。《青春万岁》的主角，不就是活力四射的郑波、杨蔷云、袁新枝和阴郁病态的呼玛丽、李春、苏宁等一大女中学生吗？《青春万岁》女性像在气势上完全压倒同样处于青春期的几个男生，以至于作者本人也不得不用叙述者的口吻在书中承认，“写他们写得太少了，我感到对不起”。必须指出，王蒙本人或许更加钟爱郑波、杨蔷云、袁新枝这三位健康向上、乐观开朗的女生，但笔者窃以为写得更成功的无疑还是在当时属于次要人物、落后人物乃至危险人物的那三个女生：逞强好胜的刺头型少女李春，身心两面都带着严重创伤、尤其心灵的可怕伤口还几乎很难愈合的苏宁和呼玛丽。
王蒙写思想进步的高中女生郑波、杨蔷云、袁新枝，尽管也涉及她们各自的家庭问题，“红与专”的冲突，以及对朦胧的男女之情的处理，但跟李春、呼玛丽和苏宁的恶劣的家庭环境和悲惨的身世相比，尤其跟这三位各自的心理创伤与思想顾虑相比，就显得肤浅和单薄多了。共和国第一代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如此描写当时的青年一代如何弃旧图新、脱胎换骨、洗心革面，成为新中国的“新人”，纯属不易。
还有《小豆儿》中的小豆儿。《小豆儿》是王蒙首次正式发表的作品。可以说，王蒙就是以写女性人物开始其文学生涯的。
这里也就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作为男性作家，王蒙为什么如此钟情于女性形象的描绘？这跟他当时与崔瑞芳的恋爱经历、他在共青团区委工作时与高中女生干部们的工作联系、他自幼的家庭成员主要由女性构成，究竟有怎样的联系？
此后，六十年代《夜雨》里的秀兰，七十年代《向春晖》里的向春晖，虽然整个作品并不特别成功，但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还是投入了巨大的热情。
七十年代中期执笔、七十年代末基本定稿、直
到2013年才正式出版的长篇《这边风景》，一口气塑造了米琪儿婉、雪林姑丽、狄丽娜尔、爱米拉克孜
等许多位美好感人的维吾尔族女性形象，以及围绕
她们身边的各民族众多面貌各异的女性像。
在汇入八十年代初“反思文学”洪流的王蒙小说中，女性形象也联翩而至。比如《布礼》中的凌雪，《蝴蝶》里的海云、美兰、秋文，《相见时难》中“美籍华人”蓝佩玉或佩玉•蓝，《风息浪止》里那个子虚乌有、像一阵风似地刮过去的女劳模，《在伊犁一一淡灰的眼珠》系列里面的阿依穆罕房东大娘、爱弥拉姑娘、茨薇特罕老太婆，更不用说《活动变人形》中同仇敌肯与丈夫、妹夫或女婿“倪吾诚”殊死作战而自己妹、母女间又经常“窝里斗”的姜赵氏、姜静贞、姜静宜了。其他如《风筝飘带》《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拉的爆炸》以及《济南》《苏堤春晓》中惊鸿一瞥的女性，也都可圈可点。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最值得反复品味的可能还是《相见时难》中的美籍华人蓝佩玉或佩玉•蓝。
《相见时难》设计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翁式含和蓝佩玉之间并不充分的精神较量和情感交流。他们在四十年代末一个是中共地下党成员
个是差点儿被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的要求进步的教会学校的女生。前者（翁式含）解放后经历了胜利的喜悦，被自己人愚弄和抛弃的悲哀，“拨乱反正”之后也并非凡事顺遂地重返工作岗位。但他忍辱负重，头脑清楚，信念坚定—
—
却也难免刻板和傲慢。后者（蓝佩玉）完全因为偶然原因，未能和翁式含们一起迎接北平的解放，黯然神伤地不告而别，只身去国，一晃成了八十年代初令一般国人羡慕不已的“美籍华人”。他们是情感上已经超乎“两小无猜”的邻居和同学，可惜历史的风云过早将他们拆散，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重聚北京。当时中国社会一切的价值冲撞似乎都集中在他们身上，需要他们坐下来从容探讨，给出答案。
然而在杜艳（几乎可说是老舍《四世同堂》中“大赤包”的借尸还魂）、孙润成等趋时之辈所组成的闹剧式背景中，他们竟然无法从容交流，也没有足够的从容来提出挑战或回应挑战，只能在“相见时难别亦难”的情境中，各自梳理内心深处积累了三十多年的太多的感慨、太多的疑惑。蓝佩玉没有等来翁式含对她当年失约的质问，翁式含也没有正面应对“美籍华人”佩玉•蓝的美国价值的挑战。他们都绕开了或都错过了意识形态的正面冲撞，却因此在各自内心深处更尖锐地面对历史和现实、中国和世界、个人和民族国家、不可还原不可永驻的青春生命的更加复杂而沉重的质询！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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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元宝：王蒙小说女性人物像概览
宛如未见，而未见又成就了精神深处真正的相见。似乎有一条隐秘的通道将他们联系起来，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分享对方的经验，一定程度上都在试图解答对方所提出的难题。
蓝佩玉的问题是翁式含们或迟或早总要面对的。而因为有了固执而骄傲的翁式含，蓝佩玉获得了这以后中国文学（包括王蒙自己未完成的系列小说《新大陆人》）中任何一个“美籍华人”（女性）都不会有的精神内涵—
—尽管她在美国的生活被大大简化了。比如她的美国丈夫就被残酷地缩小和概念化为“胸前的一撮黑毛”。但这不重要。王蒙要写的是回到北平（北京）的蓝佩玉。有了蓝佩玉的尖锐而宽厚、娇弱而坚强，翁式含才获得了身份大致相似的钟亦成、张思远、岳之峰、刘俊峰、宋朝义、朱慎独等所没有的复杂与深度。蓝佩玉是翁式含的另一面。八十年代上半期王蒙的所有作品中，不仅美国，全世界也不过是再生的中国的一个镜像。
三、勿忘《表》
王蒙当然不是为写女性而写女性，更不是所谓的“女性主义写作”。他主要还是将女性放在历史潮流中，特别是善于把她们放在和男性主人公的纠葛中，多侧面、多层次地来观察她们的命运与心理，或者说从女性比较细腻灵敏的情感世界来折射历史的风云。
王蒙的女性形象塑造总是属于他的历史反思的一部分。
关于“反思文学”时期王蒙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和《布礼》《夜的眼》几乎同时发表的短篇小说《表》中那位“大表”的形象。
过去评论界对《布礼》《夜的眼》以及《蝴蝶》等谈论较多，而《表》几乎被冷落。其实这个女性形象在王蒙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要谈王蒙的“反思文学”，就绝对不能不谈《表》。这篇小说写“表”与结束磨难、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我们夫妇”之间复杂的感情纠葛，深受鲁迅名篇《风筝》和《风波》的影响，显示出王蒙对现代文学正统“家数”的自觉继承，甚至是讨论王蒙如何与鲁迅对话的又一个非常合适的切入点。
“表”先是心怀愧疚，一次次登门谢罪，对自己在特殊历史时期将落难的“我们夫妇”拒之门外表示深刻的歉意与悔恨，殷切希望获得对方的谅解。可无论“我们夫妇”如何竭诚表示完全理解表当时的处境，现在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丢掉历史包袱—
—这不仅是当时“宣传口”的通常说法，也是喜获新生的“我们夫妇”的由衷之言。但无论“我们夫妇”如何苦口婆心、焦唇敝舌、诅咒发誓，表总是不肯相信对方真的已经原谅了她。悲哀的往事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破坏竟至于如此难于弥合，创伤竟至于如此难以修复。王蒙就是这样通过对鲁迅《野草•风筝》这一叙事模式的暗中模仿，对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而又迅速被时代的宏大主题所掩盖的生活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后来“我们夫妇”也烦了，不再理睬这个唠叨的神经质的显然还生活在过去而难以融入“新时期”的表。双方在旧创伤旧隔阂上面又新添了感情上新的隔阂与创伤。
隔了一段时间，表又特地上门，好心地提醒“我们夫妇”，说她风闻这次又要“收了”（即政治上一度放松之后又要重新收紧），叫他们小心为妙。这一回，“我们夫妇”对表的态度就不止是厌烦，而是“生气”“愤怒”了。他们认为表对当前大好形势太缺乏理解，太没有信心，疑神疑鬼，还是老一套，实在不必！“我们夫妇”甚至怀疑，表此举，可能还有一点幸灾乐祸—
—终于看到历史又回归老路的那种理性的优越感。
仔细分析起来，“我们夫妇”也不仅是生表的气。对当时总是阴晴不定的政治气候，他们自己何尝没有和表一样怀抱欲说还休的遗憾与担忧呢？他们心里又何尝没有表那种非常容易被唤醒被强化的“余悸”呢？
区别在于，表是历史转折时期出了局的“闲人”，她出于好心，出于想对这对患难夫妇有所补偿的心理，用传播小道消息的方式直接说了岀来，而正在兴头上，正欲借着“拨乱反正”的大好形势大干一场以追回十年浩劫造成的巨大损失的“我们夫妇”，不愿也不敢相信真的又要“收了”，“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真的又要失去了。哪怕是谣言，是小道消息，他们听了都极为担忧，极为反感，极为愤怒—
—但这种极端情绪中不正也潜藏着被好心肠的“表”所唤醒的那一份难言的虚弱吗？
小说后半段包含了王蒙对鲁迅《风波》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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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2期
与改写。当然正如我们不能将小说上半段“我们夫妇”和表的关系简单等同于《野草•风筝》中的那对兄弟，也不能根据小说下半段认为“表”就是《风波》中那个不怀好意地向七斤夫妇通报“皇帝坐了龙庭”的赵七爷。王蒙在模仿的同时也有改写。《风筝》中那个请求弟弟饶恕而未能成功的哥哥的苦恼，源于弟弟对过去所受创伤的全然“忘记”，但“我们夫妇”何尝忘记了那不堪回首的过去，他们只是不愿再一遍又一遍地提起，只是不愿再过度地沉溺其中而已！《风波》中赵七爷向七斤夫妇通报消息是恶意的报复，而表把“据说又要'收’了”的小道消息告诉“我们夫妇”，则充满着善意。《风波》最后写到，从城里回来的七斤告诉七斤嫂，“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什么“皇帝坐了龙庭”，七斤嫂则告诉七斤，“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店前，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这是一个虚惊一场、最后风平浪静的结局。但《表》的结局却并没有因为“我们夫妇”的愠怒而得到澄清：是否“又要'收'了”，还一直悬着呢！
这篇至今还不太受研究者注意的短篇，围绕一个似乎马上就要被急剧变革的时代所抛弃的细细碎碎、唠唠叨叨的“表”的形象展开，却抵达了“反思文学”的最深处。
王蒙不仅喜欢写女性，还喜欢专门写跟自己（至少是作品中男主人公或第一人称“我”）关系密切的女性。
“表”不用说了。赵慧文和蓝佩玉是男主人公的发小（或曾经一度的梦中情人），《拉的爆炸》写妻子有惊无险的一次误诊，蒋静珍、姜静宜的原型就是自己的母亲和姨妈，等等。
当然王蒙也并不完全是拿亲友中的女性开刀，但总是一些和自己关系密切的女性吧。正因为如此，他塑造的女性人物充满了复杂性。美好与凄凉、良善与软弱、热情与偏执、执着与病态，往往集于一身。而这样复杂的女性形象身上无一没有波诫云诡的历史的斑驳投影，也无一不从侧面支撑着、丰富着男性主人公的性格。比如，姜赵氏老太太与静珍、静宜姊妹俩，就衬托、丰富了倪吾诚的形象，而要讨论《相见时难》中的翁式含（包括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困惑与忠诚、信念与反思，就几乎一刻也不能离开“美籍女华人”蓝佩玉的挑战与质询。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王蒙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对女性形象似乎关注更多了，例如“季节”系列长篇中的叶冬菊、周碧云、洪嘉、“事儿妈”，长篇小说《青狐》里的“作家”卢倩姑母女，等等。
《青狐》的写作，引起不小的风波。也可说是一次不小的顿挫。而这以后，王蒙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似乎暂告一个段落。
四、奇峰突起，后场发力
“新世纪”第一个躁动的十年过去之后，中国文学的女性和性的描写，慢慢进入一个衰歇期。一些写“性”好
手和高手们纷纷金盘洗手，改变画风。最近有博士论文竟然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学出现了非性别与超性别的写作。这是否跟当下“佛系青年”大行其道有关？或者如王蒙新作《邮事》所说，
现在的男性也大多缺乏动物蛋白和维生素E，分泌不出足够的男性荷尔蒙了？
而就在这当口，王蒙在完成了被有些评论家（如山西的王春林先生）称为“晚年写作”的长篇小说《闷与狂》之后，作为“转弯与小憩”，顺手写了短
篇《杏花》。这是一个信号。果然2015年春天，他竟马不停蹄，连珠炮式地发表了短篇《仇仇》、《我愿乘风登上蓝的月亮》，外加一个结结实实的中篇《奇葩奇葩处处哀》，并很快将这些中短篇新作结集为《奇葩奇葩处处哀》，由四川文艺出版社于2015年7月出版。当年9月和10月，笔者有幸作为嘉宾，出席了在太原书博会期间举行的《奇葩奇葩处处哀》新书发布会，以及四川绵阳“王蒙文学艺术馆”举办的围绕该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
关于王蒙笔下一众女性“奇葩”，这里不想多说，因为过去已经说了太多。我只想强调一点，王蒙现在突然又开始大写特写女性，后场发力，奇峰突起，真有点敌阻我绕、敌进我退、敌疲我打、后来居上的气概。
2016年10月，笔者正在意大利讲学，未能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为庆祝王蒙创作60周年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但旅途中读到王蒙先生的中篇小说《女神》，又有了一个惊喜。
《女神》发表于2016年《人民文学》11月号，距1956年9月王蒙在《人民文学》发表短篇《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题目被编辑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正好六十年。《女神》既是王蒙献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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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元宝：王蒙小说女性人物像概览
他有机会亮相文坛的《人民文学》的一份厚礼，也是对他自己六十年创作历程的最好纪念和庆祝。
2017年5月，又是四川文艺出版社，将《女神》和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陈布文的几个文本（陈的小说和写给儿子张朗朗的书信）放在一起出版。我强烈感觉到王蒙不仅属于文学奇才，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而这种双重奇迹的创造，关乎一位神秘的女性形象的吸引和启迪！
“女神”原型是著名艺术家张仃的夫人陈布文女士。但王蒙和陈女士仅有“一信和一（电）话之缘”，从未谋面的陈布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写来的一封信、通过的一次电话，给王蒙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六十年之来和作者本人的生命不断化合，不断沉淀发酵，终于喷薄而出，蔚为壮观。
网上有不少陈布文的信息，但主要限于四十年代她和张仃的革命传奇。另外如果读萧军《延安日记》，你会发现四十年代初期萧军笔下的陈布文
形象并不怎么美妙。但到了2016年王蒙的小说中，陈布文竟然成了革命队伍里冉冉升起的一尊
“女神”！不同的作家面对生活完全可以有不同的
撷取。从生活到艺术，不是简单的模仿和再现，而
是充满了作家这个中介的独特体验与创造。正如
鲁迅所说，“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
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
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女神》不是
对生活中的陈布文的如实描绘，而是王蒙在人物
原型基础上天马行空的创造和虚构，其中当然寄
寓了他的某种基调性的人生感悟，基调性的历史
感怀。
王蒙没有从陈布文的四十年代写起，他主要
女主角很强的小说
截取解放后陈布文生活中几个关键之点加以铺
陈，最主要的是写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党员重新登
记，陈氏自认不够格，尽管一直在革命队伍中担任
要职（周恩来机要秘书），却坚持不肯自动“登记”,
也不同意为了“登记”而临时申请入党，结果只好急
流勇退，退回家庭，甘心做“火红年代”的家庭主妇。
小说也写了当在别人眼里绝对惊世骇俗的陈
布文退回家庭之后，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被家
庭生活的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所困，被时代所抛弃，
而是以家庭为本位，自得其乐，一边相夫教子，一
边写作，弹琴，涉足多个艺术领域，经常开家庭“派
对”，了解文艺界一举一动—
—她就这样关注到一炮走红的青年作家王蒙，并独出机杼，在书信中对王蒙表达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精神支援。总之，她实现、提供了另一种出人意料、简直为历史所不容、而竟然一直就那么坚持下来的“活法”，令始终在历史旋涡和时代潮流中打转的“王某人”每一想起，便惊愕不置，但又一时理不出头绪。终于，到了自己的晚年，蓦然回忆起多年前在日内瓦湖边看到的一位不知名的老年西方妇女的侧影，才如有神助，一通百通，将“女神”陈布文生命中的奥妙一一揭示（猜想）出来。
《女神》的核心内容依旧是王蒙一直苦苦思索的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这个挥之不去的文学母题。这是王蒙式“反思文学”或“文学反思”的继续。但这一次王蒙写得异常从容、镇定、超脱、曼妙而又一往情深，跟“反思文学”初期那种兴奋、紧张、负重、挣扎完全两样。这是否跟《女神》以女性形象的塑造为重心有关？“女性”和“反思”联系起来，就不应该那样沉重，至少不应该像选择男性做主人公的反思文学那样做装作势吧？
五、善女和恶女系列的完成
王蒙写了这么多女性，似乎纷杂随意，但仔细一看，大致可以分为“善女”和“恶女”两大系列。
首先，王蒙笔下的女性有不少形象丑陋、心地恶浊、行为古怪，属于“恶女”系列。王蒙写“恶女”是有历史
的。《这边风景》《风息浪止》《活动变人形》《青狐》都写了不少“恶女”。《这边风景》中妖艳邪恶的古海丽巴侬，是专门引诱动摇干部的乌孜别克族浪女，而来历不明的汉族妇女郝玉兰则属于善于挑拨的败类。这两位虽说是阶级斗争思维下的产物，和《创业史》中的李翠娥属于同一系列，但居然也写得不同凡响。
《风息浪止》中子虚乌有的“女劳模”则是政治历史反思的结晶。如此“劳模”（而且是女性）实在被树立得太多了，对社会风气的改善不但没有丝毫正面和积极的效果，反而起了败坏人心、导致信仰幻灭的负面作用。
如果说《活动变人形》中苦大仇深的姜氏姊妹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双重反思的背景下浮出历史地表的旧式女性典型，那么《青狐》中女作家卢倩姑母女则是运用精神分析手段解剖了“新时期”文化潮流中某种人性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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