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失衡加快调整。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调整等因素将推动全球经济失衡的进一步改善。但全球经济失衡是由全球储蓄－投资格局、国际产业分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等复杂因素共同决定的，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 一、国际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失衡有所缓解 全球经济失衡（global imbalance）是1990年代末以来一些经济体持续大量贸易顺差与另一些经济体持续大量贸易逆差并存的现象。近年来，日、德等发达国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以及主要产油国等持有大量贸易盈余，并向美国大量输出资本；与此同时，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迅速增长。2006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与同期GDP之比达6%的历史高点，而10年前这一比例仅为1.6%。受此影响，长期以来发达经济体顺差、发展中国家逆差的全球经常项目差额分布格局发生逆转并趋于扩大。2000－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逆差从2000亿美元左右扩大至4650亿美元，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常项目顺差则从900亿美元左右增至7144亿美元。 一般地，全球经济失衡状况用全球各经济体经常项目顺差额与逆差额绝对值之和与同期全球GDP的比例来衡量。该比例越大，表明全球失衡越突出。2007年，这一比例高达5.75%，而1996年仅为1.5%（IMF，2009）。针对全球失衡的加剧，许多机构和学者就其可持续性和调整进行了大量讨论（如IMF，2005；Truman，2005；Eichengreen，2006）。一个重要的共识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及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全球经济对失衡的容忍程度有所上升，但长期来看仍将难以持续。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失衡开始出现缓解迹象。由于危机带来的金融机构和家庭去杠杆化过程，美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进口需求下降，而出口因美元贬值而上升，贸易逆差有所收窄。2007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与同期GDP之比降至5.3%。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2008年第二季度其GDP3.3%的增长率中有3.1个百分点来自出口。2008年上半年，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中的顺差国的出口增长开始显著放慢。如，日本2007年出口同比增长率大多是两位数，进入2008年后降为个位数增长，2008年6月的出口同比仅增长1%。另一方面，油价居高不下，中东、俄罗斯等产油国出口仍迅速增加，继续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在外部需求仍然旺盛的情况下，新兴经济体贸易顺差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仍保持较大规模。2008年上半年，中国、马来西亚、巴西和新加坡的贸易顺差分别为976亿、207亿、113亿和109亿美元。 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集中爆发以后，全球经济失衡开始加速调整，各相关经济体的顺差或逆差规模均趋于收窄。一是由于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以及随之而来的信贷紧缩、金融机构和居民去杠杆化的全面发展，美国等发达国家投资、消费需求锐减，经济陷入持续衰退，贸易逆差明显缩窄。2009年2月，美国贸易逆差跌至260亿美元，为近10年来最低水平。欧元区27国的贸易逆差从2008年8月份的271亿欧元大幅降至2009年3月份的95亿欧元。二是德国、日本等国出口大幅减少。日本2008财年（2008年4月至2009年3月）出现7253亿日元（约74亿美元）贸易逆差，为1980财年以来首次。2009年2月，德国贸易顺差同比下降52.2%，法国出口同比下降24.3%。三是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出口急剧萎缩。2008年11月以来，我国出口连续7个月同比负增长。2009年一季度，台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出口同比分别下降35.7%、32%和27.7%。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积累明显放缓或出现下降。2009年3月末，马来西亚、韩国、印尼和新加坡的外汇储备分别比2008年8月末下降28.4%、15.2%、6%和2.4%。2009年一季度，中国外汇储备余额比上年末仅增长77亿美元，同比少增1462亿美元。四是国际油价暴跌令中东产油国出口收入大幅缩水。危机集中爆发后，全球商品价格迅速回落，与2008年最高点相比，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和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价格（WTI）最大下跌幅度分别为57.7%和76.7%。据国际能源署统计，2008年欧佩克成员国石油出口收入7850亿美元，比2008年8月时的预测少了近800亿美元。 二、全球经济失衡可能进一步改善 危机必然带来全球经济格局的变革和调整。危机以来，各国密集采取刺激经济、救助金融机构等措施，主动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全球经济失衡的进一步改善面临较多的推动因素。 一是发达国家高消费—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被迫进行较大调整。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以“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支持其经济增长，导致国内储蓄不足、消费高涨，进口需求旺盛，从而形成较大贸易逆差。危机的爆发打破了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经济发展结构。目前，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明显增加。美国失业率由2007年底的4.9%升至2009年一季度末的8.5%，为20多年来的最高值。法国、德国的失业率也升至8%以上。而股票市场的深度下挫使得发达经济体的国民财富大幅缩水。2008年下半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德国法兰克福DAX指数和日本日经225指数分别下跌23%、25%和34%，2009年一季度又分别进一步下跌了13%、15%和8%。受负财富效应的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明显下降，不得不改变原有的过度消费模式，增加储蓄。2008年10—12月，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月环比分别下降1.2%、0.7%和1.1%。美国家庭储蓄率从2005年7月的-2.7%大幅上升至2009年2月的4.2%。相应地，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大幅缩水，2008年11月后月逆差额迅速从此前的700亿美元以上降至500亿美元以下。超前负债消费拉动经济模式的被迫深度调整，将导致发达国家进口需求持续萎缩。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09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与GDP之比将降至3.25%（IMF，2009）。 二是新兴经济体加快调整经济增长模式。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顺差方，近年来新兴市场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红利，经济获得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四国”的出口占其GDP的比重分别为37.3%、35.2%、19.9%和15.1%。但这种模式严重依赖外部需求，事实上放大了源于发达经济体的危机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冲击。那些大宗商品出口国更因出口结构单一而深受油价大跌的打击。危机令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依赖出口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具有脆弱性，应更积极地调动内需。不少发展中国家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扩大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寻求内部经济发展新的平衡。例如，韩国计划从2009年开始的四年时间内投资50万亿韩圆（约合38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和环保建设项目；泰国增加约合86亿美元的预算，旨在用于提振农业、支持免费教育以及为老年公民建立特别基金等；印度先后推出三套经济刺激方案，振兴其长期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中东欧经济体相继出台经济刺激计划，扩大内需、提振企业信贷、增加社保支出等。上述政策措施的实施，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加快调整较为依赖外部需求的增长模式，推进其内外部经济的相互协调。 三是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能源等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将增强其产业和出口竞争优势。由于房地产业、金融业等受到严重受创，美国等发达国家意识到要使本国经济复苏乃至持续繁荣，必须扭转“产业空洞化”，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所谓“绿经济运动”，内容包括气候、农业、汽车、建筑、能源等多个领域。未来十年美国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1500亿美元，仅此一项就可创造500万个绿就业机会。到2012年，美国10%的电力将来源于可再生能源；到2025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25%。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2013年之前投资1050亿欧元支持欧盟地区的“绿经济”，全部用于环保项目及与之相关的就业项目，以保持在“绿技术”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美欧主要国家的上述战略性调整，有可能使发达国家继信息技术之后，加快形成以新能源产业技术为特征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这将巩固其技术创新优势，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并促进相应产品和服务的出口。 四是全球经济金融合作达到空前水平。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就促进世界经济尽快走出危机和衰退已经达成广泛共识，并共同采取财政刺激计划、集体降息、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等措施，使国际合作达到空前水平。例如，2009年4月初，二十国集团伦敦峰会同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提供支持，使其资金规模由现在的2500亿美元增加到7500亿美元；同意在未来两年内提供2500亿美元用于贸易融资；承诺保持贸易和投资开放，抑制保护主义等。这不仅有利于各国重新平衡国内经济，也有助于加强各国宏观政策协调，发挥国际金融机构在主要国家宏观经济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动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全球合作。 三、全球经济失衡短期内不可能根本解决 尽管近期全球经济失衡开始调整，并可能进一步改善，但全球经济失衡反映的是全球储蓄格局、产业分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等经济金融领域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短期内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 一是当前的全球储蓄格局将长期存在。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储蓄格局的客观反映（Bernanke，2005）。近年来，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储蓄率（国民总储蓄/GDP）不断上升。2001－2008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储蓄率从31.6%上升至47.8%；中东地区的储蓄率从24.2%升至44.3%。而发达经济体储蓄率始终徘徊在20%左右，2008年美国储蓄率仅为11.9%。上述格局是由各国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要素禀赋、文化传统、人口及家庭结构等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共同决定的，并未因危机而发生剧烈变动。欧美国家居民的高消费是其生活方式、信用环境等长期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发生根本调整，一旦条件许可将卷土重来。正如Cynamon和Fazzari（2009）指出的，由于惯性的存在，美国居民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所形成的消费标准，往往不会因经济下行而改变，反而会尽力维护原有的消费水平。发展中国家扩大内需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由于结构性等问题的存在，新兴经济体的消费难以迅速扩大。尽管已经出台诸多刺激内需的政策，今年一季度，香港、韩国、台湾的消费率同比仍分别下降5.5%、4.7%和1.4%。短期内新兴经济体的私人消费可能继续下滑，“富国消费、穷国储蓄”的局面将持续存在。 二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难以逆转。199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加快对外转移中低端制造业，而国内的金融服务、房地产等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并为其大量进口消费品和制成品而融资；亚洲等新兴经济体利用劳动力优势，承接制造业转移，成为全球中低端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国；中东等经济体大量出口石油等资源，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上述格局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产业根源和结构性原因。此次危机并没有改变发达经济体的产业和技术研发优势，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仍然存在。尽管一些跨国公司短期内将收缩其投资输出，但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不可能根本逆转（李扬，2009）。一旦情况好转，跨国投资仍将流向最有投资潜力的国家和地区。同时，新能源、新技术的发展需要较长过程，能否形成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并改变发达国家“产业空洞化”的局面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新技术发展本身也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如果有关国家盲目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酿成类似2001年前后美国互联网的科技泡沫，给全球经济金融造成新的冲击。 三是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依赖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绝大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体系不发达，储蓄—投资转换渠道不畅，资本配置效率不高，难以用本币借贷或在国际上发行以本币标价的金融工具。尽管也有新加坡、香港等新兴市场的区域或全球性金融中心，但其金融产品和市场容量等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和储备投资需求，且市场的流动性和多样性不及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因此，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必须依赖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的融资，并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这些市场。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金融因素。此次危机使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遭受重创，但其金融法律和制度、金融交易技术和基础设施等犹存，美元的高度流动性、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等均没有改变，在国际投资和融资领域的主导作用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被新兴市场的金融中心所替代。因此，美国虽是这场危机的策源地，但全球资本却在危机集中爆发后一古脑地涌向美国国债，导致国债收益率一路走低，甚至一度出现负利率（2008年12月9日，美国3个月国债收益率在交易时段一度跌至-0.02%—-0.01%。）。这恰恰说明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绝对地位并未因危机而动摇，甚至短期内还得到了强化。随着发达国家金融体系功能的逐步恢复，发展中国家的融资和投资活动将重新回流。 四是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短期内难以撼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发展中国家大量积累贸易盈余和美元外汇储备的重要动因，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内在货币根源。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在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中均占主导地位，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够取代。2007年底，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达63.9%。危机以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但中长期看，美国经济逐步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可能性比较大，综合实力不会有大的削弱，其经济和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中仍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美元地位甚至可能因为其他国家经济遭受更大打击而相对上升。例如，欧元区经济在此次危机中损失惨重，其内在结构性因素也难以支撑欧元挑战美元；英国、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与其GDP之比已分别高达387%和160%，英镑和日元无法取代美元。而且，在长期享受以本币开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融资以及铸币税等好处后，美国将倾向于保护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因此，美元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维持其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由于全球缺乏“最后贷款人”，从包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内的多次危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刻体会到，应自行准备充足的外汇储备，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的冲击。为此，发展中经济体将不得不继续努力增加出口和积累外汇储备。 四、简要结论 总的来看，全球经济失衡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各国发展将持续面临的客观因素。我国既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组成部分，也是缓解这一矛盾的重要推动力量。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Martin Wolf（2009）认为，像中国这样的顺差国推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有利于其自身外汇储备的安全。下一阶段，我国应牢牢把握国际产业分工调整的必然趋势，坚决贯彻中央关于科学发展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坚持扩大内需方针，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推动国民经济进一步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根据当前外需显著萎缩的形势，努力稳定出口，适度增加进口，避免国内经济因外部急剧调整而出现更大波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提高发言权，承担与国情、发展阶段及水平等相匹配的责任与义务，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失衡的有序调整。 参考文献: 巴里·Z.西纳蒙、斯蒂芬·M.法茨利，2009： “消费时代的家庭债务：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经济衰退的风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2。 李扬，2009， “审视全球经济失衡”，《财经》，2009-04-13，总第235期。 Barry, Eichengreen, 2006.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Asia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o. 4. Bernanke, Ben S., 2005,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Remarks at the Sandridge Lecture, Virginia Association of Economics. April 14. IMF, 2005. “Global Imbalances: A Saving and Investment Perspective.” World Economic Outlook. September, 2005. ——2009, “Global Imbalances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World Economic Outlook. April 2009. Wolf, Martin, 2009. “It is in Beijing’s Interests to Lend Geithner a Hand.”Financial Times. June 11. 金融危机爆发时间 Truman, Edwin M., 2005. “Postponing Global Adjustment: An Analysis of the Pending Adjustment of Global Imbalances.” IIE Working Paper Series. NUMBER WP 05-6.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作者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 （网络编辑：胡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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