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教堂
雷蒙德·卡佛著
潘国庆　译
    这个瞎子是我太太的一位老朋友，他正在路上，要到我家来做客。他的老婆已经去世，他是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他亡妻的亲戚；从那儿给我太太挂了个电话，预先约定，他准备乘五个小时的火车来这儿，我太太到车站去接他。十年前的一个夏天，在西雅图，我的太太曾在他那里工作过，后来他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可是她和瞎子始终保持联系。他们灌录了录音带，经常通信。他这次来访，我并不欢迎。我跟他素不相识，又是个瞎子，使我心烦。对于瞎子的概念，我是从电影上看来的。电影里，瞎子走路总是慢条斯理，并且从来不笑。有时，他们还要由一条狗领着走路。所以我从来不指望有什么瞎子上我家来。
    那年夏天，我妻子在西雅图，急于个工作做。当时，她身无分文。夏天过后准备和她结婚的那个男人还在军官训练学校读书，而且他也没有钱。不过，她很爱那个家伙，他也爱她，如此等等。有一天，她在报上读到一则广告：招聘助手——给盲人读书，还有电话号码。她打通
了电话，到瞎子家里去，当场就说定了。她跟这个瞎子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她给他念些材料，诸如案例研究、报道等等，还帮他整理在县里社会服务部的那个小办公室。从此，那个瞎子就和我太太成了好朋友。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那是她自己告诉我的，而且她还告诉我一些其他的事。她在他的办公室工作的最后一天，瞎子问她，他是否可以摸摸她的脸蛋。她表示同意。他用手指把她面孔、鼻子——甚至头颅——到处摸遍了。这件事，她是永远忘不了的。她甚至想写一首诗来描绘这件事。她一直想做诗的。每年，她总得写一二首诗，那总是发生了什么真正重大的事情。
     我们第一次一起出去时，她就把她那首诗给我看了。在诗里，她回忆他的手指抚摸她脸上的方式。在诗里，她还谈到她自己的感觉，当瞎子摸她鼻子和嘴唇时，她脑海掠过什么念头。我记得，当时我觉得这首诗并不怎么样。我当然没有对她说。也许是我对诗歌一窍不通。老实说，有时候我想随意点东西读读，也不会想到这首诗的。
    话得说回来，那第一个和她相爱的男人——未来的军官——却是她从小的恋人。所以，没事。那年夏末，她让瞎子摸了她的脸蛋之后，就与他告别，还是去嫁给她从小的……当时，他已经是个正式军官了。她从西雅图搬走了。不过她和那个瞎子仍然保持联系。他们之间的
第一次通话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晚上，她从亚拉巴马州的一个空军基地里打电话给他。她想跟他谈谈，这样他们就谈开了。他叫她寄盘录音带给他，谈谈她近来的生活。她照做了。她把录音带寄过去。在录音带上，她告诉瞎子她和丈夫在军营里的生活情况。她告诉瞎子说，她爱她的丈夫，但她不喜欢他们住的地方，更不喜欢他干的军事工业那一类工作。她告诉瞎子，她已经写完了一首诗，把他也写了进去。她还告诉他，她正在写一首诗，谈谈当一个空军军官妻子是什么味道。这首诗没有写完，她还在写。瞎子录了一盘磁带，寄给了她。她又录了一盘磁带。这样寄来寄去，还几年没有间断过。我妻子的那个军官丈夫驻扎的基地常常转移，她也接连从美国穆边空军基地、麦圭尔基地、麦康内尔基地，最后从萨克门托附近的特拉维斯基地寄了磁带给他。在特拉维斯，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感到孤寂，觉得她在这种到处流转的生活中和她的亲密的人们隔绝了。她觉得她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她走进房间，吞吃了药箱里所有的药片和胶丸，又喝了一瓶杜松子酒把药灌下去，然后，她走进了热气腾腾的浴室，昏厥了过去。
    但她没有死，只是得了一场重病，上吐下泻。她的军官——何必提他的名字呢？他是她童年时的恋人，还要说什么呢？——从外面回家来，发现她病倒在那儿，就叫了一辆救护车。她又马上把这些情况录在一盘磁带上，寄给了瞎子。好几年来，她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录在
磁带上，一刻不停地给他寄去。此外，她每年还写一首诗。我想这是她主要的消遣。在一盘磁带里，她对瞎子说，她决定跟她的军官分居一段时间。而在另一盘磁带里，她又告诉他她离婚了。于是我和她开始一同出去，当然她也告诉了她的瞎子。她有什么事都对瞎子说，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一次她问我，我是否愿意听听刚从瞎子那儿寄来的磁带。这是一年以前的事啦。她说，磁带上有我。于是，我说，好吧，我倒要听一听。我取来了酒，我们俩坐在起居间准备听了。她把磁带放进录音机，调了调几个开关，然后她按了一下启动键。磁带吱吱地响，有个人扯着大嗓门开始讲话。她减低音量。他无关紧要地扯了几分钟，我就听到在这个陌生人——素不相识的瞎子——嘴里提到我的名字。接着，我听到这句话：“从你讲的有关他的全部情况来看，我只能说——”这时，好像有人敲门，就把我们听的打断了。我们再也没有回头来再听这磁带。不过，那无所谓。反正想听的，我都听见了。
    现在，这个瞎子要到我的家里来过夜。
    “我也许可以带他去玩玩保龄球。”我对我的太太说。她正站在滴水板前切土豆片。听到我的话，就放下小刀，转过身来。
    “你要是爱我，”她说，“你可以替我招待他；要是你不爱我的话，那就算了。你要是有朋
友，不管什么朋友，只要来我家，我都会让他们过得舒舒服服的。”说完后，她用餐巾擦了擦手。
    “我可没有瞎子朋友。”我说。
    “你是什么朋友都没有的，”她说，“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她接着说，“天晓得，他的妻子刚死呢！难道你连这个都不懂得吗？他刚丧妻！”
    我没有理她。她又讲了一些瞎子老婆的情况。她的名字叫比尤拉。比尤拉！  这是一个黑女人的名字呀！
     “他的老婆是个黑人吗？”我问道。
    “你疯啦！”我的太太说道，“你到底是说气话还是怎么着？”她捡起一块土豆。我看见她把这块土豆使劲地扔到地板上，滚到炉子下面去了。“您怎么啦？”她说，“喝醉了吗？”
    “我不过问问。”我说。
    这时，我的太太把许多内情详详细细地告诉我。我实在不感兴趣。我喝一口酒，坐在厨房
里的桌子旁，听着她说，慢慢地把她说的零零碎碎的情况串在一起了。
     比尤拉是在我太太离开瞎子那个夏天去跟他工作的。很快比尤拉和瞎子就在教堂里结了婚。这场婚礼规模很小——本来谁回去参加这种婚礼呢？——只有他们两个，外加牧师和牧师太太。不过这到底还是名副其实的教堂婚礼啊！瞎子说，这是比尤拉的主意。可是，就在那时候，比尤拉肯定已经长了乳腺癌了。他们就这样难舍难分——用我太太的话，难舍难分——生活了八年后，比尤拉的健康开始迅速恶化。她是在西雅图一家医院里去世的。去世时，瞎子坐在她的病床边，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他们俩结了婚，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当然有性生活），最后他还得给她埋葬送终。他干了这些事，可那倒霉的女人长得什么样子，他却始终没有看见。这是叫我怎么也不懂的。听完我太太的话，我为瞎子隐约地感到有点难过。我募地想到那个女人的生活多么可怜，很觉得遗憾。想想看，一个女人从来不知道她自己在爱人的眼睛里是什么样，那是什么滋味！一个女人竟这样一天一天地生活下来，而从来没有听到她心爱的人儿说几句最最起码的赞美的话儿。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永远不能看到她的脸上表情——悲惨还是欢快。有的人爱好打扮，有的人喜欢保持天然本——这对他又有什么两样呢？他的老婆要打扮的话，也尽可以在眼睛周围涂上黛，在鼻子外面镶上别针，穿上黄的运动裤和紫的鞋子，不管穿什么都行。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让瞎
子抓住她的手，瞎眼里流下了热泪——这是我现在的想象——在她临死前最后一闪念大概是：他连她的模样如何都不知道，而她就这样匆匆地进入坟墓。她给罗伯特留下了一笔小数目的保险金和半块墨西哥二十比索的硬币。另外半块她带进棺材里去了。真惨哪。
    瞎子来访的那天，我的太太到火车站去接他。我没事可做，只好坐在那儿干等，心里直犯嘀咕。我喝着酒，看着电视。这时，我听见汽车开进车道。我手里拿着酒杯，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向外观看。
    我瞧见我的太太满面笑容，把汽车停下。我看见她从车里出来，关上车门，脸上还挂者一丝微笑，真叫人奇怪！她绕到车子另一边，瞎子正在从这边门里走出来。瞧这个瞎子的模样，——还有满脸的络腮胡子！这是瞎子的脸上的胡子！我说，真够呛。瞎子把手伸进后车座，拉出了一只手提箱。我的太太挽起他的胳膊，关上车门。她一路上说着话，领着瞎子走过车道，踏上台阶，走进门廊。我关掉电视机，喝完酒，涮了涮玻璃杯，擦干手，然后走去开门。
    我的太太说：“我介绍你见见罗伯特，罗伯特这是我的丈夫。他的事情，我都跟你谈过。”她笑容满面，扯着瞎子的大衣袖口。
    瞎子放下手提箱，伸手过来。
    我握住他的手。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会儿，就放开了。
    “我觉得你的面好熟，我们好像以前见过。”他大声地说道。
    “我也觉得这样。”我说。我不知道另外该说些什么。我接着说：“欢迎你来。我常听见我的太太提起你。”接着，我们三个人一起从廊门里走进了起居间。我的太太挽者他的胳膊，领着路，嘴里唠叨着：“向左边走，罗伯特。对啦！当心，那儿有一把椅子。到了。你就坐在这儿。这是沙发，两个星期前买的。”
    我开始谈了一些那只旧沙发的事。我十分喜欢那只旧沙发，不过没有说出口来。接着我随便谈了一点其他的事，谈了乘火车沿哈德逊河观看风景的经验。你到纽约去的时候，就应该坐在火车的右边：从纽约回来的时候，就要坐在左侧。男人塞进去是什么感觉
    “你旅途愉快吗？”我说，“顺便问一下，你在车上坐哪一边的？”
    “哪一边！问得真傻，”我的太太说，“坐在哪一边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追问道。
    “我不过问问吧。”我回答说。
    “我坐在右边，”瞎子说，“我差不多有四十年没乘火车了，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坐过一次火车。跟着大人坐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快要忘记我当时激动的心情了。现在我这把胡子已经留了一个冬天，”他说，“是人家对我说的。亲爱的，我看上去很神气吗？”他问我的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