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 不要急于去成为主流
2011年1月20日,电影《观音山》导演李玉、主演范冰冰和陈柏霖(从左至右)出席新闻发
布会。《观音山》曾获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范冰冰则凭借该片摘得影后桂冠。 (新华社记者 吉国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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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现在都在说奋斗,我觉得奋斗是一个尤其需要谨慎的词。在这种跟随大家的奋斗中,很多人都不到自己了”释永信和杨澜有染
新片《二次曝光》做后期的时候,负责配乐的英国同事跟导演李玉讲了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在街头跟人打了一架。事后,这位英国作曲家非常恐慌,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从17岁以后就再没跟人打过架。猝不及防发生的这起冲突,让他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我怎么有了暴力倾向?这一切从哪儿来的?是我的生活出了问题,还是我自己?很快,他到了心理医生,第一时间开始了自己的。
李玉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无独有偶,影片筹备期间发生的另一件事在李玉心头,却又是一番滋味。剧组同事联系拍摄所需的医院,碰巧遇到了自己的熟人。等在心理医生门外候诊区的朋友十分紧张,不停地解释,反复强调“我已经康复只是过来拿点药”。
李玉
导演,生于1973年,山东济南人。纪录片有《》《守望》等,电影有《苹果》《观音山》等,《观音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女主角。最新作品为《二次曝光》。
导演,生于1973年,山东济南人。纪录片有《》《守望》等,电影有《苹果》《观音山》等,《观音山》获得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最佳女主角。最新作品为《二次曝光》。
“其实包括我自己,也没有看心理医生的习惯。但在欧美,这非常平常。”东西方面对心理建设的不同态度,令李玉十分感慨。“大家也是在‘走饭’离开之后,才知道了她。大量的案例和现状,说明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怎么疏导。今天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如何成为比尔·盖茨,如何让自己从外部看起来没有缺憾。这就是为什么杜拉拉这样的故事会畅销,另一方面我们外在一个压力巨大的时代,身怀很深的挫败,却不知道如何面对自己。”
“拍《二次曝光》,就是想用一个极致的方式,探讨我们的心理问题。”李玉说。
海岩儿子90后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上一部电影《观音山》拍摄期间,李玉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一个女孩来到公安局自首,声泪俱下地详细讲述自己亲手杀死哥哥的全部经过。警察立即赶到案发现场。在嫌犯指认的作案现场,一切如常,并无异样。警方随后走访女孩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才发现:她根本没有哥哥,一切都是她的幻觉。重阳节对长辈的祝福语
进一步走访之后,警方得知:女孩从小失去父母,因为相貌漂亮,经常遭到异性骚扰。她内心一直特别希望有个哥哥,能够保护自己。于是,“哥哥”便在幻觉里产生,并且进入了她的日常生活。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哥哥不在了”。“为什么不在?因为我亲手杀死了他。”
“人的心理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领域,甚至是现代医学都只能有限深入的黑洞。”李玉说,“我大概是3年前看到这个报道,从那以后就一直难以忘记。”
出道至今,当代中国人的爱与痛一直是李玉持续不断讲述的电影主题。她把这个故事讲给了自己的制片人方励。听过之后,年长她近二十岁的方励与她分享了自己在1990年代刚开
始打拼时亲历的一些往事。那个时代是很多中国人挖第一桶金的起点,弄潮儿们来不及做多少准备活动,就一猛子扎进越来越汹涌的商品大潮,也埋下了一个民族心态悄然裂变的种子。《二次曝光》的故事就这样诞生了。
《二次曝光》剧照
“我们经常在朋友的倾诉中会听到他们说‘我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实际上就是自我的迷失。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迷失得非常厉害。从90年代起,我们就开始迷失。所以今天的90后,实际上是在偿还父辈欠下的债。”
在《二次曝光》之前,李玉写过这样一个故事:3个不被父母和学校接纳的90后每天都在一起,一次上网时发现列车脱轨是一件举国震惊的大事,甚至连最高领导人都会亲自批示过问。为了让周遭真正“重视”自己一次,3个孩子相约出走,租下一处房子,并且偷着开出女房东的车,密谋实施让列车翻车脱轨的计划。
3人租房的那位中年女房东在丈夫离开、儿子突然车祸去世之后孤身一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痛快一死从此解脱。意外听到孩子们的计划后,女房东死在了他们的车轮之下。她用自己的死,阻止了孩子们的行动。她留在家中的那封信,让3个泪流满面的孩子知道:原来我们已经脱轨很久了。
这个名为《脱轨》的故事在报送立项的时候,被主管部门毙。囿于审查尺度,李玉不得不对故事作了伤筋动骨的大幅修改,后来这部电影改名为《观音山》。
“我们老说要拍不一样的中国电影,在我心中,这就是不一样的中国电影。”李玉说,“尤其是现在,整个社会的底线还在降低,需要有人来扎一针。”
成长与创痛的基因
圣家族大教堂李玉的影像生涯始于电视台。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她在家乡山东济南的电视台到了一份外人眼里十分体面的工作:新闻中心主播。但对于从青春期就沉迷于摇滚和哲学经典、文学名著的文艺青年来说,这份刻板教条的工作既不浪漫,也无美感。“人活着很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但我在那里,差不多能看到自己80岁的样子……就这样播下去,然后做个小领导,副主任、主任,直到退休。”
一次打开电视,李玉看到一个片子,讲的是一位洗厕所的女环卫工人一天的工作。比起自己每天播报的那些大同小异的各级领导人活动,李玉觉得这个小片子“生动极了”。她记下了这个栏目和版块的名字:《东方时空》的《生活空间》。
那是1990年代中后期,也是中国电视纪录片佳作频出的黄金时代的尾声。到《东方时空》制片人陈虻的后,李玉鼓起勇气给他打了电话。“我们不是什么人都收,你先拍个寄过来看看吧。”陈虻答复她。
第一次拍摄就在挑战中茫然无措地开始了。李玉将镜头对准了济南的一个地方剧团。那一
年,全国都在学习一位名叫孔繁森的山东籍援藏干部,以他为名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团里也不例外。大小演员使出各种办法,就为了能够出演主角孔繁森。大势之下,一位丑角演员也不得不加入其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次机会,他就是李玉这个片子的主人公。
后来,这部名为《丑角》的纪录片,成为李玉职业生涯的第一部影像作品。虽然有各种硬伤,但凭借它,李玉如愿以偿,加盟了《东方时空》。辞职的时候,台里有位领导刚刚生了一场大病,每天上万元的高额医疗费全部出自公费。挽留李玉时,台长一直在念叨这件事:你看你现在,有什么事我们都会管。去了北京,就是死了都没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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