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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廉政题材电影（以下简称廉政片）是以展现廉政公署执法、揭露贪污腐败犯罪为主要内容的影片类型。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是廉政片标志性的起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迄今该题材电影累计约有十几部，且类型特征别具一格，美学、文化价值丰富独特。令人遗憾的是，与此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却较为稀少。直至2019年《反贪风暴4》以7.8亿元的高票房问鼎清明节档期，廉政片才逐渐获得业界与学界更多的关注。廉政片对香港电影的题材开发、类型拓展、美学表达、文化建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有详加探究的必要。
一、廉政题材电影发展脉络
香港廉政片的涌现，离不开香港法治的变革、电影生态的孕育和电影人的自觉投入。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是界定廉政片开端的重要时间点。香港法治痼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集中爆发，社会贪腐日盛，犯罪横行，秩序混乱。为了整治贪腐沉疴，港英政府于1974年成立廉政公署，整肃政府的贪污腐败。该机构在殖民时期直接由香港总督负责，具有高度独立的执法监督权。经过廉政公署高效执法与监督，香港法治败坏的局面迅速得以扭转。廉政公署开启了香港现代法治的序幕，是政府清正廉洁、社会秩序井然的主推手。时至今日，香港法治水平位居亚洲前列，闻名于世。“法律至上，崇尚法治”等现代理念深入人心，已然成
为香港社会核心价值观。鉴于廉政公署深刻的社会影响力，香港电影频频将其作为取材对象，因此发展了廉
政题材电影。
1975年，吴思远根据廉政公署执法所引起的社会反贪浪潮，创作了首部以廉政公署为叙事主体的电影——《廉政风暴》。这部包含新闻纪录元素的社会写实片引起社会巨大反响。然而，后续廉政片被淹没在1980年代香港电影商业娱乐狂潮中，销声匿迹。
直至1990年代初，廉政片又悄然兴起。它以香港贪污腐败的警察高层吕乐、蓝刚、韩森、颜雄、葛柏和与警察勾结的黑帮大亨吴锡豪为人物原型，通过人物传记片的样式呈现。代表作品有《五亿探长雷洛传之雷老虎》《五亿探长雷洛传之父子情仇》（刘国昌，1991）、《跛豪》（潘文杰，1991）以及《四大探长》（林德禄，1992）。随着香港“97”回归的临近，廉政片也成为了港人抒发身份焦虑的载体。如《热线追击》（李惠民，1995）等影片通过对类型片的解构、反英雄式的人物塑造、黑影像美学等方式表达的身份困境。尔后，受好莱坞电影席卷香港电影市场和金融风暴的双重创击，香港廉政片创作再次陷入低潮。
2003年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协定，香港电影逐步走出低谷，廉政电影才再次冒起，但产量稀疏。该阶段的作品有《黑社会档案之黑金帝国》（称雄，1999）、《金钱帝国》（王晶，2009）。2014年是廉
政片的转折点，其实现了系列电影创作、港陆合拍、票房增长、类型风格创新的多重突破。如近年来，林德禄、王晶分别创作了《反贪风暴》《追龙》系列电影。系列电影的出现说明廉政片具有可持续开发的商业价值。这些系列电影因内地资本和市场的加持，扩大了制作规模，同时获得良好的票房收益。《反贪风暴》系列电影的票
【作者简介】 黄瑞璐，女，广西百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电影学博士生，主要从事电影史研究。
黄瑞璐
香港廉政题材电影的类型特征、美学形态与文化意蕴
HOT TOPIC专题·香港
廉政电影研究房平均以2倍的速度增长。[1]其中，《反贪风暴4》以7.8
亿的内地票房刷新该类影片的历史记录。2017年王晶
的《追龙》与其早期作品《金钱帝国》一脉相承，同样
为历史怀旧片模式，最终获得近5.7亿的票房。
香港廉政片的创作成果同样离不开吴思远、刘
国昌、林德禄、王晶、麦兆辉等电影人的推动。吴思
远对香港廉政片具有开启性意义。他曾言：“当时香
港没有这样的片子。我看过外国片子《Z》(又名《大
风暴》)，就觉得人家有这样的社会题材片，我们为什
么没有？”[2]他奠定了该题材电影的取材方式、叙事
元素和社会价值。他评价道：“香港电影里以后才有
警察贪污、黑社会，都是由我带起的。我自己对香港
电影的贡献并不是我的拍戏拍得多，而是带动了题
材的多元。”[3]林德禄与韩家杰曾经就职于香港廉政
公署，他们凭借自身职业经历优势，乐此不疲地参与
廉政片的创作。其中，林德禄是创作廉政片数量最
多的导演，他细化了对廉政公署执法流程呈现，提升
了廉政片的专业气质。韩家杰在《寒战》中本出演
廉政公署调查处长，表演真实精湛，并凭该角荣获
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奖。此外，一直在其
他类型片打拼的导演，如王晶、麦兆辉，也跨越题材
涉足廉政片创作，并将原先擅长的风格、元素移植到
廉政电影之中。如麦兆辉将悬疑风格带入到《廉政风
云》（2019），王晶将惊险风格和性、暴力元素加入到
《金钱帝国》《追龙》中，推动廉政片风格的多元化
发展。
二、类型特征
廉政片创作之初，并非是以类型片的模式进行构
建。滥觞之作《廉政风暴》插入报道现实贪污案件的
新闻片段以增强写实感。导演吴思远未选择当时香港
流行的大制片厂造景拍摄的方法，而是将摄影机扛到
香港街头进行实景拍摄，并放弃明星策略，采用新人
及非职业演员。然而，商业与娱乐是贯穿香港电影的
主流，类型片则成为香港建构电影工业、开发电影市
场最佳的路径，后续廉政片还是主要遵照类型片原则
展开创作。
（一）叙事模式
廉政片是犯罪片衍生出的子类型，作为后起之秀
与香港经典的警匪片、黑帮片交叉互渗。对廉政片类
型特征的探究，需要以犯罪片、警匪片、黑帮片作为参
照系才能精准定位。犯罪片的母题为犯罪者与执法者
之争、无政府主义与社会合法秩序的博弈。廉政片遵
循了犯罪片二元对立的主题架构，同样包含了“正与
邪”“合法与非法”清晰的对立关系。具体而言，廉政
片以廉政公署与贪污罪犯的斗争为叙事主线贯穿全
篇；同时，严格按照好莱坞电影“三幕式”（开端、发
展、结局）结构叙事，即“犯罪发生”“廉政公署介入
调查”“贪污腐败分子落网”的叙事序列展开；最终以
廉政公署战胜贪污腐败分子的封闭式结构结尾，以满
足观众“法治正确”的期待视野。
同时，大部分廉政片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点，
以扩展创作者叙述的自由空间，但部分廉政题材人物
传记片则略有不同。如《雷洛传》系列、《跛豪》《追
龙》等作品以第一人称视角切入，以年老的“我”或者
锒铛入狱的“我”作为叙事主体，逆向回溯自身的传奇
犯罪经历，形成“先结果后过程”的倒叙逻辑。但这也
仅是此类作品的建置设置，中后段叙事依旧按照线性
逻辑展开。这说明廉政片的叙事方式较为保守，难以
突破类型片传统的叙事框架。
此外，虽然廉政片依循类型片一般性的叙事法
则，然而“每一种类型都有它自足的世界，其中某种
规律和一种特殊的‘现实感’是适用的”[4]。廉政片的
独特性一方面来源于题材挖掘。题材是生成故事的土
壤，综观香港廉政片，其题材来源主要分为三种：（1）
聚焦19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前后的法治风貌，展现廉
政公署草创时期的执法历程。（2）以香港历史实存的
腐败政界高层和破坏香港廉政的黑帮大亨为主角，揭
露他们贪污腐败罪行的贪腐枭雄人物传记片。（3）虚
构单一的贪污贿赂、经济犯罪案件，表现当代廉政公
署执法的影片。
类型片的叙事魅力在于全片持续性地吸引受众
的注意力，而它的吸引力来源于戏剧性的故事。这三
类影片的共性在于通过对比手法将颇具现实性的题
材制造出强烈的戏剧冲突。然而三者的叙事侧重点各
有不同。第一种侧重历史叙述，如《廉政风暴》《廉政
第一击》《金钱帝国》都回归到20世纪70年代香港法
治变革的初端，展现廉政公署成立前后香港法治由坏
变好、秩序由乱转稳的演变历程。第二种注重塑造人
物，历时性书写贪腐黑帮大亨的传奇成长史诗。如《雷
洛传》系列、《跛豪》《四大探长》《追龙》与黑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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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交集，被植入了黑帮片的“奇情恩仇”“情义江湖”等叙事母题，并在人物原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虚构、加工，烘托出人物之“奇”。它的戏剧性在于着重展现人物性质的演变，即人物形象由善变恶，立场由白变黑，身份由“小人物”变成“大人物”。虽然这类廉政片看似是一种对贪污犯罪的浪漫美化，但确切而言这仅仅是类型片操作过程人物价值观暂时性的暧昧偏移。最终它通过贪腐枭雄被廉政公署制裁的结局回归到的正确价值观正轨中。第三种没有前两者漫长的时空跨度，如《反贪风暴》系列、《廉政风云》在时间紧迫与案件复杂的矛盾中以及接二连三的悬念里营造叙事的紧迫感，催化戏剧张力。
（二）人物形象塑造
在人物塑造方面，廉政片可以在与警匪片的比较中凸显独特的类型特征。在香港法制组织体系之中，廉政公署与香港警队职能最为接近，都具有执法权，在案件跟踪、调查、抓捕、审问等行动力方面具有高度叠合性。同时，廉政公署与香港警队颇有渊源，廉政公署成立之初的职员部分来源于香港警察的分流。而两者最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人物职能范畴的大小。在香港警匪片中，警察涉及的案件包罗万象，这基于现实香港警察的职能的多样化和宽泛化，上到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下到帮助民众处理日常困难。相比之下，廉政公署涉及的案件范围较小，集中于调查政府内部或者私营公司的贪污受贿案件，主攻政治、经济高层的经济、金融犯罪。因而在电影中，廉政公署职员缺乏如警察一
般的高强度的身体对抗能力，倾向于展现智识层面的超的智力、逻辑思辨能力。其次，廉政片与警匪片的差异还体现在人物的集体性与意识形态属性强弱上。香港警匪片多塑造个体警察形象，展现个人英雄主义式执法神话。个体警察形象与集体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距离。而廉政片侧重塑造廉政公署的集体性，着意展现执法体各司其职、精诚合作的协同办案模式。相比之下，廉政公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属性被凸现出来，它更能代表社会体意志。此外，在人物造型上，警匪片中多为便衣警察，而廉政公署调职员多呈现为西装革履精英形象。在人物空间中，警匪片中的穷街陋巷与廉政片中的整洁、气势磅礴的写字楼、政府大楼等现代楼宇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外在视觉因素亦是营造两类影片迥异气质的重要条件。
三、商业美学形态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香港基本确立本土文化的
主体性地位。大众性、商业化、消费性、娱乐性开始成
为香港本土文化的典型症候。在此背景下降生的廉政
片也倾向于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大众文化逻辑进行创
作。其主要定位为追求商业利益的文化商品，因此广
泛迎合受众的审美趣味。虽然首部廉政片属于社会写
实片，但是在香港强大的娱乐化电影生态浸染下，廉
政片迅速被收编在商业美学的体系之中。
（一）明晰的价值取向与“性、星、腥”策略
“商业/产业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审美体验或
美感现象，不仅取决于消费者自己的认识，也受到经
营者的有意识的诱导。”[5]廉政片创作者有意识地制
造大众化的审美接受语境，顾及受众审美感知的平均
水平，通过输出明晰的价值观和感官吸引力营造商业
看点。
首先，大部分廉政片的价值取向泾渭分明，廉政
公署的清正廉洁、正义性被一以贯之。廉政片在类型
片二元对立的价值立场中直白地传输影片主旨，避免
了观众因为暧昧多义的价值观而增加观影时深入思考
的负担。
其次，香港具有通俗文化的土壤，孕育出草根
化、市侩化的电影美学传统。廉政片采用“性、星、
腥”策略制造极致的感官体验。性在廉政片的故事里
成为一种权交易商品，同时在影片之外也是电影营
销吸引大众眼球的卖点。情交易常为廉政片表现的
犯罪内容，如《热血追击》廉政公署高层陷入桃情
网；《黑社会档案之黑金帝国》中黑帮头目大尺度的性
虐场面；《反贪风暴1》中的贪污高层的成为
其落网的关键证据；《金钱帝国》特写镜头凝视女性
性感身体。这些性元素在影片中承担了视觉刺激、欲
望展现、叙事推动等功能，“近乎赤裸裸地迎合观众
并不光彩的低俗欲望，不深沉，不做作，所以充满了过
火和癫狂的粗俗活力”[6]。
同时，明星策略的娴熟运用增强了影片市场号召
力。综观香港廉政片，绝大部分都采用知名度高、受众
面广的明星担任主角，刘德华、郭富城、吕良伟、古天
乐、郑嘉颖、甄子丹、梁家辉、张家辉、刘青云等在廉
政片中都担任过重要角。一方面，明星阵容与类型
片的融合可以发挥更大的商业价值，成为票房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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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电影研究《反贪风暴4》尤为典型，它的票房远胜于同期上映的
无本土明星效应的《调音师》和即便有明星阵容但却
是文艺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另一方面，明星策
略的使用背后暗含着影片、明星与观众之间的审美契
约。这在影前进行市场预判时，提升他们对明星及其
所演绎的角、影片类型的信任度。如刘德华、郭富
城、刘青云、张家辉、古天乐等原先在警匪片的出演
绎给观众留下的深刻印象。审美经验的复制性在大众
文化中生效。当他们继续在与警匪片相近的廉政片中
担任重要角时，观众自动将在警匪片中对明星的审
美印象传递到廉政片中，进而选择走入影院观看。明
星凝聚着观众审美记忆，制造一种受众审美选择的信
任感和安全感。这种受众对明星的审美惯性是新人所
不具备的优势。
（二）对位的美学风格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廉政片中含有美学对位的鲜
明特质，即相对立的美学风格融于一体。廉政片内部
包含了纪实性与传奇性、感官刺激与克制理性两组对
位美学结构。
首先，一般而言类型片的故事往往区别于平淡的
日常经验，浪漫传奇的故事为观众打造暂时逃离平凡
生活的梦。但是廉政片却有纪实因子作为基础，诸多
影片由真实的人物、真实历史、社会事件改编，具有现
实互动性。例如，《廉政风暴》加入真实的新闻报道片
段，《黑社会档案之黑金帝国》涉及了1999年“香港西
铁线发展计划”，《反贪风暴1》取材于香港岛重大贪
污事件，《反贪风暴2》慈善机构贪污案对应内地“郭
美美炫富事件”。而《雷洛传》系列、《跛豪》《四大探
长》《金钱帝国》《追龙》都以香港的吕乐、韩森、蓝
刚、颜雄、葛柏、吴锡豪现实人物为创作原型。廉政片
对现实社会的观照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虚构故事与真
实逻辑的贴合，社会因素的加入修补了商业美学价值
的过于扁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廉政片对现实素材
进行大刀阔斧地加工、改造，进而诉诸一种传奇化的
效果，其中贪腐枭雄人物传记片尤为突出。原型人物
本身就具有跌宕起伏、超乎常态的人生轨迹，加上被
香港媒介反复言说更具传奇彩。具体操作上，该类
影片将贪腐枭雄的人生起落、社会身份的巨变，以及
江湖情义、爱情、亲情、友情冶于一炉，打造浪漫而残
酷的故事样态，与受众普通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
以戏剧性震惊观众视野。总之，香港廉政片取材的纪
实性、社会性与叙述的传奇性、戏剧性相互融合，彰显
浪漫包裹现实的美学形态。
其次，香港廉政片还存在极致感官刺激与克制理
性两种对立的美学表达路径。这主要通过身体美学进
行演绎，分别对应“狂欢的身体”和“克制的身体”表
演方式。“狂欢的身体”即通过展示身体极限来传达
视觉奇观，在廉政片中主要指暴力的极致展现。《反
贪风暴》系列等影片为了塑造廉政公署人员的高超执
法能力，它借鉴了警匪片中警察形象的塑造模式，增加
众多动作场面，以快速剪辑、多变的镜头角度展现廉
政公署执法者追捕嫌疑犯时追逐、打斗、战、飙车
等合法性暴力，在快节奏的镜头语言中施展灵活、多
变的身体动态，制造飒爽、惊险、刺激的视听体验。再
如，《雷洛传》系列、《跛豪》《金钱帝国》《追龙》等
影片，在建置情节都会设置身体困境：弱小的主人公
陷入濒临死亡的险境，然而他们凭借异于常人的身体
素质和爆发的暴力以一敌多完成自我救赎，这种身体
奇迹暗含一种英雄不死的神话，成为定义人物传奇性
的关键。而随着剧情的推进，为了展现贪污贿赂枭雄
由“小人物”成长为“大人物”，身体暴力由最初的被
动防御转向主动破坏，通过暴力的高频次、高强度来
凸显人物的在金钱侵蚀之下丧失人性的兽性欲望。强
悍的身体强化了暴力征伐改变命运的逻辑理念，凸显
犯罪者的“狠”“戾”“猛”“勇”等反面特质。
这些暴力美学依靠香港的“三镜头炫技”剪辑法
进行修饰，由此增强暴力的力度、破坏性，精确传达受
虐痛感。该法则第一镜头为全景或中景镜头表现施暴
者出击，第二个为反映镜头，表现被施暴者遭受暴力
的结果，第三个镜头为特写镜头，聚焦被施暴者的痛
苦、狰狞的面部或者飞溅的血液、残缺的身体部位。这
凌厉的三镜头法“经济实惠”，它既能干脆利落地呈
现动作完整过程，又能多视角展现身体动态，凸显暴
力的速度、力度和美感。尤其对血迹、伤口、狰狞面部
的特写镜头放大了暴力的血腥与痛感。拉康曾经探讨
过快感与痛感的关系：“快感的定义在于，它不同于快
乐，而毋庸说是包含了痛苦的快乐。”[7]暴力属于人本
能的原始欲望，观众在观看暴力影像时其实享受了感
官愉悦，因为可以进行精神越轨，安全地体验原始欲
望的宣泄。绚烂多变的蒙太奇让廉政片的痛感转化成
观众欲望释放的快感。
狂欢的身体、感官刺激的对立面为克制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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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逻辑思辨。香港廉政片的另一个美学风格为后者。例如《廉政风云》没有戏剧化的身体演绎，更多
是展现廉政公署与犯罪者之间的智斗，着重表现廉政公署人员依靠逻辑推理搜集线索、调查分析案情，最终揭开谜团。对此，影片增加了审问、庭审桥段，突出对立双方语言、智商、心理层面的博弈。身体的克制、理性的张扬，需要观众更多的思考空间，因而赋予了影片严肃、思辨的风格。总之，香港廉政片美学风格多元，依靠狂欢的身体制造感官刺激，焕发惊险风格，而隐匿身体暴力、智力理性的博弈则增强了廉政片的悬疑风格。
四、文化主体性建构
香港法治领先亚洲，享誉世界。廉政作为法治的要义，是体现文化独特性和确立本土价值的筹码。香港廉政片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是香港集体意识、社会心理的“感性显现”。身份认同始终是萦绕香港的核心政治文化问题。廉政片与身份认同具有耦合、联动关系。廉政公署是港英殖民文化的产物，同时在香港回归后继续留存，因而它涉及到香港在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体认关系。斯图尔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由文化建构出来，而非自然生成。70年代香港本土文化基本定型，其“形成了一种本土主义的身份认同——一种认同资本主义‘香港生活方式’、认同港式消费文化、以香港为家的身份认同”[8]。香港的文化主体性建构融于廉政电影之中。廉政片积极言说法治精神尝试在中西文化版图中寻一条自证本土文化的道路。
（一）怀旧情结：文化身份的寻根探源
身份认同是对主体的叩问，即需要回答“我是谁”的哲学命题。“我从哪里来”以及“我向哪里去”又是该问题
的基础与延伸。廉政片中的“怀旧情结”与“超地区想象”分别回应这两个问题。
具有时间向度的历史记忆指向对身份的寻根探源。约半数的香港廉政片属于“怀旧”电影，通过历史叙述在影像中寻那段失落的民族记忆与人文情怀，追寻香港的身份、地位，以及挖掘支撑香港生存下去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根基。“历史在电影文本中是一种‘赋予的形式’的过程，指的是以历史为背景设定某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文化氛围，将故事的发展设置在最可信的历史背景中。”[9]《雷洛传》系列、《四大探长》《跛豪》《金钱帝国》《追龙》都属于历史性的影
像书写，无一例外将故事背景放置在20世纪70年代香
港社会，回溯了廉政公署成立前后的香港法治的演变
历程。这段历史对香港而言意义非凡，它是香港走向
现代法治的开端，也是香港腾飞起兴的峥嵘岁月。通
过这种怀旧方式，香港得知自己过去是谁，进而才能
明确当下及未来的身份走向。同时，怀旧的廉政片给
予香港一种身份的安全感，填补了香港因为历史感严
重缺失而产生的身份失落。此外，这些怀旧廉政片中，
枭雄的传奇经历与香港的跌宕历史形成互文，枭雄的
崛起成为香港城市的人格化象征。例如，枭雄在夹缝
中成长与香港夹杂在中西之间的境遇相互映射；从备
受欺凌的小人物到叱咤风云的枭雄的身份转变隐喻着
香港对身份蜕变的执着追寻；而枭雄在乱世中筚路蓝
缕、开疆辟土、追逐“金钱帝国梦”也与香港经济腾飞
和港人拼搏务实的精神相呼应。总之，怀旧是借古喻
今的话语修辞，香港廉政片对香港辉煌的历史记忆的
眷恋抚慰了当下香港文化主体性式微的焦虑。
（二）精英主义视野、跨地区想象诠释香港精神
香港廉政片并未仅仅沉湎于怀旧带来的短暂性
身份补偿，也积极探究“我是谁”“我向哪儿去”的命
题。文化主体性建构需要某种实力的支撑，既能引起
港人的集体共鸣，又必须是引以为傲的超越其他国家
（地区）的文化优势。法治作为一种现代文明，成为香
港言说本土文化自信的栖息地。
精英是香港社会的主导力量，是影响香港法治、
民主的高端人。香港廉政片中的执法者、犯罪者多
为精英阶层，如位高权重的政府高层或经济领域的风
云人物。在廉政片中，无论精英阶层权力大小，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廉政片的主题格局比警匪片更为广
阔，它将个人层面的法律实践上升到了集体意志、城
市意识形态的高度。与此同时，廉政公署的形象也通
过影像语言编织意识形态符码获得建构。例如《反贪
风暴》系列、《廉政风云》通过快速、多屏剪辑展现廉
政公署职员雷厉风行的职业素养以及团结协作的现
代科学办案方式。廉政公署职员身着整齐制服、迈着
矫健步伐出场，影片配以仰拍镜头和激昂的音乐烘托
其形象之伟岸，这是一种英雄主义式的速写。这些镜
像旨在表现精英执法者的专业性、现代性、先进性、
崇高性。值得一提的是，与香港其他类型片相比，廉
政片意识形态宣教功能更为直白鲜明。例如，《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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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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