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内容：讲述明朝初期，宰相制度被废及内阁制度兴起的历程。
内阁背景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帝处理政务和生活起居的地方，它是最高权力的中心，皇帝的诏旨从这里发出，通达全国。在明朝，诏旨的起草大多数不是在故宫的太和殿，而是在它旁边的一个幽静之所——文渊阁。
文渊阁既是国家藏书之所，更是内阁学士议政的政本之地。明朝末年，内阁大学士黄景昉在《馆阁旧事》中写道：文渊阁为禁中深严之地，门榜圣旨，闲杂莫敢窥者，跟随班从至阁门止，惟一二书写仆得从入，各给牌为验。正是在文渊阁这个戒备森严的中枢禁地萌发了明朝重要的政治制度——内阁制度。
宰相制度
宰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在唐朝，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之间的君臣和谐被后世称为美谈，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也采用宰相制度，他仿照元朝旧制立中书省，并先后任命了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等人为中书省丞相，中书省丞相是位高权重的正一品高官，总揽天下政务。
宰相的存在能帮助皇帝处理日常事务，使皇帝能分出精力运筹内政外交的重大方针问题。但是，朱元璋意识到宰相作为百官的首领权力太大，如果任用不当，会对皇权造成巨大的威胁。
宰相制在明朝初年持续了12年，按照朱元璋的设计，中央主要设置了三个机构，即中书省、御史台和大都督府，分别掌管行政、监察与军事。御史台最初设立时由汤和担任御史大夫，而主要负责御史台工作的则是御史中丞刘基。
然而，即便是为明太祖立下赫赫功绩的开国功臣刘基也不能限制中书省的权力，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人事的原因。
御史台的权力虽然没有中书省那么大，但是它和中书省是互相制约的，因为它可以监督中书省的行动，监督中书省的所有的官员，包括朝廷的所有官员都在它的监督之下，因此刘基在当时起了非常重要的平衡中书省的权力的作用。
废除宰相制度
起因
中书省权力过大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他借着中书省左丞相李善长生病的机会顺势卸去了他的宰相职位，改命汪广洋、胡惟庸资历稍轻的人出任中书省丞相。
从公元1376年起，朱元璋开始对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的格局进行调整，他裁革了中书省的平章政事与参知政事，只留左右丞相与左右丞，同时又撤销了总管地方政府的行中书省，将其权利一分为三，即分别主管行政、监察与军事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这其实已经预示着中央层面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进行，性格狐疑的朱元璋尤其担心自己受官员们蒙蔽。为了保证下情的上达，朱元璋在洪武十年设置通政使司，命令凡在外官员向皇帝奏事，皆经由通政使司传上。
经过
但是此时，宰相的权力却在极速地扩张。胡惟庸自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至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负责中书省事务达八年之久，权力极度膨胀，掌握着生杀大权。像刘基那样曾经得罪胡惟庸的高级官员也难免遭胡惟庸的毒手。刘基受诏回到南京，因为生病，朱元璋派胡惟庸带御医去刘基家，没想到胡惟庸就利用这次机会用毒死了刘基。
胡惟庸还刻意结纳一些有罪而遭惩罚的勋臣，密相往来、贪赃枉法。公元1380年正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转眼间成为阶下囚，随即被处死，一同被处死的还有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这一案件直接引发了明朝制度的巨大变革。
开国皇帝朱元璋顺势废除中书省及中书省丞相，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推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宰相的名称可以被废除，但国家行政中枢的职能不能也不可能废除，于是新的制度正在酝酿。
结果
旧的宰相制度废除后，皇帝的专权达到了极限。朱元璋也铁了心不再任命宰相，他甚至下发这样的圣旨：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现在所有的决策权集中于皇帝，皇帝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然而新的制度还未建立，庞大帝国的正常运转出现了麻烦，朱元璋处理政事的难度成倍地增加。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的奏疏共有1660道，涉及的事情达到3391件，平均计算，朱元璋每天要阅读207份奏章，处理423桩政事，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要处理的政事还在急速地增加，即便是勤政无比的朱元璋也感到了困难。
四辅官制
摆在朱元璋面前的难题令他试图设立一种稳固皇权的新制度，既能很好地控制朝政，又能高效地处理政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朱元璋开始设置四辅官。他从民间征召了几位老儒，让他们每月按旬轮值，辅导自己行政。四辅官地位很高，是正三品高官，然而，朱元璋没有给他们多少权力，因为他们只是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老儒，秉性醇厚，没做过什么官，在朝中也没有势力，这些都让朱元璋非常放心。可是两年后，四辅官因为没能发挥作用，被朱元璋废除。
内阁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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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时期
四辅官的实验失败使朱元璋意识到好的辅臣还需要从新的途径选拔，他不仅鼓励各地推荐人才，而且迅速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从全国选拔人才，并让翰林院儒臣承担顾问职能。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殿阁大学士，从翰林院中选择儒臣为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咨询。朱元璋时期的殿阁大学士对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他们只是随时等候皇帝的咨询，而并没有权力去阅读诸司的章奏，然而，从翰林院儒臣中遴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为后来内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形制上的基础。
明成祖时期
朱元璋临终前将皇位传给了皇孙朱允炆，而他的四儿子朱棣并不乐意，朱棣被朱元璋封为燕王，手握重兵，对北平一带的军队有很强的影响力。他以清君侧的名义起兵，最终率大军攻下南京，夺取皇位。就在朱棣骑马进入南京时，一名
文官突然挡住了他的去路，朱棣正要发怒，那位文官却提醒说：殿下准备先谒陵，还是准备先即位？朱棣一愣，马上醒悟，他立即调转马头，先去拜谒孝陵。孝陵坐落于现在南京市钟山南麓玩珠峰下，是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合葬的陵墓。
朱棣像父亲朱元璋一样勤政，将朝政大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宰相制度同样被他摈弃，但朱元璋选殿阁大学士以备皇帝顾问的做法在他统治时期却以内阁的形式继承了。
朱棣即位不到一月，即命解缙、黄淮、胡广、杨士奇、金幼孜、胡俨和杨荣等七人入翰林院，并直文渊阁预机务，其中杨荣就是那位提醒朱棣谒陵的文官，他成为第一批内阁学士中的重要成员，后来一直很受朱棣器重。
内阁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为皇帝起草诏令，一是与皇帝商议机务，他们成为皇帝最核心的智囊团，在朝政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随时要接受皇帝的咨询。第一批内阁学士中，最有名的当属解缙与杨士奇，但他们最终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
解缙
解缙博学多才，是明初一位诗、文、书法皆精绝的奇才。因为起草《登基诏》称旨，解缙从此受到明成祖的信任，入职文渊阁，成了朱棣的首席顾问。解缙还奉朱棣之命参与重修《太祖实录》，又负责编纂《文献大成》，即后来的《永乐大典》。如今解缙手扶这两部书的雕像，默然屹立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的中心公园。
然而，因为卷入太子与汉王之间的嫡位之争，解缙被谪到广西，不久又谪往交阯，公元1410年，他从交
阯回南京，晋见了正在南京监国的太子朱高炽，被人指为私谒太子，投入锦衣卫大牢，几年后被埋于雪中，活活冻死。
解缙墓地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搬迁，如今位于江西省吉水县城，解缙的后人也经历了被流放的悲惨命运。
杨士奇
在距离江西省吉水县100多公里的泰和县是明代的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的墓地。杨士奇的命运比解缙要好得多，杨士奇在朱棣面前举止恭谨、应对得体，深为朱棣信任。
朱棣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特命杨士奇出任东宫属官，辅佐太子。公元
1409年，朱棣巡狩北京，命杨士奇等人辅佐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当时朱棣十分警惕藩王们的举动。有一次，远在北京的朱棣写信给朱高炽说，周王心不可测，你应该加意防慎，这道敕书你可以给蹇义、金忠、黄淮、杨士奇四人看，不要再泄露给其他人。如此绝密的敕书除了给吏部尚书蹇义、兵部尚书金忠看之外，还可以给两位内阁学士黄淮、杨士奇看，反映了内阁学士确确实实在参预机务。
朱棣基本将明代的内阁制度完备了，因为他整合了他以前两代辅政的这种资源，基本完备了内阁制度。
明仁宗时期
公元1424年夏，朱棣北征途中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在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等人的拥护下，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此时杨士奇与朱高炽之间已经有了二十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关系非同寻常。
朱高炽即位后，擢升杨士奇为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不久又提升为兵部尚书；杨荣在朱棣逝世时因为支持朱高炽即位，也得到了回报，进工部尚书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进礼部尚书。朱高炽还赐给吏部尚书蹇义、内阁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四人各一枚银章，上刻绳愆纠缪字样，在直接向皇帝上密奏时使用。
内阁大学士兼尚书衔使得内阁大学士的地位得到了提高，这是阁权逐渐重于部权的开端。明仁宗朱高炽统治时期，杨士奇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仁宗授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为少傅，秩从一品，不幸的是仁宗即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但仁宗之死并不妨碍内阁实际权力的增长。
文渊阁
位于北京故宫东南部的文渊阁简洁素雅，早期主要用于藏书、编书，除《永乐大典》贮藏于文楼外，其它书籍均于英宗正统六年（公元1441年）正式入藏文渊阁。当时主持清点编目的杨士奇曾将各书逐一打点清理，编置字号，收藏于书橱中，并据以编成《文渊阁书目》。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随着明朝政
治的发展，文渊阁成了秘阁禁地。
记载上说，文渊阁一共有十间，西五间中间挂文渊阁匾，但它并没有挂内阁匾。它之所以称为内阁，是因为地在宫禁，而且又经常随侍皇帝左右，所以称为内阁。
内阁职权
公元1435年，朱瞻基去世，太子朱祁镇年仅九岁，朱祁镇即位后，廷臣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太后遵守后妃不预政事的祖宗家法，不愿意垂帘听政，命凡事交内阁议决进呈，然后施行。内阁三杨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者，而票拟也逐渐成为内阁的专职。票拟制度的出现是内阁制度完备的标志，内阁也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中发挥越来越核心的作用。
内阁只是对其他衙门提供来的章奏进行建议，建议皇帝怎么做，但它不能够代替六部的这些衙门来越俎代庖，提出一些庶政的实施方案，它没有这个权利，内阁只是具有议政职能的一个机构。
作为辅助皇帝决策的机构，内阁填补了明朝废宰相之后的权力空间，内阁大学士也常被人们称作为相。但是，内阁的形成却并不等同于相权的回归，官员们成为内阁大学士后，总是谦逊地说，自己是被命文渊阁办事的，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助手，并不能自主决断事务。
票拟制度
内阁学士兼顾问最初多半是靠着与皇帝面对面的交谈来实现的，但随着皇帝日益深居简出，内阁学士的顾问职责逐渐只能通过书面形式来呈现，这样，面谈为笔谈所取代，替皇帝票拟逐渐成为内阁大学士们的重要工作。
票拟的出现要追溯到朱元璋废掉中书省和丞相。票拟又称条旨、票旨、票本、拟票，是指内阁大学士用墨笔在小票上写下意见，再将小票贴在奏疏之上交给皇帝，以备决策参考。在宣德朝，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等大臣也可以给皇帝票拟。
题本送到内阁以后，就由内阁大臣根据题本的内容，还要依据明代的典章、史籍商讨出处理的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然后他们将这些处理意见抄写在一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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