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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美学的兴起并非单纯因为观念的“拨乱反正”，而且也是因为粉碎“四人帮”之后理想主义的社会发展热情激发了“美学热”的兴起。更重要的是新的思想、新的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思想界。美学译文丛书的出版就是这个时期美学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李泽厚先生为这批丛书写的序言中提到：“现在有许多爱好美学的青年人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可是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因此他们的体系或文章经常是空中楼阁，缺乏学术价值。”他主张尽快大量翻译外国的美学书籍，“与其十年磨一剑，慢腾腾地搞出一两个完美完本，倒不如先放手大量翻译，几年内多出一些书。”在他的鼓励下大量翻译引进的外国美学著作，对于拓展中国
美学研究的视野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人们谈到中国美学思潮和流派时，通常是以“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区分为“主观派”、“客观派”、“主客观统一派”等不同派别。由此可以看出，过去的美学理论主要兴趣是集中在“美的本质”之类形而上的问题上。随着西方理论的进入，美学研究也在寻求新的发展。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论文中提
出的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一个重要信号。随后有一批研究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出版，如《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科学方法论》（1981）、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1983）等等，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文艺学和美学研究对新理论、新方法的关注也随之而起，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潮，这一年因此被称为“方法年”。这个时期进入人文学科研究视野的新理论主要是科学理论，如风行一时的“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李泽厚所
美学学科三十年：走向离散
高小康
加以应对。
归结起来，由于“感性”问题由理论向实践、认识系统向生活存在本体的现实转移，文化研究的引入与展开为中国美学带来了新的可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审美文化批评活动的发生、发展，明显证明了这一可能性前景的鲜活力量。它既改变了中国美学的存在格局——以“审美研究”为中心的理论建构工作的式微，同时也为更加有效地建构美学
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提供了方向——在肯定的意义上完善生活的美学价值。
[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美学理论发展及其对建设有
中国特当代文艺美学体系的启
示”（NCET-05-0203）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说的“连基本的美学知识也没有”却“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苦思冥想创造庞大的体系”的热情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特征。美学研究者们一度幻想可以把美学研究科学化，就连李泽厚本人也曾想象在将来可以用方程式来解决美学问题。在当时刚刚翻译进来的书中，具有较强操作性的研究往往被认为更加“科学”。如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一书中用完形心理对视知觉现象的解释、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用情感符号对审美心理的解释，都曾经被许多人当作解决审美心理问题的最正确理论。这个时期的思想解放对于美学而言，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寻新的理论解决老的问题这样一种状况中。美学仍然在想象对“美”的终极认识，仍然以唯物主义的名义进行着形而上的思考。
90年代的开始是中国整个思想界转变的时期。美学研究遇到的最大问题还不是政治方面的影响，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突然出现而带来的社会兴趣的转换导致了“美学热”的退烧。美学从人人感兴趣的显学一下子被打入了冷宫。1990年在金华举行的青年美学研究会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可以被视为90年代美学研究的一个转捩点，在这次会议上，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关于美学的“危机”、“困顿”等等焦虑。焦虑的原因当然来自高热后骤然降温造成的寂寞和哀怨，但文化现实的转变也使得年轻一代美学研究者们的思路开始从
形而上的纯粹思辨扩展到更富于现实关怀的文化层面上来。80年代与科学理论一起引进的文化批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不怎么引人注目，而到了90年代却变得越来越红火。如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80年代中期就来到北大做了题为“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演讲，但在当时“三论”走红的时代他的生动演讲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但到了金华会议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在“危机”、“困顿”的焦虑之后，新一代学者们逐渐开始把视线转移到正在发生着剧烈变化的社会文化现实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文化批评理论成为学者们的新武器。美学研究的重点从本质论转向了文化研究。
美学研究向文化批评的转向并非仅仅是一种学术新潮，而且意味著学术思维从单一的二元对立模式转向了多元化。认真探究起来，可以说这种转向并非纯粹的学术思维，而是存在着社会文化背景
问题。中国当代美学虽然自50年代起就争论不断，
但关于美学研究的文化意义——更准确地说是美
学研究者的文化归属——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问
题。学者就是学者，基本上是一种单质的文化存
在。无论被称为“书生”、“文人”、“知识分子”抑或
“书呆子”、“臭老九”，虽然有“进步”、“落后”乃至
“反动”之分，文化身份其实是同一的：或者为社会
的精神导师，或者为现存意识形态的叛逆，即使政
治立场不同，但却都意味着一种精神的优越地位。
美学学者由于自任“美”的传播者，这种优越感似乎
更强也更公众化，所以成就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
期美学学者在社会精神建设中的辉煌地位。
周星驰影片然而随后的经济改革带来的文化转型却给这
种传统的学者身份想象造成了莫大的冲击。“文
革”时期知识分子虽然被贬为“臭老九”，但却是“臭
豆腐”：闻起来丑，吃起来香。因为人们毕竟相信知
识的权柄握在他们手中，工农兵手上的老茧当作上
大学的“资格”其实是做不得数的；更何况当时即使
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远高于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
但市场经济的突然发生似乎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
念和文化地位。80年代后期人们流传的“造导弹的
不如卖茶叶蛋的”之类的民谚就是对知识分子文化
地位反转的一种表达。这种地位反转带来的对文
化现状的失落和不满发展出了面向当代商业化社
会的批判态度。进入9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国家意
识形态还是知识分子个人，都趋向于对西方影响下
的当代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这种文化批判态度
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形形后现代主义文化
批判理论进入中国学术视野的动力。美学研究就
在这个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从形而上学的论争转向
了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这个时期文化身份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是传统学者文化地位的
跌落，另一方面是学者的文化身份本身也在发生变
化。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中国社会经历了更加
复杂而剧烈的变动。由于社会对专家型人力资源
的种种不同需要，催生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单
一的文化精英阶层分化为商务型、技术型、官僚型
等等不同类型的专家学者，这些不同类型的学者之
间的冲突，比如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
间的冲突，已不再是单纯的思想观念冲突，背后往
往是不同文化归属和认同感的冲突。美学研究的
高小康・美学学科三十年：走向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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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亦如此，观念冲突和学术视野的多元化常常也是学者身份分化的一种表现。
传统学术的不同观点之争与学者身份差异造成的不同观念和视野，二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有争论而后者无争论。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以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没有争论。尽管偶尔有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之类问题的讨论乃至激烈的辩论，但仔细注意一下就可以发现，真正的争论不在于关于某一命题所涉及的学术观点是非真伪，而是不同文化立场、学术语境之间的隔膜导致的互不理解。时至今日，美学研究中的经典美学命题研究（如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问题）、审美经验研究（如文艺美学与审美心理研究）、审美文化研究（如审美现代性与消费文化批判、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新美学问题研究（如新媒体美学、生态美学研究）等等，研究领域、方向可谓百花齐放。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百花齐放似乎并没有造成真正的百家争鸣局面。各种理论研究的众声喧哗狂欢场景深处却是相互隔
膜，如同集体的自言自语。表面看来，造成集体自言自语的直接原因是美学研究视域的扩张、理论的多元化和不同学科的交叉介入导致工作语言的杂多和不可公度性。从上世纪末开始，在文艺学界就有人提出文艺学研究“越界”的问题，即超出了传统的文学研究而转向了对时尚、汽车、房产之类日常生活和消费文化的研究。其实美学界也同样存在着“越界”现象。
自90年代末到21世纪，美学研究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量、全面、整系列的理论研究著作被翻译引进。与80年代的翻译引进相比，不仅数量大量许多，更重要的是在选择的眼光和翻译的质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美学研究的视野已处于国际化的平台上，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也高度多样化了。从研究成果来看，思想资源的丰富化并被消化、吸收，理论与中国的文化问题结合，使得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创新性都有了明显的加强。但同时也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转向了文化研究方面。“越界”由此而发生。美学和文艺学的文化研究是否“越界”的问题始终没有争论出个结果来，但在这种繁荣的景象背后，存在的问题也值得注意。美学研究从形而上的本体论、本质论转向文化研究，当然意味着对文化现实的关注更加突出。然而
在文化研究的发展中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理论虽然得到了强化，对具体文学、文化经验的关注和认识、研究却在弱化，从而形成了“术语过剩”，即理论的抽象演绎和独断化倾向。转向文化研究的美学和文艺学毕竟不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它需要以具体感性的经验为对象。在对具体文化现象的批评中，这种理论的独断性就可能导致对实际经验的歪曲。比如许多批评家会在分析当代中国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时
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商业性”、“消费主义”、“文化霸权”之类的现成文化批评概念，驾轻就熟地把各种文化现象纳入到现成的文化研究框架中去。把各种文化问题套进现成的理论模式进行阐释，成了普遍的研究路数。但理论独断而忽略了实际的文学接受过程和经验，就意味着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些文化分析概念可以任意使用某个文本作为分析对象，这却并不意味着具有对特定文本意义的解释作用。比如前几年有人在研究电影《大话西游》时，就用“市场需要”和“消费主义”来解释这部电影的影响问题。然而批评者所使用的材料却表明，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其实是彻底失败的。这部影片始终未能收回制作成本，它的广泛影响主要是通过盗版光碟和互联网上的论坛实现的。而这些影响渠道既不是制作者的商业意图，也没有产生相应的商业效果。用“市场需要”来笼统地评价周星驰影片的制作意图和总体文化特征尚能说得通，而用来分析《大话西游》的接受这样一个特定的文艺经验则显然是文不对题了。还有人研究在大陆产生了重大影响的香港电影时，套用后殖民主义理论称之为后殖民文化，但稍微关注一下香港电影就很容易发现，在大陆广泛传播的香港电影其实多带着浓厚的岭南传统文化彩。在这里，先定的理论观念与实际的文艺活动经验之间显然出现了矛盾，而研究者却似乎对此并无知觉。因为对于研究者和这类文化批判论著的读者而言，理论自身的自洽性和深刻性比理论对经验的有效性更为重要。有人把当今学术研究中的这种理论至上和术语过剩倾向称作“王明现象”。我以为也可以称作“新经学倾向”，即把文化研究变成以文化现象注释和印证某种理论的经学式研究。
美学理论越界走向多元化和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本应当是推进学术研究的有利条件。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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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2008这三十年，是中国美学的“大发展”的时期，是自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中国美学研究的有一个黄金时期。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美学的学科规范被逐步建立了，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学科也逐渐向“跨学科”的方向拓展。
如今来盘点中国美学这三十年来所取得的突破与创新，就需要两个参照系，一个是自身的参照，当代中国美学与三十年之前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另一个则是他者的参照，相比较于国外美学而言中国本土的美学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就。随着全球化
时代的来临，后一个参照系似乎更加重要，因为中国美学要参与到世界美学的建构当中，就必须以当代国际美学作为背景，来考察自身的美学的价值和意义。如果从这种参照系来看，“实践美学”可谓是这三十年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独有的美学理论，诸多方家对此着墨颇多，再次恕不详述。
应该说，“美学”与“美学史”的关系，就好似美学史流变与断面的关联一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大体趋于一致的美学系统，他们就好似是在美学的历史流变过程当中的“纵向垂直”的端面，呈现
中国美学三十年的功过得失
刘悦笛
的问题是，多理论、多学科的介入往往并非进入共同的学术空间，由于学者各自文化身份的差异和理论研究的经学化而导致研究方向越来越相互背离，从而造成了美学研究领域的解体趋势。现在面临的问题并非在于是否应该纠正这种趋势——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不可能纠正了。现在可能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多元化的趋势正在把传统意义上的美学学科推向解体。事实上，现在如果召开一次面向全体美学研究者的学术研讨会，那么除了作为大规模学术社交活动之外很难设想有什么实际的学术内容，因为几乎无法到真正的共同话题。美学作为学科逐渐成为一种学术社会的组织概念而不是学术研究领域概念。照这样发展下去。一个没有了共同学术话题的学科还能存在多久传统学科的分解、离散和繁殖可能是当代学术发展创新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趋势。不过，像美学这样的传统人文学术走向离散化并非单纯的学
科创新现象。经典的美学和非经典的美学之间的差异背后是主流的、正统的或精英的文化传统与形形非主流、非经典文化之间的差异。传统的美学学科是在一个近乎误译的“美学”概念上发展起来的研究体系，在各种理论论争的背后，与“美”这个概念相关联的一系列核心概念、范畴构成了这个学科研究的出发点。而如今，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学术语境造成了不同的兴趣、视域和价值观念，传统上共同进行美学学术研讨的可公度基点，如美、美感、审美等等基础概念，都不再具有共同认可的自明意义或理论价值。在这种趋势下，美学可能的走向除了不同研究领域逐渐分道扬镳外，另一种可能是成为不同文化并
存的公共论坛，而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对于美学研究者来说，这种趋势可能会成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现实。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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