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
第23卷第4期高教发展与评估H igher Educati on D evelopm ent and Evaluati on Ju ly,2007N o.4,Vo l .23
李文兵
(广东韶关学院教育系，广东韶关512022)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大学排名活动开展得有声有，在国内甚至国际有一定影响的大学排名已经有5家。大学排名活动已经成为我国高校评估领域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对大学排名的研究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各种有关大学排名的研究文章也构成了高等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小热点。对有关文章的各种观点从比较、作用、质疑和建议等四个方面进行理论梳理与归纳总结。
关键词：大学排名；高校评估；高等教育质量；大学竞争
中图分类号:G 402058.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28742(2007)0420029208
作者简介：李文兵(19672)，男，陕西凤翔人，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自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1983年发布世界第一个大学排名以后，其它各国纷纷出现了类似的由以新闻媒体为主的民间机构发布的各种大学排名，形成了大学排名的国际潮流。随着大学排名实践活动的展开和发展，对大学排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开始成为一个热点，研究人员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排名进行论述与评价，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些观点进行理论上的梳理。
一、对大学排名的比较研究
很多有关大学排名的文章都要简要地介绍一下国外的大学排名情况，诸如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的《泰晤士报》、加拿大的《麦克林》及德国的《明镜》、日本的《钻石》周刊和《亚洲周刊》的有关大学排名。专门介绍有关国家大学排名情况的有：王战军、瞿斌在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与《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的方法、指标及公布形式进行论述的基础上，总结了美国和英国大学排名具有评估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公正和评估方法与手段科学、先进、合理有效的特点，并认为大学排名已成为
促进高校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手段。[1]周满生对加拿大《麦克林》杂志发表的1996年大
学排名的分类方法、排名结果进行了全面介绍，其指标体系包括学生概况(21%～
22%)、课堂状况分析(12%)、师资状况(17%)、财务状况(12%)、图书状况(12%)、声誉调查(20%)。[2]
连进军的文章介绍了日本的大学排名，如《钻石》周刊根据学校的声誉与财政状况对大学的单指标和综合排名；川井塾根据对有关专家在高校科研实力方面的访谈对日本大学进行排名；招聘公司根据学生调查进行的单指标大学排名;《朝日新闻》根据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进行的单指标大学排名等。[3]蔡丽丹、宋晓平通过英国《泰晤士报》的大学排名和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排名具有“排名都是由民间机构发布、指标体系既相对稳定又适当调整、都没有设计主观性的声誉调查指标、《泰晤士报》轻科研重教学，而《中国大学评价》则把人才培养和科研指标视为同等重要”等相同点。《泰晤士报》指标体系简单明了、通过反映学生个体变化的数量和质量来体现各个大学的质量和效益、指标体系既考虑了教育投入因素又表现了教育产出因素，而《中国大学评价》的指标体系则相对复杂、只以毕业生的质量来体现人才培养质量、指标体系重教育产出而很少考虑教育投入因素。[4]张小亚、崔瑞锋则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网大(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大)的大学排名指标体系进行了对比，认为两种排名具有排名机构的性质相同、目的基本一致、方式方法类似等共同点，但在具体的指标上存在着较大差异，提出网大应该先对我国的高校进行必要的分类后再进行排名，在考虑学生在校状况的同时注重毕业生就业状况、职业前景和用人单位评价意见等因素，把学术资源和学术成果并入学术声誉指标中去，统计数据应以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数据为主等建议。[5]胡咏梅在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网大的排名方法、指标与公布形式分别进行了对比之后，论述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网大排名各自的优缺点，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不排次序、划分类别的排名方法,[6]这种方法值得我国大学排名实践者们借鉴。周晓慧、霍国庆通过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
与《中国大学评价》、网大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国际高校科研实力评价的一级指标进行比较，分析了中美大学排名在评价指标的均衡、投入产出的理念、评价的精确性以及大学排名的服务对象等方面存在差距。他们认为，中美大学排名的差异实际上是中美大学办学模式的差异、高等教育消费者观念的差异和排名策划人员理解水平的差异的综合表现。提出政府不应干涉、高校不必大惊小怪、排名必须坚持客观、公正，不能取悦大学与考生等观点。[7]
二、大学排名的职能、作用、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
广东大学排名研究者通过对国内外大学排名活动进行深入的研究后，从正或反、显或隐等不同方面论述了大学排名职能、作用或社会意义。吕嘉认为，大学排名具有引导学生择校、引导资金流向、促进大学竞争、吸引国人关注高等教育、动态反映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等社会意义。[8]刘莉则论述了大学排名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大学排名有利于推动重点大学的发展与建设，有利于吸引留学生，促进大学国际化、促进社会评价机制的形成以及促进大学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等。但是，有失客观的大学排
名容易损害大学声誉、加剧大学腐败、使大学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和浮躁情绪。[9]彭荣础认为，大学排名除了具有一系列的显功能之外，还有体现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大众对大学的话语权的要求、促进中国大学走出“象牙塔”、促进国家统一教育数据库建设等正向潜功能。[10]马陆亭从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角度论述了大学排名应该成为构架官方与民间的桥梁。[11]柳海民在分析了美国大学排名实践后认为，大学
排名直接影响学校的财源和捐助者的资金流向、生源质量、学校的教育质量和社会竞争力、大学教师资源的质量等，是高中生报考大学的重要导向和参考，能够激励大学提高教育质量。[12]章仁彪认为，我国大学应积极参与国际大学排名，以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寻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并尽快借鉴国外经验建立起自己的大学排名体系。[13]方展画等从高职学校评价的角度论述了大学排名对高等职业学校的意义：获得学校的社会认同，提高办学质量，规范办学行为与竞争市场。[14]曾诚等认为，大学排名能够引导社会对大学发展的资助、帮助学生择校、促进高校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促进与国际大学排名接轨，增强我国大学的知名度。[15]黄鸿鸿认为大学排名可以促进大学的公平竞争、为政府宏观管理高校提供依据、为社会认识大学提供新窗口、加强大学的社会监督。[16]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工业大学[17]、河北理工学院[18]、武汉工程大学(原武工学院)[19]、江汉石油学院[20]、中南大学[21]等院校已经开始根据我国现有的大学排名指标，针对学校自身情况，采取措施提高本校在大学排名中的位置。这说明，尽管我国的大学排名受到了各种非议，但同时也引起了许多大学的重视，并以此为依据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
三、对我国大学排名的质疑
对我国大学排名的质疑文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对大学排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二是认为我国大学排名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顾海兵认为，以《中国大学评价》为代表的中
国大学排名已经陷入误区并步入禁区，即陷入了前提虚假、指标片面、权重失衡的误区，步入了自我拔高和商业赢利的禁区。[22]王处辉则从八个方面声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中国大学评价》。一是假设未经科学验证；二是忽视不同类型大学的差异性；三是指标体系过于简单；四是数据资料不充足、不准确；五是以人数定权重的方法极不科学；六是对高校的发展起着严重的误导作用；七是不应以营利为目的；八是大学排名应由教育部委托一所权威机构进行。[23]李泽 、朱景坤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我国的大学排名提出质疑。首先是评价基础不合理，表现在评价理论不完善、评价客体不可比和评价主体的主观性上；其次是评价的过程不科学，表现在评价数据不准确和评价方法不科学上。如不同类型大学之间的差异实际上是明显的，没有很好地处理定量与定性、教学与科研、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采用线性加权的方法过于简单等。[24]彭灿认为，我国大学排名在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权重的分配上存在着“重大轻小、重理轻文”的问题，在人才培养指标
上存在着重视数量忽视质量的问题。[25]颜丙峰、吕朝晖则从评价理论是否完善、评价主体是否客观、评价客体是否同质、评价数据是否准确、评价方法是否科学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大学排名提出质疑。[26]张晋衡、王显芳和洪成文分别撰文认为将大学的规模等同于质量的做法是我国大学排名的致命弱点之一，后者还指出《中国大学评价》的一流大学的标准定得太随意。[27][28]李培凤和王生钰认为,《中国大学评价》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大学评价的逻辑起点值得商榷，主要是假设缺乏科学检验；指标体系的科学性、规范性、公正性值得商榷，表现在指标体系只反映数量，难以反映质量；科研成果只
反映绝对量，难以反映相对量；评价只反映大学的有形资产，难以反映大学的无形资产，进而指出如此的大学排名不能作为大学定位的依据。[29]薛天祥、侯定凯认为,《中国大学评价》在假设和难度系数上存在着问题，他们建议我国的大学排名应该对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采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排名，应该分学科分专业排名，应该增加学术声望指标。[30]李田针对2000年发布的《中国大学评价》，认为其假设“不同类型的大学科研人员具有相同的创新能力”是不科学的，并用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了说明；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权重分配上,62.51%和37.49%的标准也是不合理的，在二级指标权重的分配上也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文章最后建议，在综合排名不成熟的情况下，我国的大学排名应先进行学科和专业的单项排名，也可以对一些优秀大学进行选优排名。[31]在对我国大学排名进行质疑的文章中，除了研究类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外，一些新闻媒体如报纸、网络也有诸如“某某校长炮轰大学排名”、“大学排名误导公众”、“桔子、苹果怎能一起比”等文章，这里且不做探讨。
四、对我国大学排名的合理化建议
我国的大学排名实践活动一开始就得到了公众及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尽管对大学排名的质疑、甚至责难很多，但研究者们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一)可比性问题
唐淑湘和丁军强认为，大学排名必须考虑各类大学的可比性，如文科院校与理工科院校的可比性、地方
院校与中央院校的可比性、国家投入多与投入少的院校的可比性、专门院校与大规模综合院校的可比性。[32]刘承波通过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名与《中国大学评价》和网大大学排名的分类及指标进行比较，认为我国的大学排名较多地体现了一视同仁的原则，用相同的指标体系比较不同的大学，影响了大学排名的公正性与客观性，所以在排名之前必须先进行分类。他认为，大学分类排名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实施，既能促进国内重点大学争创世界一流，又可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步伐，还有利于解决东西部、沿海与内地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33]兰云和蔡言厚从湖南几所高校在网大排名位置的不合理出发，认为我国大学排名应将大学分为五类，即拥有博士点的高校、拥有硕士点的高校、
一般本科院校、专科院校与民办高校，分别进行排名。[34]邱均平和张蕊则从各高校的不同定位出发，认为我国进行大学综合排名的时机还不成熟，大学排名应尊重各高校的定位选择，不能设立“一刀切”的标准。应该进行分类排名、分学科排名和分专业排名，这是我国大学排名的发展趋势之一。[35]曾诚和张伟提出继续完善大学分类标准是大学排名发展的条件，应该着力进行大学分类研究，尽快公布一个类似于美国卡内基大学分类的、具有权威性的大学分类标准。[15]近几年我国大学排名在分类实践中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网大曾在2001年的大学排名中简单地将我国高校分为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两类(但第二年又取消了分类排名)。《中国大学评价》从2002年开始将我国大学分为研究型、教学研究型、教学型和专业型四类。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2004年发布的大学排名将我国大学分为重点
大学和一般大学分别进行排名。总的看来，我国大学排名的现状是缺乏一个由权威机关发布的大学分类标准，目前应该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二)信息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信息数据的不可靠以及获取数据的难度大是阻碍我国大学排名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排名与其它学校评价一样，是建立在准确的评价数据信息之上的价值判断。没有可靠的数据，所做的评价是没有说服力的。曾诚、张伟和董秀华都认为准确可靠的数据资料是大学排名的基础支撑。[15][36]我国现在的大学排名所依赖的数据信息源无非是教育行政部门发布的统计报表以及各大学公布的资料，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和数据信息使用目的的差异导致了数据信息的不可靠。邱均平和宋恩梅认为，应该建立大学评价的专用数据库，保证数据源的客观性和权威性。[37]曾诚和张伟则认为必须加强高校信息系统建设，完善教育部已经设计建立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工作状态数据库》。[15]
(三)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问题
大学排名所引起的争议很多都是针对其指标体系的。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大学排名中位置的差异，很明显是因为各自的指标体系的不同造成的。而同一所大学在不同年度排名中位置的变化(有的高校的变化幅度很大)也不是该大学实际进步或退步的反应，与排名指标体系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情况不仅我国的大学排名有，国外的大学排名也经常出现。裴云认为，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体现在完整
性、精确性和流畅性三个方面，为此，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应该处理好总量与平均量、数量与质量、教学与科研、定量与定性的关系，同时要提高反映大学相应特征的指标的精确程度。他还认为，在我国大学排名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中，对指标体系流畅性的研究尚限于一级指标，没有深入到二级和三级指标中。[38]曾诚和张伟认为，我国大学排名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只关注大学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是不够的，要完善指标体系，增加反映大学社会服务和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定量指标。[15]胡咏梅还对网大指标中的学术声誉提出了进一步量化的建议，认为应该加入两个二级指标，即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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