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砚乔 杨锦涛
来源：《中学语文·大语文论坛》2020年第06期
东晋末年，战争频发，为生活所迫，陶渊明不得不违心为官，但“性本爱丘山”的陶潜终究还是受不了丑恶的官场生活，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田园生活，在与广大劳动人民相处的过程中，他反而到了自己一直理想中的社会形态，因此，在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经常会读出他对田园生活的一种由衷的喜爱与向往，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写出来流传千古的《桃花源诗并序》。自陶渊明“桃花源”故事诞生以来，以“桃花源”入诗、入词、入文的文学作品就不计其数，可以说“桃花源”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化符码，纵然“桃花源”是虚构的地域存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早已变成了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劳作，社会和谐，民风淳朴自然的理想的美好社会形态的象征。
“桃花源”这个经典意象也出现在沈从文的《边城》中，虽然只涉及三个情节，却是理解《边城》主旨的一把关键钥匙。本文旨在分析《边城》中人物“下桃源”行为选择的原因，以及从作者创作角度入手看此行为的深层意义，最后试图出此行为的现实意义。
一、小说文本中的“下桃源”
《边城》中有三处提到了“下桃源”。第一处是在天保谈及老船夫态度时表示如果娶不到翠翠就“下桃源”;第二处是在天保向翠翠提亲后，翠翠内心复杂，在幻想要离家出走时，去往的目的地是“桃源”;第三处是傩送经不住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最终“下桃源”。
天保决定下桃源，源于他的失落与无奈。一方面，在他向翠翠提亲，走车路时，却遇到爱孙女心切的老船夫含糊的态度。“鬼知道那老人家存心是要把孙女儿嫁给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他也曾愤怒，但他是如此地欢喜翠翠，一个茶峒爽直慷慨的青年人，也只好无奈地等待着，要老船夫说句实在话，“要是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另一方面，他似乎也已经知晓了，翠翠和自己的亲弟弟傩送似乎有着某种奇妙的联系。而傩送本身便比他会唱歌，他只能老实巴交的做个人家眼中正直的人，而不是像他弟弟那样的诗人性格，于是“下桃源”似乎也成了他唯一能够逃避现实的选择。这看起来像是气话，但似乎也是他内心中最真实的想法，他也许知道翠翠并不爱他，而他也得不到翠翠，于是想逃离这令人烦躁的城市去往“桃源”。这为他接下来的意外亡故，似乎做了某种铺垫，他似乎是得不到他所想要的爱情了——他最亲爱的弟弟和最挚爱的女孩却戏剧化地爱着彼此，或许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他的位置？
翠翠在幻想要离家出走时也说要“下桃源”。一方面那时天保刚好提亲完毕，翠翠之前一直以为是傩送来提亲，于是害羞、腼腆、欢喜的小女儿情态藏都藏不住。而在她知道是天保而并非傩送来提亲时，“不曾把头抬起，心重重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拨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容的溜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这个时候似乎翠翠并不是害羞，而是某种惊慌、害怕、失落、失望的情绪。是啊，她并不欢喜天保，她的心上人是傩送，态度自然会不一样。另一方面翠翠恰好得知了王乡绅想同顺顺打亲家，想把女儿嫁给傩送，而且嫁妆是一座碾坊。“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陪嫁，一个光人。”祖父的话似乎也是翠翠的心声，她开始动摇，甚至开始迷惑于傩送的心上人是否是自己，她也深深的怀疑自己不能配得上傩送。“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翠翠心中也许是想反抗的，可当她见到祖父眼里那汪泪水，她又惊又怕。“爷爷今年70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翠翠也是一个大姑娘了，爷爷在老去，她似乎也应该负起责任来，不能够随心所欲了。可她同时也特别挣扎，让她去嫁给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人，对于这样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来说，似乎也有些过于残忍。“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香，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
我！’，她便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不可能事情，她却想象，她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她，皆无结果，到后如何躺在渡船上？”说是“下桃源”，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女孩对现实无力的抗争，当然这也许是抗争，也许是屈服。翠翠内心复杂，她知道怎样做是正确的，可那却并不是她心中真正想要的，到底是要去做正确的，还是做想做的，她不知道如何抉擇，于是只能是“下桃源”，去往一个不需要做选择而且也没有矛盾的美好世界。
傩送下桃源，是其父亲顺顺船总说出来的，“二佬坐船下桃源好些日子了。”前两人下桃源，似乎只是在嘴边说说，而也并没有真正的去施行，而傩送“下桃源”，却是已经下了桃源，是个现在完成时了。他做的表面上看好像更决绝，但认真看来，他受到的打击，遇到的矛盾、困难似乎也更大。首先，是他哥哥天保的死亡。而老船夫含糊的态度，让他和父亲都误会天保的死和老船夫他们脱不了干系，这是一个心结。而在他路过翠翠家渡船的时候，翠翠似乎都不愿出来见他，当然翠翠那个时候并不在家，并不是翠翠故意不出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两人真的是有缘无分吧。不管怎么说傩送也因此误会了，觉得翠翠对他无意，这是第二个心结。在这个关卡上顺顺却还要让他和乡绅的女儿结亲，他更是经受不住了。他明明欢喜的是翠翠啊，于是他下了桃源，可是下了桃源真的就能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了吗？
直到小说结局，他还没有回来，也不知道在未来是否还会回来。
二、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
首先，作者想要表现出一种“边城”里的“乡下人”在“追寻”的状态：天宝翠翠傩送，从小生长在山清水秀的茶峒小山城中。因为无力面对现实的挫折，都提到了“下桃源”。茶峒小山城即是边城，“边城之边，首先是相对于中华民族的主流话语权而言的，作为少数民族苗族的聚居区，茶峒长期以来被镇压被统治的历史，使得边城人民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游离于华夏民族之外的孤独感。”而这种孤独感，恰恰反映了湘西文化的特点。湘西人民的湘西文化美好淳朴，“更具生命活力，更能自由自在地表现真实的情感欲望以及意志”。可是由于地处偏远以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它变得边缘化，成了“边缘文化”，因而不受人重视。“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出生名门望族的沈从文，始终以乡下人的身份自居。他热爱湘西水土，眷恋湘西人民，这样的情感逐渐演变为对那种正直朴素且生命力强大的湘西精神的赞扬，于是边城中的天保、翠翠和傩送自然也被赋予了这些优良的湘西精神。他们生于边城，长于边城。他们代表的是湘西人民，也是湘西文化的美好淳朴，遗世
独立。可在他返乡途中，他却发现，在灵魂深处给予他精神支撑的他的民族家园，他的湘西文化竟然也被所谓的现代文明所侵蚀到，所浸染到了。他惊疑也害怕，于是他创作，想要创作出自己印象中的湘西，想要追寻回最初的民族家园。这在他的小说《边城》的人物天保、翠翠和傩送三人提到的“下桃源”可看出：同样是面临了残酷的现实，想要逃避现实，想要下到桃源去，想要追寻美好的理想社会。他通过塑造人物的追寻来表达自己的追寻，自己的渴望。边城中的天保和翠翠的“下桃源”，更多的是意识里的渴望，是想要“下桃源”，但是也没有真正的下了桃源。而傩送不一样，他是确确实实的下了桃源，是真实存在的行动。而直到最后结局，都不知道傩送有没有回来，这似乎也印证出作者心中存在的那一丝疑虑：“湘西文化是想追寻就能够真正追寻回来的吗？”这便如同傩送是否会回来一样，成为一个未解之谜了。
另外，在离别故乡18载之后，沈从文于1934年回到常德，常德的变化显而易见。在他给爱妻的信中这样说：“去乡已经18年，一入城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是事物都有了极大进步，是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只呆了五天，沈从文便离开常德，而他乘船的地方，正巧也叫桃源，他从桃源溯流而上，一星期后停留在泸溪，走在这个小县城里，他遇见故人，故人却已不识他。他想起旧事，却也如风消逝了，物是人非，却又无可奈
何，这一段经历似乎也成为自己在《边城》创作中三次提到“下桃源”这个行为的创作意图。
三、“下桃源”行为选择的现实意义
《边城》一书中，天保、翠翠和傩送三人关于“下桃源”的行为选择，都是源于现实的挫折，不想面对现实，想要逃离现实，想要去往一个适合自己心意的理想的美好的社会。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主人公对于自己命运的某种抗争。但是认真辨析一下，这种抗争真的是抗争吗？如此无力的抗争真的还能称作是抗争吗？为什么说它无力，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意念上还是行为上，对于做出了“下桃源”的行为选择之后，三位主人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也并没有脱离现实的窘境，也就是说他们的意念和行为对于真正现实生活中的他们并没有任何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在思想上迷惑了他们，让他们没有正视自己，正视自己的生活，正视自己所处的环境与现实状态。想要摆脱糟糕的现实，他们心里初具反叛精神。但同时事实证明，这一点点的反叛并不够，只是像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子里的那头鸵鸟一样罢了。反叛精神是对现状的不满，如果只是为了反叛而反叛，为了逃离而反叛，那其实是无用的，我们唯有通过自己正确合理的行为，尝试去对现状做出改变，纵然自己的力量极其微小，但木心先生说过一句话，正因为恶人不知道自己的恶，才可恨，正因为善人
不知道自己的善，才可爱。所以也许微小的伟大才是真正的伟大，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自己，坚持自己的微小，然后等待着“桃花源”的到来。
[作者通联：杨砚乔，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杨锦涛，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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