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论研究中为《《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翻案的不合理之处
近年来，人们对《《水浒传》》中的负面配角潘金莲形象反复解读。除去欧阳予倩等人对潘金莲形象的再创作之外，在理论研究领域中，潘金莲形象被反复正名，这些“翻案”多是从女性主义视角和封建社会悲剧等层面来解读，随着跨学科性研究成趋势，从心理学、经济学、法律角度来证明潘金莲行为合理性的篇章亦如雨后春笋般出土。本文通过对这些文献的观点研究，论从心理结构、经济学和法律角度、女性主义视角和封建社会压迫几个层面为潘金莲正名翻案的文献的不合理之处。
标签：潘金莲；理论研究；翻案；《水浒传》
潘金莲作为千古淫妇之首被家喻户晓，其罪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近年来，潘金莲形象研究火热，2016年，中国知网新收录200篇主题为潘金莲的学术论文，数量创新高。在这些对潘金莲的形象分析研究中，不少是对潘金莲所作所为的翻案和新解，不少学者联系跨学科知识以及社会背景、女性主义视角对《水浒传》文本中潘金莲一角进行重判，更有甚者著文直呼“潘金莲何辜”。在一些文献为其“改命”之后，如今的潘金莲形象却并没有翻身，龙门一跃躺入女权功劳簿，而是继续被钉在的历史耻辱柱。种种正名之举无力于潘金莲形象改造的背后，
除却原本形象深入人心之外，其文献理论本身也存在着难以服众的不合理之处。以下从分析心理结构、经济学角度、法律角度、女权主义视角和封建伦理彩的正名文献不合理之处看对潘金莲的正名研究成果。
一、心理结构
新水浒传潘金莲吻戏在对潘金莲行为心理结构的研究分析中，学者们从潘金莲本性纯善、性欲长期不满足来分析其行为内因。最终得出潘金莲所作所为可以理解这一结论。其中，张兆雪从细节处着眼，认为潘金莲品性不坏、谋害亲夫乃是无奈之举。她认为，潘金莲不允张大户、遇武松前在阳谷县安分守己，初遇西门庆时紧掩门户这三个细节体现了潘金莲原生心态不坏。潘金莲教唆西门庆殴打武大被解读为本能行为。在潘金莲毒杀亲夫一举中，高社娜提出，这是骑虎难下的被迫选择。张兆雪则认为，此举是王婆挑唆、登徒子西门庆威逼利诱的共同结果，称“潘金莲不过是受人摆布的杀手”。最终得出潘金莲形象具有极强的悲剧彩，但这一说法未免“为悲而悲”，强行附会，把潘金莲种种恶行完全归于人之本性本能，忽視潘金莲的主观能动性，未免有失偏颇。
另一类研究从潘金莲性欲长期不满足这一角度来进行分析，称潘金莲作为是性压抑的后果，
与西门庆通奸乃是性解放追求。作为男人，武大郎无法满足潘金莲，潘金莲长期处于性苦闷状态，精神状态也受到影响。潘金莲在性欲方面强烈的生命需求只能向他人索求。这类研究虽给潘金莲浪荡行为一个台阶，但对于潘金莲无节制的通奸与毒杀并无解释。如若不是本性放浪，怎会轻易委身于人？此论点不足以推翻潘金莲“浪荡”之名，反而更加突出其言行无状、放浪声。
综上所述，从本性、性压抑后果两个方面的心理结构分析仅能为潘金莲行为提供客观原因，不能抵消其主观品性上的罪恶，更不能“洗白”为人之常情。
二、经济角度
从经济学角度，潘金莲红杏出墙的原因被解释如下：社会婚恋市场有如经济市场，男女通婚应待价而沽，遵循“门当户对”的经济哲学。潘金莲峨眉粉腮，莲脚，让脂粉堆里的西门庆也眼前一亮，此等风流当配英雄才不枉好皮囊。反观武大郎，身份低微形象猥琐，而潘金莲却是他不用一分钱白得的媳妇。武大郎娶了潘金莲，是实打实的低成本高收益，即使放到今日，也是以低价“恶意购买”。
再谈性学经济方面，武大郎和潘金莲是性爱市场上的饥荒，而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研究怎样增加生产，避免出现饥荒，女方性需求不断扩大，而男方生产力却跟不上，长期供需不平衡，潘金莲只得重新分配其性资源，因此有了诱武松、通奸西门庆。
在经济层面的解释中，研究者把潘金莲、武大郎单纯的物化，认为不符合经济原理必出祸端，将因果关系简单地想当然，单纯外貌论忽视了二人其他条件。更何况，潘金莲的出身并不允许她作为商品进驻婚恋市场，关于经济方面的推原阐释未免有脱离文本之嫌。
三、女性主义视角及封建社会的悲剧
在潘金莲公案的翻案言说中，数量最多者是指出其作为女性的反抗意识、作为封建时代人的观念崛起。于淑华、李丽等均持此观点。作为女性，潘金莲摆脱了武大郎对她的期待与控制。这仿佛是“人格独立女性”代表，但细究内涵，却有不当之处。真正的女权不应是摆脱一个男人投身另一个男人，而是不迎合男权逻辑。反观潘金莲，她仍然在男性的道德桎梏中，甚至把符合男人胃口、嫁一个一等人物作为毕生追求。武大郎死后，潘金莲每日浓妆艳抹来取悦与她行床笫之欢的西门庆，依旧是对男性的迎合。放浪与追求女性独立有着本质的清晰的界限，潘金莲自困于男权意识中，绝不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至于“潘金莲的悲剧是封建社会导致的”一说，确有合理性。潘金莲受到了宋明理学的种种羁绊。嫁给武大郎并非自由选择的结果，她的美丽成了怀璧其罪，她不愿“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这点上，潘金莲所为是人格意识形成的缩影。但摆脱武大郎的方式有多种，如让西门庆给武大一笔钱了事，而她却选择了最毒的一种，她甚至还迫不及待，骑在武大身上加速其死亡，不得不称之毒辣。时代给了她悲剧彩，但其罪行不能完全归因于时代。潘金莲在旧时代里或许有进步思想，但绝不够赞扬式的翻案。
总而言之，对潘金莲公案翻案成风是新时代人道主义的觉醒，也是学术思想的开放争鸣。但无论如何翻案，都需要回归文本之中，不可牵强附会。潘金莲诱通奸、谋杀武大抵赖不得，其形象虽然有男权彩的刻意丑化，也有封建时代的枷锁悲剧，但是真，恶毒是真。种种归因翻案，不能一味看重客观条件。在潘金莲一案中，潘金莲为红杏，其余客观条件是墙，所谓红杏出墙，错在于红杏。红杏枝蔓而怪墙低矮不牢实是谬论悖理，因此可得出，潘金莲的正名翻案有其不合理之处，实难服人。
[1]薛文秀.《《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深层思考[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4（01）.
[2]张兆雪.浅析《《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悲剧形象[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2（04）.
[3]张平仁.翻案与误读：潘金莲研究反思[J].明清小说研究，2015（02）.
贺杉（1997—），女，汉族，河南洛阳人，学历：本科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2016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