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3202201
作者简介：梁海(1968—
)，女，汉族，江苏南京人，文学硕士。现任大连理工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及戏剧的教学与理论研究工作。
2003年第1期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3N o.1
总第10期Journal of Hainan Radio &T V University G eneral Serial N o.10
从《水浒传》中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形象塑造来谈施耐庵创作的矛盾心态
梁 海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23)
摘 要：在《水浒传》中施耐庵以充满矛盾的笔触精心打造了三位女性形象：潘金莲、阎婆
惜、潘巧云，从中不仅显示出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而且依稀透出市民意识中要求尊重人性、要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的光辉。
关键词:《水浒传》；儒家思想；市民意识；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创作；矛盾心态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03)01-0043-04
作为一部英雄传奇体小说典范的《水浒传》，塑造的女性形象为数不多，然而在这寥寥几个女性当中，作者精心打造了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三位。以刻划梁山英雄个人事迹为中心的前71回，专为她们三人所列的“传记”就多达7回，这一比例不可谓不高；同时，书中她们三人的性情脾气、人生经历、命运结局又都惊人的相似。首先，她们都有着令人同情的身世。阎婆惜以卖唱为生,“年方十八岁，颇有些姿”，在随父母投奔郓城县时，不料父亲病故，母女二人无力发丧，幸亏仗义疏财的宋江相助，才料理了父亲的后事。出于感激，也为了寻求依靠，其母阎婆便将她嫁给了她并不喜欢的宋江。潘金莲原是“那清河县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生得“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妖艳异常，因她“不肯依从”大户的纠缠，被大户“倒陪些房奁”送给“身不满五尺”、“为人懦弱”、诨名“三寸丁谷树皮”的卖炊饼的小贩武大郎为妻。潘巧云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改嫁给杨雄后，虽然衣食无忧，但丈夫因公务的关系“一个月到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使她夜夜独守空闺，过着守活寡般的生活。可见，三人的婚姻生活都是不幸的。其次，在性格上，她们个个刁蛮、泼辣，又都欲壑难填，淫欲无度，因而被冠以“淫妇”之名。阎婆惜嫌弃宋江，是因他面黑身矮，不会风流，于是才爱上了“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学得一身风流俊俏”的
小张三。
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一不图名分，二不图金钱，完全是为了满足淫欲，她从未想从西门庆身上捞到点什么好处，在她与西门庆的交往中，本来出手阔绰的西门庆似乎也从未送过她分毫之物。而潘巧云则成了“淫欲”的化身。少女时代她就钟情于裴如海；嫁与王押司没过两年，丈夫去世，她不甘寂寞再嫁杨雄；见到石秀她又被触动了“芳心”；而明知“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冒死她也要与裴如海偷情，似乎她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宣泄情欲。再次，她们三人又都无一幸免地死于梁山好汉的刀下，成为成就好汉们英雄壮举的陪衬、道具。由上述分析自然引发出了几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其一，从小说类型来看，英雄传奇小说理应以男性世界为中心，作者却为何要花费如此多的笔墨在这三个女人身上?其二，作者虽然竭力丑化她们，然而笔端下又不自觉地对她们流露出了一定的同情?其三，书中三个女人形象的出现是与水浒英雄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了阎婆惜，宋江就不会上梁山；没有了潘金莲，武松一生中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也无从谈起；没有了潘巧云，石秀也无法展示他的精明。虽则，三个女人形象是作为英雄们的陪衬而出现的，然而在书中她们却往往喧宾夺主，作者常常游离于
① 丹纳:《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9页。② 绿天馆人《古今小说・序》。
英雄之外，以大量篇幅描绘她们的艳情，这又是基于何种用意呢?对于上述问题，笔者不端愚陋，以略陈一己之见。法国艺术家丹纳说过:“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
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①可见，每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情趣都是由它所处的时代所决定的。就《水浒传》而言，它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从宋末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到元初的《大宋宣和遗事》，再到元代形形的水浒戏,《水浒传》作者施耐庵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加工整理了这部百川汇流式的作品。而在《水浒传》成书的这200多年，传统儒学思想一直占据着不容动摇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宋元之际又是中国古代城市经济空前发展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市民阶层的壮大，他们以其特有的心理特质和社会心态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施耐庵虽然生平难详，但将其视为一个底层文人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当时一名底层社会的知识分子，儒家思想对他不可能没有影响，最初的书名《忠义水浒传》便是明证。但同时市民意识又带着时代的清新空气，以强劲的势头冲击着他，加之《水浒传》在其漫长的成书过程中，市民意识已很自然地渗透其间，于是在这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融合与冲撞下，使作者在塑造三个女人形象时便出现了上述令人费解的矛盾。一
自从2000多年前，孔子在他的诗论中提出“兴、观、、怨”说以后，文学就与教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造就德行、净化人格的重要手段，尤其是与史学血脉相连的历史小说，更是直接承继了史学中“史之为务，申以劝戒，树之风声”的传统，把教化、启迪、劝诱作为衡量小说价值的重要准则，认为小说乃宣扬儒家思想的辅助手段，甚至其效用可超过儒家经典，可使“怯者劣，淫者负，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②可见，在儒学家眼中，历史小说所担当的应是惩恶扬善，扶植纲常的重大历史使命。《水浒传》通常被称为英雄传奇，虽非典型的历史小说，但因它
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真实事件，这就使它与历史小说之间有了共性，历史小说中重于教化的倾向也就深深地波及到《水浒传》中。于是，作者浓抹重彩地塑造三个女人的形象，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在她们身上寄予强烈的警示与戒谕。通过三个女人的形象作者向人们重申了“女误国”的老调。从历史上来看，君主帝王中有多少昏君荒淫无道，沉湎女，导致天下大乱，山河破碎；又有多少英豪在功成名就后自甘沉沦，沉溺于声之中，最终招来杀身之祸。在总结这些历
史教训时，史学家们把绝大部分祸水泼到了女性头上，得出“女人是祸水”、“女亡国”的结论，孔子就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而《水浒传》恰恰在这三个女人的身上为这一理论到了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宋江本在郓城县好端端地做着押司，仕途上有大干一番的雄心壮志。虽然他“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放走了晁盖，但神不知鬼不觉，对其前途并无大碍，谁想晁盖的密信却因他的一时疏忽落入阎婆惜手中，阎婆惜又借机要挟，致使他杀死了阎婆惜，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最终落草为寇。武松打虎成了英雄，在阳谷县当了一名步兵都头,“上官见爱，乡里闻名”，前程似锦，也同样是因为一个女人潘金莲，才被迫使一步步走上了梁山。还有石秀、杨雄平静的生活也都是葬送在潘巧云手中。综观三个女人的形象,“女人是祸水”无疑在她们身上得到了明证。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女人的形象作一番审视，便会发现作者以极尽铺陈的方式描述了她们的艳情，以致大量情节已经游离于英雄之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作者为了投合市民阶层重于娱乐的审美情趣。在市民眼中文学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从常轨故辙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刺激和娱乐，它重于消遣而非教化。市民阶层讲求
真实，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美的欣羡之情,
以女作为“兴奋点”，在俗世的追欢逐笑中去寻
求人生的乐趣。如被称为元代水浒戏“双璧”的《黑旋风双献功》与《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前者写孙荣之妻郭念儿与白衙内有私情，白衙内遂将孙荣陷害入狱。李逵巧救孙荣，并双双杀死白衙内、郭念儿，携人头回梁山献功。后者写的则是贼人宋刚、鲁智恩假冒宋江、鲁智深之名抢走了杏花村酒店主人王林之女满堂娇，李逵闻知后，怒不可遏，砍倒杏黄旗，大闹梁山，要与他平时最敬重的“宋哥哥”拼命。得知真相后，又主动负荆请罪，最终捉住贼人，使王林父女团圆。两戏的情节都因“女”展开，显然这是与投合大众口味以增加看点分不开的。施耐庵虽然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但市民阶层的审美心态依然存在于他的创作之中。因此，他通过三个女人的风流艳情来满足市民阶层的趣味。在三个女人的形象中，除阎婆惜还比较本分守着配角的身份外，其余二人都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在有关潘金莲的情节中，只有少量与武
松有关，作者重点描绘的是她与西门庆之间的男女情事。从西门庆与王婆定计到二人见面交欢,
从武大发现到她下毒手害死武大，洋洋洒洒，极尽铺陈，仅潘金莲、西门庆二人的初次相见作者便不惜泼墨二、三千字。对于潘巧云，作者更是大书特书她与裴如海如何策谋又如何勾搭成奸、偷情寻欢，等等，石秀、杨雄几成陪衬。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根本目的完全在于刺激读者的兴趣，正如金圣叹
所说:“西门庆一篇已极尽淫秽之至矣，不谓忽然又有裴如海一篇，其淫其秽又复极尽其致，读之真似初春食河豚，不复信有深秋蟹鳌之乐……”。③可见，在男性英雄的血腥撕杀过后，作者有意识地点缀几处女风情，正如“山摇地撼”之后，忽又“柳丝花朵”(金圣叹语)。不仅投合了市民阶层的兴味，同时也平添了几分生活情趣。
由此可见，在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这三个女人身上，体现出了儒家重于教化与市民重于娱乐的两种文学观在作者内心深处的融合与冲撞。
二
在中国，儒家传统的入世观念是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这种实现体现在自我人格的完善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生得意可以入世致仕追求人生理想，失意时则可以寄情山水，寻求另一番精神寄托，可见,“穷”与“达”的终极目的都在于内心的自省与精神的满足。这种对精神境界的不懈追求，在古代小说中就表现为对理想人格塑造上，书中的英雄人物往往成为作者的精神寄托。《水浒传》作为一部英雄传奇小说，施耐庵在塑造人物时自然也会以儒家理想人格作为衡量英雄的标准。当然，这一标准带有强烈的时代性，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英雄。宋明之际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喧嚣一时，其中，情欲更是被理学家视为洪水猛兽，所谓“万恶淫为首”，是否能控制情欲也就成了检验英雄的试金石，儿女情长则必然英雄气短，在这一标准的引导下，施耐庵笔下的梁山英雄一个个都成了不
近女的“中性人”，梁山上的好汉似乎只有一个王矮虎颇有怜香惜玉之心，而在作者眼中这也是他身上致命的弱点，作者就借宋江之口狠狠批评过他:“原来王英兄弟要贪女，不是好汉的勾当。”于是，为了进一步凸现梁山英雄的人格风范，作者对这三个女人形象的塑造，化了大量的笔墨。
写阎婆惜，先是写宋江因接济了阎婆惜母女，阎婆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他，这对一般人来说可谓求之不得，但宋江却“不肯”，因为这不仅有乘人之危的嫌疑，而且会有损仗义疏财的美名，最终还是经媒人竭力撮合，宋江才勉强“依允”。但宋江“只爱学使棒，于女上不十分要紧”，以致不久阎婆惜便红杏出墙。风闻到阎婆惜与同僚张三有染，宋江并不介意，甚至阎婆惜对他冷言冷语也不在乎，因为他以为“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由来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当阎婆惜发现了晁盖给他的密信，以此为要挟，他也是忍气吞声，苦苦央求，连阎婆惜让他答应自己改嫁张三的条件也欣然接受，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阎婆惜。书中这一切描绘极力渲染出了作者心中“不以女为重”的英雄品格。与宋江相比，武松的英雄本毫不逊。潘金莲第一次见到他就发出了“我嫁得这等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的感叹，自此对他十分殷勤,“顿羹顿饭，欢天喜地伏侍”，并“常把些言语来撩拨他”，还“微露”地表明了心迹。在这样一位美女所发动的一系列强大攻势下，武松始终毫不动心，义正词严地怒斥了潘金莲:“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后来在查明潘金莲通奸杀人的罪行后，为兄复仇，将其杀死，不失为“英雄多为硬心肠”的典范。石秀在入住杨雄家后也经受住了美的考验，面对潘巧云的诱惑，同样表现出了铮铮硬汉的英雄品格。可见，作
者不厌其烦地将三个女人的形象一而再，再而三地依次搬出，目的是让梁山英雄面对美冷面铁心、侠骨义胆，显尽英雄本。
施耐庵通过这三个女人的形象衬托出梁山英雄不近女的儒家理想人格风范。然而，值得重视的是这些英雄虽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却并非超然于尘世之外，他们不像《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可以忍受“刮骨疗毒”的非人痛苦，他们不是神，而是实实在在在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虽然环绕着儒家理想英雄的光环，但透过光环我们依然看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真实面目。毕竟,《水浒传》诞生于民间文学，经过长时间的熏陶，市民意识已牢不可破地根植于其间。就市民的审美情趣而言，真实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强调文学艺术应紧密地贴近生活，随时取材于生活，即使英雄人物也应可知可感。因此，为了满足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施耐庵让书中三个女人的形象再一次发挥了作用，通过她们向世人展示出了北宋末年五彩缤纷的城市生活画卷：热闹喧嚣的市井、斑斓绚丽的服饰、香诱人的美食。她们把英雄带入到平凡的市井生活中去：正是因为有了阎婆惜，才让读者看到宋江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的柔弱、克制、宽仁的一面；有了潘金莲，武松才走下高高的“神坛”，不再仅仅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打虎英雄，同时也是关心兄长、颇有家庭观念的凡人；有了潘巧云，石秀在显示其精明的同时，也显示出
③ 贯华堂刻《苏五才子书水浒》第四十四回评。
了他理财治家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三个女人的形象成就了梁山好汉们的英雄壮举，而这种英雄壮举并
新水浒传潘金莲吻戏非惊天动地，捉奸杀淫在市井中是司空见惯、极其平凡的。因此，有了这三个女人的陪衬，英雄随之平民化了，也就成为了市井小民所喜爱的英雄。
可见，三个女人的形象不仅凸现了儒家英雄的理想人格，而且又投合了市民阶层讲求真实的审美情趣，作者在儒家注重精神追求和市民注重现实生活这两种不同人生观的融合与冲撞下，以大量篇幅安排了三个女人的形象，她们在书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在施耐庵的创作思想中还体现出了儒家重于礼与市民重于情的两种不同情爱观的融合与冲撞。
市民阶层追求享乐的人生观，使他们对于味、声、、欲、逸等物质享受异常追逐，从而在爱情婚姻上，他们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等级观念，他们的婚姻既不同于封建统治者以门当户对与政治经济利益为前提的婚姻，也不同于封建农民以延续子嗣为前提的婚姻，他们以感情为基础，肯定男女之欲、男女之爱，在两情相悦上大胆放纵，追求平等互爱。相反，儒家礼教是反对物质享受的，认为人的“情”应受到“礼”的制约，对妇女提出的行为准则的最高标准是“贞”、“节”、“烈”，女人的贞节与人格是等值的，没有了贞操也就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这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爱观同样都体现在了《水浒传》中三个女人的形象上。
如果我们从人性的角度入手，不难看出作者的笔端不自觉地流露出对三个女人的同情。潘金莲长得如花似玉，嫁给的却是“面目生的狰狞”“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头脑可笑”的武大郎。阎婆惜与宋江，一个闭月羞花，一个面黑身矮；一个芳龄十八，一个已过而立；一个是活泼少女，一个是谙于权谋的官吏，二人之间似乎少有相互沟通的契合点。潘巧云的老公倒是相貌堂堂，但又时常夜不归宿，使其过着守活寡一般的生活。由此可见，她们三人的婚姻无一是幸福的，她们移情别恋，追求自己的爱情从情理上讲无可厚非。然而，施耐庵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接受了市民追求享乐的观点，肯定了“情”的合理性，但“有情”的前提则是“守礼”。而她们三人的
“情”显然超越了纲常之外，这种“非礼”是万万不可容忍的。于是，作者既承认了她们婚姻的不幸，却又否定了她们的反抗。在作者看来，这种不幸或许是命中注定的，唯一的方法只有默默地承受，超越了“贞”、“节”等礼教范畴必定要受到惩罚。于是本可以美丽面目出现的使人同情的少妇，在人们还未来得及看清她们之前，已变成可憎的狐狸精了。阎婆惜对宋江恩将仇报，宋江帮她下葬了父亲，应该说是恩重如山，她对宋江却连起码的敬重都谈不上，不仅“只把言语伤他”，还贪得无厌，利令智昏，完全是没有廉耻的泼妇。与阎婆惜相比，潘金莲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与西门庆勾搭成奸，武大来捉奸，她教唆西门庆踢伤武大，对躺在病床上奄奄待毙的武大，她不闻不问，冷漠至极，最终还与西门庆、王婆合伙亲手鸠杀武大，简直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而潘巧云似乎得到了潘金莲的真传，同样恶毒地离间杨雄、石秀二人的兄弟关系。显然，对这三个女人，作者一方面是同情，一方面却是极力丑化，这主要源
自于作者观念中“礼”与“情”的矛盾，经过一番融合与冲撞，最终“礼”战胜了“情”，书中三个女人的形象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模样。
总之，在《水浒传》中三个女人的形象使我们既看到了儒家传统思想对作者的影响，又看到了洋溢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的市民意识对作者的感召。在这两种不同思想意识的融合与冲撞中，施耐庵的笔端充满了矛盾，虽然他依然将三个女人丑化为反面角，但我们已经可以依稀见到作者思想中透出要求尊重人性、要求人性解放的人文精神的光辉。
(责任编辑：张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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