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对殖民地上海的体验与书写
据学者熊月之的考察，上海的形象开始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是在20世纪初。在这之前，租界虽然已在上海存在了五、六十年，但从民族主义的视角来看待上海的言论几乎没有。1904年，蔡元培等革命党人主持的《警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最早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观照上海。民国之后，历经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随着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涌起，民众视上海租界为帝国主义侵略基地的思想越发突显，在文学作品中反上海的书写便更为强烈。鲁迅、周作人、林语堂、茅盾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大批作家都有对殖民上海的批判，这其中突出的一位作家是郭沫若。
一、恐怖的上海――漂泊体验
郭沫若在自传里，曾经述及自己在由日本回上海之前，“对于那未知的上海不免隐隐地含着一种恐怖”。在回国的路上，“我心中的感慨就好象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创造十年》)
怀着恐怖，对现代化的上海不能把握，有一种碎片感，漂泊感，这可以说是郭沫若对上海的初始感受。
在作品中，郭沫若多次重复自己的这种漂泊感。这种感觉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一直存在。――郭沫若自1914年离家去东京，
至1923年回上海，这其间十年，确实是一直居无定所，到处漂泊。而到上海后，发现本来应该是自己家乡的上海并不接纳他，孤苦、漂零的情绪体验更为强烈。“住在日本的时候，就象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但“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其中原因，是因为在上海生计艰难，而生计困难的关键原因，是上海商业化殖民化的社会。本来郭沫若回上海，是要创办杂志，但“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弄出”，非但杂志办不起，连文章都写不出了。因为“中国没有可以使我们的地方，无论到甚么地方去，都感觉着颓败，感觉着压迫”。中国所受的外来殖民势力的压迫，使中国没有让文人们“的地方”。这种体验，这种面对庞大的现代化之上海力不从心的颓败的感觉在他的小说《漂流三部曲》里也有同样的表现。在后继的《漂泊三部曲?炼狱》中去，郭沫若也提到主人公从日本回到上海：“上海的烦嚣不宜于他著述的生涯，他就好象灼热的砂漠上折了翅膀的一只小鸟”。
在这些作品中郭沫若突出了面对上海的感觉：颓败、压迫、处身沙漠中的无力感。而这些感觉源于上海环境的“烦嚣”，不能使人“”。而这种“烦嚣”，不“”，是面对现代化混凝土的都市、摩天大楼、商业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感觉。――而其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充斥了太多的异族人，这是令人不能有归宿感之归根结蒂之原因所在。我们来看在郭沫若小说中对喧嚣的
都市上海的书写：
两座六层楼的大公司对立在街道的两旁，形成了一个上海市的“巫峡”，弥天的黑云屯成潮阵，连连
地在屋顶上奔流，两岸的“巫山”就好象在动摇的光景。
汽车、黄包车、电车，不断地滚来，滚来，滚来，又不断地滚去，滚去，滚去。殷殷宏宏的人涛，黄，棕
、黑、白，各形各的人种。这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
XX公司的大门就象一个鳄鱼张着大口一样。(《后悔》)
这里作家写的是上海繁华的商业区的街景，作者面对熙熙攘攘的都市感觉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而组成这幅现代化都市图画的最突出的是“黄，棕、黑、白，各形各的人种”，展示了上海的殖民背景。而公司的大门如“一个鳄鱼张着大口一样”，突出了作者面对这个由异族人组合而成的都市的“恐怖”感觉。
车水马龙的都市，欧式的摩天大楼的都市，商业化殖民化的都市中行走着的陌生的人，这是与传统乡土中国经验全然不同的另外一种都市形态，置身这样的都市让人感觉像置身沙漠一样无力把握，没有温暖，甚至死寂无声。弗洛姆在比较传统和现代的差别时，曾指出，相对于近现代文明，中世纪的人没有那么多的个性自由，但那时候人并不孤独。宗法纽带既对人构成限制，也给人提供了维系情感、确定身份、实现个人归属的心理母体与
社会母体。“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充当的角是一致的。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工匠，一个武士，而不是碰巧才有了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个人。社会的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由于人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就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现代生活打破了束缚和禁锢个人的枷锁，个人获取了自由，但与此同时，个人也变得孤独了。“实际情况似乎是，新的自由给他带来了两件事情：力量和孤独同时与日俱增，并由此滋生了忧虑。”置身于都市陌生的人中，文人对自身处境的疏离感、孤独感有倍加痛切的体验，虽置身闹市却犹如置身荒漠的感觉――一种与传统亲情伦理之人际关系不同的典型现代派的感觉每每在作家心中显现。郭沫若在作品中也重复这种感觉：作品中的主人公“让滚滚的电车把他拖过繁华的洋场”，却“就好像埋没在坟墓里一样”(《圣者》)。即使是和朋友在一起，“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两个孤另另的人一样。”(《创造十年》)无论如何都是孤独的感觉――由此产生的内心底的漂浮感、碎片感。
郭沫若在作品中强调这不是回到自己祖国的感觉!不是回到自己家乡的感觉!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土上，竟然有着更甚于日本的漂泊、恐怖体验?日本之于郭沫若，是完全的异乡人的感觉，有着漂泊的感觉是情理之中。而上海，是中国的上海，所以其中体现出的“恐怖”、“漂泊”感就有深层意义。
这似乎不是属于中国人的上海。
而为什么会是这种状况呢?因为上海是殖民地的上海，这注定了中国人在其中感受着的漂泊感、恐怖感。
“上海就是一座大鸟笼，关着一鸟洋鬼子。不过这一鸟，它们所吃的东西却是我们的人肉罢了。”(《革命春秋》)这“洋鬼子”，所吃的是“我们的人肉”，鲜明地指出了中国人所处的这种受外族凌辱、压抑的地位。
这确实不是真正属于中国人的上海!
二、机械的上海――同时也是囚徒的上海、冷漠的上海
作为现代都市的上海，其最主要的标志是机械。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里，曾经这样写到郭沫若对现代性之表征的机械的态度：“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的丑恶性已被忽略了，在幻象同感情的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确实，郭沫若写于日本的收入《女神》的那些诗篇，对机械文明确实是抱一种激赏的态度。典型的如《笔立山头展望》中把工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比作是雍容华贵的“黑的牡丹”，是“近代文明的严母”，表明了诗人的一种价值评判：即对机械化大生产的工业文明的赞美。其余的诸如《女神》里的种种比喻，“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的飞跑同于“勇猛沉毅的少年”之努力，”都表明郭沫若对机械文明的赞赏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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