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铜纪程》：一部珍贵的清史研究资料
王瑰
马龙资料
【摘 要】《运铜纪程》是清道光时期的一部公务旅行日记,现贵州省图书馆和贵州省文史馆分别藏有其手抄本和刻本.这部日记是清代贵州著名文学家、贵州沙滩文化奠基人黎恂的作品,民国《续遵义府志·黎恂传》著录了该书,但该书的内容并没有得到传播,这是一种遗憾.从史料的丰富程度和总体价值来看,这部书在中国古代诸旅行笔记中应不会逊,于清史研究则更有诸多意义.
【期刊名称】《曲靖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7)004
【总页数】7页(P59-65)
【关键词】《运铜纪程》;黎恂;旅行笔记
【作 者】王瑰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云南 曲靖65501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K290
一、《运铜纪程》的作者、内容和版本
《运铜纪程》的作者黎恂，清代贵州遵义(今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人，嘉庆十九年(1819年)进士。二十年(1820年)到任浙江桐乡知县，二十五年(1825年)丁忧归籍，在家读书14年。道光十四五年间(1834—1835年)赴部选，以知县发云南任用，先后历平彝知县、新平知县、大姚知县、云州知州、沾益知州等职。道光三十年(1850年)，升东川府巧家厅同知，未赴任，咸丰元年(1851年)称疾辞官归籍。同治二年(1863年)，卒于家。
道光二十年(1840年)，时任大姚知县的黎恂被委任为该年京铜首起正运官。七月二十日(1840年8月17日)，黎恂自云南省城昆明启程，经嵩明、寻甸、马龙、沾益、宣威、威宁、毕节陆路官道至四川永宁，自永宁乘船沿永宁河至纳溪入川江，下泸州。在泸州铜店领铜装船，沿江东下，至江苏仪征转入运河。沿运河至天津，卸铜换船运至通州，再起剥，车运至
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验收入库。按额交毕铜数，由户部堂官带领觐见皇帝。而后离京返滇，取道保定、郑州、南阳，经江陵，绕道常德，经湘西桃源、辰溪、麻阳等县入贵州铜仁，又西北至遵义，在家逗留四十余日。自遵义南下开州,转贵阳，过安顺，经平彝官道入滇，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日(8月15日)到达昆明销差。前后历时二年，往返行程一万六千五百里，备极艰辛。辑途中日记汇为两编，*惟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乙巳缺。一为《京运纪程》两卷，一为《回黔纪程》一卷,全文5万字左右。每日天气状况、船队行进、道路里程、府县沿革、山川古迹、民情风俗、公事周旋、朋友往来、所见所闻、旅途生活、世事评论、个人感想等悉备无遗，内容甚为丰富，但并未刊刻印行。民国时期，贵阳著名藏书家凌惕安采得，将两书合抄为一本，命为《运铜纪程》,但仍未大行于世。今凌惕安抄本保存在贵州省图书馆，纸张硬实、墨迹清晰、书写工整，保存完好，最为善本。民国时期贵州文献杂志《贵州文献季刊》二、三期合刊，刻印了原书四分之一强，今贵州省图书馆、贵阳市档案馆均有藏，但多有别字、衍字、漏文等。任可澄主编《民国贵州通志》已着手收录，未果而辞世，故不得录于其中而闻名。贵州省文史馆藏有民国年间完整刻本，但错误仍多，价值不及抄本。
二、对滇铜黔铅京运研究的史料价值
清代为保证金融需求而兴起的铜政，一直是国家的大政之一，康、雍之时，国家矿禁未开，铸币用铜多半采买自日本、南洋。乾隆初年，矿禁明文解除，中央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币用铜全部仰给滇铜，随后陕西、湖北、广西、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及云南诸局，亦基本仰给滇铜。此后，基本至清末，铜政皆为云南督抚第一要政。云南僻在西南，滇铜供应中央铸币，则万里运输不可避免。清廷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完善，至乾隆后期形成了极为完备的滇铜京运制度，嘉庆时期略有调整，后世遂相沿不改。其制度、办法，乾、嘉庆时襄助云南督抚处理铜务数十年的呈贡(治今云南省昆明市)人戴瑞征完整地编入了其全面扼要记录云南铜政事务的《云南铜志》一书中，其第三卷即《京运》。诸凡京运制度起源演变，运员限期、领用码(即砝码)、领批掣批、请领银两、拨兵护送、兑铜盘验、运铜船只、带解沉铜、整圆碎铜、沿途借支、起剥雇纤、雇纤处所、守冻开销、沉铜捞费、应纳关税、划分余铜、运员引见、运员报销、报销限期、运员短铜、沉铜豁免、沉铜分赔等制度、办法，并运途中诸险滩及其险要等级皆一一记录。贵州西北盛产之铅锡，亦是铸币重要材料，在滇铜京运之前，已以分段递运的方式京运，滇铜京运形成完备制度之后，黔铅京运亦一体照行。但是，制度实际执行情况、船队组织、铜铅船沿途运行情况、运程具体花费开销等，并不可知，全赖此书保存其具体资料。仅此一项，其对清代滇铜黔铅京运的研究价值就难以低估。
(一)京运制度执行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记事载，“新滩为峡江绝险处，每年十月以后，铜铅舟至此，例应起剥，设同知一员驻滩岸，专司其事。惟起剥羁延时日，各运皆冒险放标，幸而无损，仍由新滩同知出起剥钤结申报。然子石若现，滩水陡立，非剥载断不能下也。”[1]新滩为湖北归州(治今湖北省秭归县)段长江著名险滩，《云南铜志》卷三《京运·滩次》载其分为头、二、三三段，系户部备案之一等极险之滩，此处铜船毁坏，铜材沉没，可用公款报销。而清廷为确保铜材不失，规定铜船至此，应将所载铜材起剥上岸，陆运通过，“新滩剥至黑岩子归载，计程四十里，每百斤准销水脚银三分”。[2]但据黎氏之文，实际上大多数铜铅船会根据船工经验，冒险放标而过。类似的据《运铜纪程》还有数处。京运诸项制度的实际执行过程和执行情况绝大多数都可在该书中到，有的甚至是重要补充。又如铜铅主运官，在不缺斤两的情况下按时将铜铅送至京城交局，会得到由户部堂官引见皇帝的殊遇，在政绩考核上也会有所优待，这在《云南铜志》卷三《京运·运员引见》中有明确记载，但《运铜纪程》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九日记事，还明确记载了被引见的运官拥有俸满免调的惯例，*俸满免调。明清时期，将官员任职满一定年限(外官一般为三年)后，赴部考核，或升或调，称为俸满。俸满免调，则指任期满后，保持原官，不予升调迁转，如此为官远者，可免长途跋涉之苦。该惯例
亦未见于《会典事例》等其他文献。这也是运铜制度的重要补充。
(二)船队编组和行进组织
清廷对滇铜京运的船队编组并无规定，《运铜纪程》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一日记事则载自泸州启程时船队情况，“点梢、桡、撤夫入船。全帮计大船八只、中船十四只、兵牌船一只、划船三只、小划船二十二只，共用人夫九百六十名。铜运一役，川江非梢、撤不能行。每船多至四五十人，盖撤八枝，每枝须六人，搬梢之时，撤夫千余人助力，船头方能转动。又每船梢撤夫内必有领首二人，每值下滩，督催夫用力，手执竹片，视惰者即扑之，喧呶嘈杂，令人不堪。内经工、头工、柁工三名，系选择充役，余皆无赖之徒，或杂以乞丐、贼匪。大难、稽查，既虑其逃，又虑其泊后上岸窃劫滋扰，为行江一大累。然惟铜铅差船则然，客船无是也。”[3]船只类型、数量，船工种类、来源皆明确记载，且不忘点出铜铅船与客船用工之不同。其后，于重庆、汉口、天津诸地增减船只、更换船工等具体情况亦皆详载。
(三)船队经费开销
滇铜京运途中的花费，清廷有明确规定，各段水脚银、剥费银、雇纤银、杂费银、工食银、
养廉银等都规定的十分具体，但途中具体如何开支出去，却无记载，《运铜纪程》的相关记载恰是其补充。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三日记札滩花费，“凡札滩一次，例赏夫役酒钱，谓之打宽，每夫钱数十文不等，其头、柁、夫长每名数百文，计每次须钱数十千。由此下峡，札滩有十余处，皆例给宽钱，总计盖须数百金云。”[4]实际上，黎恂对运程中的各项公私开支，包括所借债务、所预支养廉银、各种违规费用等，在何处开支、开支多少、为何开支等，无论巨细都作了颇为详细的记载，资料十分难得。
(四)铜船过险滩、运河闸口情状
铜铅船队是长江、运河中重要性仅次于粮漕的船队，在长江有经历风波险滩之难，在运河则有过闸之难。这些困难，官方记录，如沿岸府县志(山川志、邮驿志等)、相关航运档案(如户部漕运档案)一般只重视管理方式的记录，船队视角的困难克服过程，则不是官方所关心的，赖《运铜纪程》的相关记载，皆得以生动呈现。过长江险滩，其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十九日记事载，“余偕兆熙乘划船先至东洋子登岸札滩，*兆熙，黎恂长子。怒涛汹涌、漩濆洄洑，江面逼狭，水势不舒，洄流倒冲。第八号船转入江南回流，盘旋不得出。第九号续下，两舟几至对撞，幸八号船忽顺急浪斜入江北洄流里去，九号船得斜行让过，岸上人为之胆落。小划
一只，遇漩，人船并没，漩起复出，此人以一手把持划船，得不死。他船急救之，并小划亦救获。又一划被旋半截入水，复出亦无害。舟人习于水，出没浪中颇不惧，然亦太冒险矣！于时客舟下滩，入漩复起，掣入洄流者仍不少。距东洋子十余里为庙矶子，已先遣船户往彼札滩，余视各船过毕，飞桨至庙矶滩头。众船皆下尽，奔流陡迅异常，犹及见尾船如箭弩之速，幸江面阔而直，故舟行无碍。此二滩素称极险，闻水再高四五尺，尤难行。余来及水平，尚为稳适，犹不免惊心动魄也。”[5]过运河闸口，其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六日载，“巳刻，各船上福兴闸，闸水高四尺，余舟抵闸门，闸上鸣钲扬旗，上流用辘轳，左右各三十余架，人夫数百挽之。闸官徐君竭力督催始上。未刻，上通济闸即，闸水高二尺许，用辘轳缴关如三闸，闸官周君尤极力督挽。凡铜船上闸，例须先下惠济、通济二闸板，然后挽舟上三闸。既上，即下三闸板，开二闸板，舟上毕，复下二闸板，然后挽舟上大闸。”[6]该月十八日又载，“五更，肩舆至福兴、通济二闸督视闸夫下板。卯刻，无风。大闸水较平，然高仍五尺余。辰刻，加赏夫役，咸欢忭助力。闸官赵君亦督催。巳刻，各舟挽上毕，而项君舟亦续上。计天妃三闸，大闸水势汹涌，粮艘、铜铅舟往往至此破坏。大抵舟出闸门，非缴关之夫一鼓作气则船头被水冲殁，缴缆必断，全舟倒退，顷刻间莫救矣。此次，余不惜重费，给青蚨至四百千，始获力鼓助，平稳无虞。甚矣！闸之难上也。”[7]长江中各险滩的危险程
度、成功与失败的过滩方式，运河各闸的通过方式、难易程度等，《运铜纪程》皆以亲身经历一一记录，当时中国最长、最大、最重要的内河航运水道的一手运行状况可谓得到了全程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