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多元地域彩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说：“中国的文化保存在语言中。”而方言又是语言的地方变体，是维系乡土情感的纽带，也是考察地方文化的活的化石，同时汉语方言与中国文化的多元地域彩有着重要关系。
[关键词]：汉语方言；中国文化；多元；地域彩
汉语的方言十分复杂，差异极大，这在世界语言中是少见的。这与汉语流通地域的辽阔及使用历史的悠久有密切关系。同样也是这两个原因，使汉民族文化除了具有共同的特征外，又呈现了不同的地方彩，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方言的分歧正好反映并促进了这种地方彩。
一、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多样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最明显的例证是方言与戏曲和曲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戏曲曲艺的丰富是世界罕见的。各种戏曲曲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演唱腔调的不同上。声腔的不同来自于方言和地方音乐的的不同。方言不同，字音调值不同，必然造成旋律和行腔的变异。粤剧的南国风味离不开广东方音的特殊音系，而评弹的婉转、清丽亦以“吴侬软语”著称的苏州方言密不可分。可以说方言的差异就是造成我国戏曲、曲艺繁荣的原因之一。
（二）方言与我国小说的发展亦有密切关系。
方言语言的有选择的使用对增加作品的地方彩、丰富人物的形象有很大作用。像老舍的大量作品构成了一卷京都风俗画，这与他熟悉的使用北京方言有密切关系。鲁迅小说中对吴语的提炼与巧妙运用，使他的小说明显的带有江南特。而这些著名作家又反过来通过他们的作品把某些富有表现力的方言词语介绍进了民族共同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对方言的研究，亦为古代小说的作者、版本多的考证及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著名小说《金瓶梅》的作者，至今是一大悬案，近几年来有不少学者就试图从《金瓶梅》的方言研究入手来推定作者的籍贯。
（三）与方言相关的另一种文学样式是民歌。
我国历史就有采风的传说，《诗经》中就收集了相当多的民歌。民歌是研究方言的有用材料，像明代冯梦龙的《山歌》是研究明代吴语的的极为宝贵的资料。五四以后中国语言界开始进行方言的调查亦是由民谣的收集、整理引起的。因为民谣中的某些方言词，往往不到相应的文字来记录，有时不得不借用国际音标来记音，有时则需要考证词源，出本字。所以，方言的研究也反过来推动了民歌的收集与研究。近斯发掘的吴语民歌《五姑娘》就是民间文学工作者与方言者的共同努力的结果。
二、方言词汇的差异往往能反映出各地不同的民族习俗。
（一）方言词汇反映各地不同的饮食习俗。
反映民间习俗的方言词语，一旦产生后，就有相对的稳定性。有时有关习俗已经消失或者发生变化，可是反映这类习俗的词语却依然保留着，他们就可以为考证已经消亡的民俗提供线索。如北方以面食为主食，所以对包子与馒头的分别十分严格，而南方吴语区的居民以米饭为主食，所以对面食的分别就不严格，包子也一概称为馒头，肉馅的包子即称为肉馒头。
中国悬案“吃豆腐”是吴语中常用的词语，一般指占了别人（尤其是女性）的便宜。可是在江南的部分农村，这个词语还有另外一种含义：指死者的家属请送葬者吃饭。过去的这种饭菜，与喜庆筵席不同，以素食为主，其中豆腐是主菜之一，所以称“吃豆腐”。现在尽管这种酒席已经有大鱼大肉，甚至见不到豆腐上桌，可是在当地人们中任然沿用旧的词语。
（二）方言词汇在称呼习俗上的反映。
在苏南一带，舅舅在亲属中的地位比较高。按照习俗，如果父母去世，兄弟妹之间分家产常由娘舅（即舅舅）来主持，如发生纠纷亦由娘舅来居中调停、理论。于是“老娘舅”就成了中间调解人、评理者的代名词。1988年8月29日《新华晚报》有一篇报道，标题即为《外轮上的老娘舅》。就是指上海外轮代理公司经常为外轮船员调解人际矛盾。而同是吴语区的启东、海门一带，则没有这种习俗。所以虽然那里亦“娘舅”这个词，可是没有娘舅居中调停、分家产的习俗，因而这个词的含义就不一样。称年老人为“娘舅”有贬义，因为有自己父亲占有对方妹之嫌。
在无锡，人们习惯称长得较胖的青少年为“大阿福”北方来的就不太明白。原来无锡以出产泥人闻名于世，无锡泥人的代表作品就是胖乎乎、笑嘻嘻的“大阿福”于是在无锡就有了这个习惯称呼。
（三）方言的特殊词语、方音的特征也会产生一些独特的民俗。
地方民俗会反映到方言中来，这在禁忌语和颂吉词的使用中表现尤为明显。如上海、无锡等地杀鹅，习惯上叫做“杀白乌龟”，就是因为在当地方言中“鹅”与第一人称代词“我”同音，人们忌讳把“杀鹅”会听成“杀我”，所以不得不改变名称。而在北方就没有这个忌讳和别称，因为在北方方言中“鹅”与“我”的读音有差异。
上海郊区有些地方过去在人民公社时，把第十生产队改为“壹零队”，并写作一O队，就因为“十”在吴语中与“折本”的“折”读音相同，有的地方还与“贼”读音相近，所以需忌讳。在徐州方言中姓氏“熊”与一个骂人的字读音相同，有不少人因此就把“熊”这个姓改读为“邪”。而在南方对姓“熊”就没有人忌讳，因为没有这种谐音关系。
三、某些颂祷、求吉利的习惯也往往与方音有关。
侯宝林的相声《婚姻与迷信》中讲到北京的婚俗，在新房的被褥欧力要塞进许多枣儿和栗子，就因为“枣”谐“早”，“栗”谐“立”讨“早立子”的吉利。而闽南方言中“枣”与“早”不谐音，所以婚俗就不用枣，而改为花生，取“生”字求吉利。启东、海门一带旧俗农历腊月二十四要吃赤豆饭，并留下一碗，到年
初一吃，“赤豆”和“出头”音近，希望来年早出头，有好日子。这个风俗在北方就见不到，因为没有这种谐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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