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悬案
彭 靖
摘 要：科举制度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经典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不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影响巨大，同时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叙述中国考试制度最早的文献，为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所著《中国报道》。1943年，邓嗣禹用英文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一篇研究中国科举制度如何影响西方文官制度建立的经典论文，目前已经有2种中译文本。近八十年来，曾被收录到多种文集、选集之中，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热情关注与广泛引用。但是，邓嗣禹并非圣贤，其论文也并非没有任何瑕疵可言。依据近年国内学者提出的问题与建议，针对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存在的个别问题，在国内首次提出修订意见。
关键词：科举制度；西方文官制度；影响作用；修订研究
邓嗣禹先生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1943年用英文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7卷第4
期上，1968年被收录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政府机构研究》（《Studies of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一书中。[1]该论文与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一文，都曾在国际上引发了半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2009年，刘海峰在他主编的《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前言中有这样论述：“邓嗣禹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长达三万余字，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被收入到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已被公认为是经典的论文。”近年，国内有多位学者发表文章，建议对这篇论文中存在的个别问题进行修订，也正说明这篇论文至今余音未消，目前仍然受到许多学者们的关注。
2019年3月，通过国家级专家严格评审、公示等程序之后，国家出版基金办正式批准将《邓嗣禹全集，1-7卷》项目列入2021年出版计划。借此机会，现将有关学者提出的问题统一归纳，并以论文的形式进行回复，期待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讨论，最终使新版的邓著论文更加完善。
一、科举制度对西方影响问题的提出与研究
（一）科举制度对西方影响问题的提出
从目前所见到的资料，中国人最早提出科举西传说的是康有为。[2]391-4071898年，他在提出戊戌变法的文章中说：中国历代科举“虽立法各殊科，要较之万国，比之欧土，皆用贵族，尤为非才，则选择秀于
郊，吾为美矣，任官先试，我莫先焉。美国行之，实施于我”。康有为明确提出，美国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科举学习而来的。
作者简介：彭靖，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香港国际商学院上海教学中心客座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科举制度与当代价值、东方管理学理论、邓嗣禹与美国汉学家研究等 （上海 20012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邓嗣禹全集，1-7卷》（项目批准号：基金办[2019]第7号）的研究成果
另一位提出科举西传说的是梁启超。他于1910年指出：“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1893年，始改用此试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以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一大发明也。”[3]由此可见，梁启超在民国初期，就深知科举制度曾经对西方国家产生过重要影响。
对于科举西传说影响最大的是孙中山的提法。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省教育会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 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 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4] 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引导下，一些西方及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二） 国外学者对于科举制度西传说的研究
国外较早提出关于“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问题的研究，应该说是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三位中美学者邓嗣禹（Teng Ssu-yu，1905-1988）、顾立雅（H.G.Creel，1905-1994)、柯睿格（Kracke,1908-1976），在20世纪40-70年代联手合作的成果。发起人是中国学者邓嗣禹，美国学者顾立雅、柯睿格在后来鼎力相助，最后名留史册。
1943 年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有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重要贡献。这位中国学者就是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邓嗣禹博士。他于1943 年9 月，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① ，长达三万余字，搜集、引用了1870年以前西方人论述科举的文献70多种，围绕“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西方记述或涉及中国科举制的资料、英国对于中国文明的推崇、英国驻华使臣论中国科举制、确认中国影响的证据”等问题旁征博引，论述详赅，对于中国考试制度的西传做了详细考证。[5]邓嗣禹称：“根据上述所有同时代的证据，我们可以确凿无疑地证明：中国的科举是西方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② 。文章发表后，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广泛的反响。目前该论文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已被公认为经典性论文。至今，该论文还经常被国内许多颇有影响的专家评论。
因为在此之前，科举考试与现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是否具有联系，西方文官考试是否曾借鉴或受到中国
科举制度的影响，孙中山关于英国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说法根据从何而来，一直是科举学研究的一桩悬案。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在科举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全面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为当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6]但基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考证工作的难度，学术界一直未能提供有力的证据。
当邓嗣禹提出这一问题受到一些争议时，柯睿格首先于 1947 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7]1953 年，他又在《北宋前期文官》一书中，在对比科举与欧洲早期文官制度之后，对科举影响欧洲文官制度的史实也表示肯定，并认为邓嗣禹和张沅长两位学者的论文清楚地显示出，19 世纪通过印度的文官制度，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中国范例的直接影响。[8]
1964 年，顾立雅在《亚洲研究期刊》上也发表论文，并再次指出：中国对世界文化的贡献远不止造纸和火药的发明，现代的由中央统一管理的文官制度在更大范围内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中国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角。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9]
1970 年，顾立雅在《中国政术之起源》一书中，又补充说明自己在详细研究中国考试制度史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并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曾在12 世纪影响过中东的医学考试，进而影响欧洲的学位考试，17 世纪以后又影响了德国、英国考试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科举制在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方面扮演过重要的角。可以明确地说，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③。
其后，还有几位外国学者在邓嗣禹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探讨。如日本学者矢泽利彦也曾于1959年在《琦玉大学纪要》6卷中，发表过《西洋文献中所见明代科举制度》一文。莱克（Lach）于1965年
出版的《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书中，新发现了几条西方人对明代科举制度的记载，并认为欧洲人曾从中国科举中学到了笔试形式。[10]1972年，美国汉学家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在《中国思想西入考》一书中则说：“科举制无疑是中国赠予西方的最珍
贵的知识礼物。”[11]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学者胡适（1893-1962）在确定重回北大任校长之后，曾于1945年9月26日致函邓嗣禹邀请他到北大历史系任教的信中，也曾提到这篇论文：“我很盼望你能在明年七八月回国，到北京大学来教历史。你愿授的几科，我此时不能预作决定，只盼望邓老板的拿手好戏之中挑选排演。我盼望你的戏目之中，能把你的英国文官考试起源列入国际关系，或中西关系之内，因为太平天国与英国文官考试都是中西
文化相互影响的重要例子。”④
胡适在信中提到的“英
国文官考试起源”，便是指《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论文中的重点内容。
二、中文译本的翻译与收录过程
此论文1953年由王汉中翻译成中文单行本《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并由台北中央文物出版社出版；1980年，邓嗣禹的两位博士生黄培教授、陶晋生教授将此论文收录于《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之中，由台北食货出版社出版；1988年，李明欢、黄鸣奋再次将此文翻译成《中国科举制在西方的影响》，发表于《中外关系史译丛》（第4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2009年，作为我国大型文化遗产出版工程，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大型精装本《历代科举文献整理研究丛刊》之一，刘海峰编写的《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一书，共收录了国内外39位研究科举制度的著名学者的42篇论文，包括潘光旦、费孝通、邓嗣禹、杨联升、何炳棣、钱穆、刘海峰、李弘祺等中外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品。但仅有邓嗣禹、刘海峰、李弘祺三人各被收录了2篇代表性的论文，邓嗣禹的《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均被收录其中。刘海峰教授在序言中写道：“作者方面，一人之作以入选不超过2篇为原则，邓嗣禹只发表了3篇科举研究论文，但2篇均很重要，因此都
选入。其他两位选入2篇论文的作者，都发表过数十篇科举研究论文。全书其他36位著名学者都只是各入选1篇。仅此一例，便
可见邓嗣禹论文质量之一斑。”由于该《丛刊》属于文献收藏版本，售价较高，仅《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一书，售价为300元/本，发行量较少，国内学者所引用的书籍多数为《中国考试制度史》收录之作品。
2011年，吉林出版集团出版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时，再次将这篇中译文作为附录；2019年，商务印书馆将最新版本《中国考试制度史》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并将这篇经典论文与他在1946年用英文发表的后续研究论文《中国科举制度与西方》（中译文详见《中国考试》2014年第6期）构成第三编：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同时，最新版本《中国考试制度史》将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的推荐文章作为附录，将全文重新翻译、校对之后附在书后。该文章曾用英文发表在1938年美国的《图书馆通讯》杂志，中文节译文详见《中国考试》2014年第6期。2021年2月，俄文版《中国考试制度史》获得中华学术外译资助正式批准，这篇经典论文还将会有俄文版本。
三、主要修订的内容
（一） 关于1870年之前西方论及中国科举制度文献数量问题
邓嗣禹先生在1943年发表《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时，曾广泛查寻、细大不捐，收录了1570-1870年间记载中国科举制度的西方文献78本（期），其多数是在伦敦出版的英文书刊，并在文末附有“记载中国考试制度之西方论著目录”。因此，在2001年之前，海内外学者都据此说法，普遍公认在论及中国科举制度的西方文献有70种之多。但邓嗣禹在此论文的第二节正文中曾说明：“在1570-1870年这个期间所出版关于中国考试制度的文章或书籍，已有七十余种依照字母序列于本文附录中，兹所引证者不过其三分之
一而已。”[12]75
需要提请国内外研究学者注意的是：邓
嗣禹在此文中特别说明，他并没有就此肯定仅有70余种。换句话说：他认为七十余种仅仅是其三分之一而已。
2001年，刘海峰教授借助赴英国、日本做访问学者的机会，专门对“科举西传”的难题进行了考察与深入研究。经过艰难搜寻，他又新发现了1870年以前论及中国科举的西方论著近50种，并于2001年10月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上发表了《科举制对西
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的论文，在国内曾引起了较大反响。2005年，他又在《考试研究》第1卷第1期上
发表了《科举西传说的来龙去脉》的论文，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的演变过程，做了进一步的论述与说明。依据刘海峰的研究成果，此次修订将1870年以前论及中国科举的西方论著“70余种”修改为“120余种”。当然，这120余种仅仅是以英文出版的书籍，以及发表的文章。是否还有外国传教士用法文、德文等英文之外的西方语言出版的书籍或刊物呢？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待于感兴趣的中外学者继续研究出新的成果。
2010年12月，刘海峰在其专著《中国科举文化》一书中，也曾以注脚的方式对于“科举西传说”的研究难度，以及目前的研究进展情况进行补充说明：[2]407在科举学的各种研究问题中，研究难度最大的大概要数科举西传说了。打个比方，“科举西传说”有如数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可以称之为科举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或者称之为“孙中山命题”。哥德巴赫猜想在数学中好比皇冠上的明珠，孙中山最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一命题，邓嗣禹等人相当于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但因有一些人提出疑问后又变得悬而未决了。顾立雅、莱克等人的研究再将此命题拉回到1+2。我的研究将此问题再推进一步，其结果到底只是将1+2进一步深化还是接近于证明到1，还有待学术界的检验与评判。由于尚未能穷尽所有资料，尤其是英文以外的西文资料，因此还有一定的研究余地。希望将来还有更具学术勇气的学者继续此难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摘取这颗科举学“皇冠上的明珠”。
（二）关于叙述中国考试制度“最早发表文献”的问题
邓嗣禹先生在《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文中，关于“记载16世纪与17世纪中国考试制度之文献”部分内容中，提出“叙述中国考试制度最早的文献，为克罗兹（Gaspard da Cruz）氏的记载”。[12]65依据邓嗣禹的论据，刘海峰在《科举西传说的来龙去脉》一文中也指出：“西方文献关于科举制的最早记载，是从1569年到1570年葡萄牙人克鲁兹的游记。”[13]目前，这一说法已被大多数科举学研究者证实。
近年，有学者提出在1569年之前，仍有国外的文献记载此事。2009年，李华川先生在他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克罗兹之前至少还有两种文献对中国的考试制度有所记载。因此他建议：“文中两部分的论述尚有进一步补充和修正之必要。”[14]
李华川在文章中论述的，一种是著名的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St.Francois Xavier，1506-1552）的记录。1548年，沙勿略根据一位商人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谈到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要读书写字，“成年以后如果孩子成为知晓王国法律的好学者，就吩咐他去参加考试；如果认为他已够格，就任命他担任一个小职务；然后，如果他胜任，就委派一个大职务，直到他成为一个大官。他可以一直高升，最后对其他所有官员发号施令。”[15]5 但是李华川同时也认为：“这段文字颇有些简陋含混，毕竟沙勿略对中国没有深入了解。”笔者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后认为，沙勿略仅是根据一位商人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他本人并没有做任何考察。虽然此文后来被收入《印度及日本记事》一书，但其内容的确含混不清，也并非官方文献记载，将其作为对于中国科举制的文献记载过于牵强。
另一种文献是来自葡萄牙商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也有书译为佩雷拉）的《中国报道》。伯来拉生于1510至1520年间，于是年启程去印度，像当时很多葡萄牙人一样，既为葡萄牙王室打仗，又为自己做买卖，过着军人和商人的双重生活。1548年他陪同大商人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一起来到中国。
伯来拉从1551年起就开始对在中国的这一段经历作笔记，在1553年至1561年间根据笔记撰写了报告《中国报道》。此后，该文曾多次被收入相关文集出版，如1563年的意大利版出版于威尼斯，1577年的英文版出版于伦敦等。再加上其中不少内容曾被克罗兹所著《中国志》（也称《中国情况介绍》）一书引用，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一直被公认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模式对西方人的诱惑，以及对欧洲人的思想方法所造成最早的影响，所以被誉为“著作”。[16]在这份《中国报道》中，伯来拉对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做了如下记录：
察院年年巡视，但那些要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
那察院不久就授予他们；但那些要当老爷的，在皇帝批准之前，他们不得使用帽子和腰带。考试完毕，测试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因为中国人都是以吃喝去结束他们的欢乐的)。而且他们要等待按学识被挑选去给皇帝报务。[15]28-29
伯来拉这段亲身见闻的记载，包含着一些明代关于科举考试过程的准确信息，诸如提学使每年的巡视、三年一次的乡试、中试后的庆贺，其内容远胜于沙勿略对于商人口述的转录。而克罗兹于1569-1570年在葡萄牙出版的《中国志》，要明显晚于伯来拉的《中国报道》，其内容大多又从《中国报道》转录而来。克罗兹的《中国志》虽说是16世纪较有影响的著作，但并非最早论述中国科举制度的文献。因此，此次修改将原来“克罗兹（Gaspard da Cruz ）氏的记载”，改正为“叙述中国考试制度最早的文献，为葡萄牙人伯来拉（Galeote Pereira ）所著《中国报道》的记载”。
此外，再将李华川提到的，邓嗣禹在论文中尚未涉及到的另外三部著作：曾德昭（Alvaro Semedo ）的《大
中国志》（1638）[17]、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 ）的《中
国新史》（1688）和李明（Louis Lecomte ）的《中国近事报
道》（1696）[18]
一并补充在相关章节之中。所有这些著
作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链条，从他们出版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中国科举的关注一直没有中断。此次修订工作，笔者拟采用李华川建议，并已经查阅到他所提到三部著作中的2种中译本。
（三） 关于第一位来华传教士问题
李华川在《邓嗣禹先生〈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书后》一文中提出：“沙勿略虽然只是在广东上川岛登陆，并未进入中国内地，但还是被公认为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此说过于牵强，且没有给出任何文献证明。
沙勿略是葡萄牙派往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出生于贵族家庭，1549年乘船至日本传教，1551年从日本搭商船抵中国广东上川岛，面对明朝海禁，想秘密潜入中国内地，但因岛上的葡萄牙商人怕触犯海禁影响贸易而没有成功，后于1552年死于该岛。由于沙勿略并未进入中国内地开展任何传教活动，因此不能确定其为来华传教士。李华川所说“被公认为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更没有任何文献证明。
另外，葡萄牙人伯来拉虽然曾于1548年来华，并出版了叙述中国考试制度最早的文献《中国报道》，但他并不是传教士，而是一位葡萄牙商人。只有克罗兹“于1556年到达广东，是出现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15]80因此，邓嗣禹在原文中论述的史实是正确的。
（四）关于“对于西方教育和考试制度偏低估计”的问题
2012年3月，北京大学历史系彭小瑜教授曾经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历史的研究者有时候有一种下意识的、微妙的中西比较。邓嗣禹先生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他对于西方教育和考试制度偏低估计。”“邓先生的思路基本上是把中世纪欧洲的教育和官员选举看成是落后不堪的。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需要纠正，不宜再继续沿
用下去。”
[19]
实际情况果真是这样吗？我们不妨看一看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即北京大学前身的教务长）的美国著名汉学家和教育家丁韪良（W.A.P.Martin, 1827-1916）是如何评价这一问题的。
16世纪以来，欧美一些外交官、来过中国的许多传教士等都曾在本国发表或出版大量有影响的文章和书籍，形成了一个宣传、赞扬中国考试制度的热潮，丁韪良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受中国考试制度的影响，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先后于1791年、1800年、1855年、1883年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以后又通过英国向世界各殖民地国家传播，可见中国的科举制度曾风靡全球。[20]
丁韪良是晚清来华的美国新传教士，也是 19 世纪后半叶至 20 世纪初最为重要的西方汉学家之一。
他在华近60年，长期广泛地参与中国各级机构的教育事业，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并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教育考试制度。他以汉学家身份，通过英文著述、演讲等方式向西方进行系统介绍，成为中国科举制西渐史上的重要人物。
2018年12月，王剑在《国际汉学》发表文章指出：丁韪良向西方评介中国科举制的过程中体现出与同时代其他西方传教士截然相反的理性褒扬态度。就客观历史效果而言，丁韪良对科举制的褒扬评介，对中美两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奠定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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