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散文传统的当代承传：
建国以后的散文继承了“延安散文”的传统：个体意识的淡化和体意识的强化，散文从自我内心的观照转向“身外大事”的观照；审美观念的削弱和功利观念的强调，“工具论”取代了“自娱论”；主观抒情成分的减弱与客观记叙成分的增强，抒情小品体制让位于通讯特写体制；以文化“现代化”为中心的“西方热”消退，民族化、大众化运动勃兴，散文由多元的横向借鉴转向单一的纵向继承。加之改天换地的政治氛围，就决定了建国后“颂歌散文”和“政治散文”的流行。（参阅洪子诚文学史P135）
二、建国后散文创作概说：
1、通讯特写：建国初期出现了第一次散文高潮，以通讯、特写为主的通讯型散文体式成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如抗美援朝战地通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通讯和报告、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通讯和特写等。比如1951《谁是最可爱的人》，1952——1953《志愿军英雄传》、1956《志愿军一日》、1953《祖国在前进》、1954——1955《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等。
体创作精神有所恢复，抒情散文有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杨朔《香山红叶》、老舍《养花》、秦牧《社稷坛抒情》、丰子恺《庐山面目》、周立波《灯》、叶圣陶《游了三个湖》。但接下来的“反右”“”使这种体式的散文创作又遭到重创。建国后第三次散文高潮是60年代初的抒情散文创作。直到60年代初期，党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加强艺术民主，作家的创作个性得到一定程度解放，继承古代散文优美意境和现代“黄宗英美文”优美笔调的一批讲究情景交融、注重意境营造、构思精巧、语言精致、风格多彩的散文才得以出现。杨朔“诗化散文”，刘白羽阳刚雄放的风格，秦牧融知识、思想、艺术于一体，说理、叙事、抒情并重的基调，吴伯萧、冰心、曹靖华等均自成一体。
3、报告文学：50年代末60年代初，报告文学创作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艺术上也大多突破了新闻通讯的文体局限，比较注重材料的选择和主题的提炼，以及精心的结构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因而文学性大为加强。其中的优秀作品例如王石、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徐迟的《祁连山下》、黄宗英的《小丫扛大旗》等。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60年代日益严重的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浮夸、虚饰的缺点，尤其是对现实的表现有失真实。
4、杂文：在文艺性散文走向创作高潮的同时，60年代初期，知识性的杂文创作也出现了一个短暂活跃的局面。在中国新文学史上，鲁迅所开创的杂文文体和创作风格，一直影响着现代杂文创作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社会政治情况的变化，杂文创作的批判和讽刺的锋芒连同这种文体本身，都在开始减弱和走向萎缩。虽然在50年代中期因为“双百”方针的感召而出现了短暂的复苏，但很快便遭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和打击。60年代初期，随着文艺政策的调整，杂文创作也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为代表的杂文创作，用“以古论今”的方式，通过介绍历史知识，针对现实问题发表议论，将知识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熔为一炉，创造了一种“知识性杂文”体裁，推动了杂文创作的发展。虽然这种体裁的杂文也缺少批判和讽刺的锋芒，但因为能给人以知识和教益，且议论评说皆切中时弊，故而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本期杂文创作也正是因为这种影响而在“文化大革命”到来之际，遭受了空前的劫难。《三家村札记》的作者竟被推上了历史的祭坛，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三、杨朔（课堂讲授）
四、秦牧
秦牧的散文创作在50年代也从杂文开始向抒情散文发展。《贝壳集》、《星下集》等前期散文在总体上仍是杂文笔法，侧重于议论和说明，1956年发表的《社稷坛抒情》是秦牧由杂文走向抒情散文、艺术散文的标志。
1、对知识的“综合”。秦牧的散文取材十分广泛，题材问题对他来说，几乎不存在任何局限。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散文所涉及的各种知识十分丰富。这些知识有些有一定的联系，有些却毫无关联。但不论何种情况，秦牧都能将它们有效地组织在一起，使之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因此他的散文虽然材料繁多，知识丰富，却无零碎杂乱之感。例如《土地》中所涉及到的知识从古代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从贵族到平民，从农夫到士兵，从礼仪到习俗，从耕耘到收获，从裂土封疆到殖民掠夺，从农民战争到，等等，这些隔着遥远时空的人事和互不相关的知识，经过作者的精心组织，从总体上显示了土地——这个人类生存之母所经历的历史沧桑和时代变化。其他如《古战场春晓》的说古论今，《社稷坛抒情》的谈天说地等等，都表现了这种对知识的高度“综合”的特征。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使秦牧的散文显得内容充实，肌体丰满，也具有一种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
2、对材料的“点化”。秦牧曾说写散文要善于“点出新意”，“画龙点睛”。他的散文丰富的材料
正是依靠这种“点化”的本领，现出时代的“新意”，透出哲理的精神的。例如《土地》，作者通过大量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历述大地母亲的种种沧桑浮沉和历史遭际，只是因为需要回答作者在作品中点明的一个中心问题：在人民做了土地的主人的时代，应当如何保卫和建设每一寸土地，使之发挥更大的潜力，变得更加美好，这些材料才具有一种现实的意义。秦牧的散文的丰富的知识之所以能给人以感染和启迪，也主要是得益于他对材料的这种“点化”的功夫。
3、对文体的讲究。秦牧的散文创作是有比较自觉的文体意识的。他的散文虽然知识丰富，材料繁多，但结构布局却极有条理，而且动静张弛、直曲收放，都煞费经营，调度得当。语言的运用，也十分注意文白雅俗、浓淡粗细的搭配。
五、刘白羽
刘白羽的散文素以“诗化的政论”著称。与杨朔将情感诗化不同，刘白羽的散文更注重情感的哲理化，因而他的散文是以富于哲理的抒情著称于世的。
刘白羽的散文的哲理化抒情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1、情感空间的广阔。杨朔的散文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撷取一朵情感的浪花，通过这朵浪花去折射海洋的丰富辽阔。刘白羽的散文则通过组合个人的阅历和感受，尽可能地把生活的海洋的丰富和辽阔展现在读者面前，因而他的散文的情感空间就显得十分广阔。刘白羽对事物的感受一般不拘泥于一人一事、一景一物，而是由眼前的景物人事推及四面八方、过去未来。例如他写日出，就不仅仅是眼前的日出景象，而是在世界各地和个人的经历中看到的或遗憾未能看到的种种日出。
2、哲理思索的深邃。正因为作者在作品中营造了一个广阔的情感空间，因而从这个情感的空间中生发出来的哲理的思索，就不可能仅仅是一些日常生活的小智慧，而是关乎社会人生、历史发展的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例如面对日出景象，他思索的是国家民族的新生。因为主要涉及的是革命的主题，故而刘白羽的散文中的哲理可以称之为革命的哲理或革命者的人生哲学。
3、整体的象征和豪放的风格。与杨朔在散文中营造诗的意境不同，刘白羽的散文构造的是一个个具有整体象征意义的艺术意象。上述“日出”、“红玛瑙”和“穿越长江三峡的航行”等等，都是这样的艺术意象。通过这样的艺术意象，作者把他的情感的经验和哲理的思索，凝聚成
一个艺术的整体，使其显示一种超出具体物象之外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些意象的象征含义涉及到一些重大的社会人生命题，故而在艺术上也就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势与力度。
4、影响他的抒情风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他的散文语言的彩和气势。刘白羽的散文语言有很强的彩感，这种语言的彩是与他的情感的基调和意象的内涵相适应的，因而是凝重的、浑厚的。与此同时，他的直抒胸臆的表达方式又赋予他的语言以一种一泻千里的气势。这种注重夸饰形容(彩)和铺叙排比(气势)的语言风格，使刘白羽的散文十分接近中国古代的抒情散文——赋体的形式，在当代散文中是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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