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生态文学 
  中国生态文学有其深厚的文化渊源。我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及后来的唐诗宋词,就有不少篇章是歌颂自然与人的和谐之美,并表达了对天人合一的向往,渴望把人类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文学家从来对外在自然环境敏感、善移情,诗词歌赋常常以景抒情,自然的景常常成了心灵外化和感情的投射物,自然环境的任何微小变化也会触动他们的情怀。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改变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困惑甚至损伤,作家们首当其冲,忧患意识和责任使命使他们用自己的特殊武器——作品,来捍卫人类的生存理想。20世纪30年代,我国当代著名作家巴金曾在南方划船到一株大榕树下,因满树明亮的绿叶而愉悦,更因树荫深处密集的鸟声鸟影惊叹,得知当地农民称之为鸟的天堂黄宗英”并加以保护,他顿生感情和灵感,一气呵成散文《鸟的天堂》。但于中国文学,还只是出现了生态伦理思想萌芽,并未形成明确主题。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出现,与西方有相似之处。改革、开放后,伴随工业化进程而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触目惊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环境文学,主要是揭露生态危机和呼吁生态环境保护。至此,不能不提到著名编辑、作家高桦、章仲锷夫妇。高桦是我国环境文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也是发展中国环境文学事业主张的倡导者。她1983开始任《中国
环境报》编辑,呼吁作家呼吁社会为中国的自然生态和生存环境而行动,主张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学事业。她主编的中国环境报文学副刊《绿地》成为中国最早的环境文学实验基地。1991年,经过高桦、冯牧、王蒙等人的努力,中国环境文学研究会成立,并创办了我国第一份环境文学刊物《绿叶》,在以后的时间里,该刊凝聚了以冯牧、王蒙、徐刚等为代表的中国最著名和最有实力的作家,他们呼吁:文学要为人民再造秀美山川创造精神力量要有能力挽救人的心灵也挽救蓝天绿树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的生命也是文学的生命全世界有良知的文学家要支持环境文学发展。因为他们,中国环境文学在相当时间成为划时代命题和新的文学主张。 
  生态环境伦理进入文学创作,是文学的一种自省和进化,弥补了曾经一个时期对文学是人学的片面强调,让作家们的思考和创作从集中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转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探索,审视对象由个体的人变为全体人类和自然环境,刻写人类生存状态,拓展和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内容。生态文学在获得不竭创作源泉的同时也具有了重要社会价值和鲜明的时代精神。 
  生态文学为中国环境文化带来了春天。著名作家徐刚、哲夫、郭雪波、方敏等是中国生态文学的先驱者,他们孜孜不倦地关心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命运,其作品充满丰富的诗意和忧
患的思考,呈现出历史的凝重。徐刚的《伐木者,醒来!》激烈控诉滥砍滥伐森林严重破坏自然植被的实况,《守望家园》、《长江传》中有无限开阔的生态宇宙大视野,有哲思和诗化的审美叙述。他这样描写长江:她是天造地设的,她是大地母亲的形象的流动,她负有使命从而具有明确的方向和高程,她的奔突万里舍身而下是一种怎样的启迪啊!长江把源头隐匿在西部冰山雪峰的怀抱里,她不乏山的阳刚之气却又浸润着冰雪柔情,是圣洁和庄严的至善至美。雪的重叠,冰的凝固,亿万斯年后奇迹出现了:冰清玉洁,江河万里……” 评论家李炳银说:从一粒砂、一滴露等细小的东西入手,反映大千世界,反映生存环境中令人悲伤的现实环境,这是徐刚的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他不仅在环境文学中走在前沿,也是文坛上很有特点的一片风景。(李炳银、周佰仪《最后的疆界》,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郭雪波的《沙狼》、《沙狐》、《大漠狼孩》,方敏的《大绝唱》、《熊猫史诗》影响甚深。此外,陈建功、张抗抗、姜戎、黄宗英、陈祖芬、张洪波等著名作家和诗人也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理论研究方面则有张纫、章仲锷、王诺等。  
  广东的生态文学作家,以华海、杨文丰为代表。杨文丰的《自然笔记》,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师大教授张柠称为植根科学的另类散文(《自然笔记》序),著名散文理论家古耜
称为文心与自然的三重对话(《文艺报》2007828日评论版)。尤其是书中科学与美部分的篇章,美不胜言,唤醒我们心中沉睡已久的与大自然相亲相近的经验和情感。华海多年来致力于生态文学写作和研究,在《清远日报》开设生态诗评论专栏,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生态诗歌评论集《当代生态诗歌》。作为一个不但具有社会责任和人类关怀,还具有生态责任和自然关怀的诗人,他的作品中既有表现自然万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亲密联系的温情,更有对竭泽而鱼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尖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