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十届政协委员刘兆和
刘 兆 和
2000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扶持并批准成立了呼伦贝尔盟满洲里市银河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这是全国第一个私营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它的成立突破了中国农村电影发行国营单位一统天下的体制，对中国农村电影的改革和发展生产生了了积极的影响。
当时中国农村电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电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很多中老年人说他们是看着电影长大的，可以说电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两代人的成长。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文化领域逐步消除左的影响，众被压抑多年的文化消费欲望迅速喷发出来。电影市场十分火爆，电影院两角钱一张电影票还要排队购买，农村电影放映时也是人山人海。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推进，众的文化生活逐步丰富，出现多种文化消费形式，如个电视、歌厅、舞厅、录像厅、台球厅、游戏厅等，文化消费多样化，十亿人民看电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电影工作历史积淀下的左的指导思想、落后的制片和发行
放映体制都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巨大的变化，很快陷入困境。城市电影通过引进美国大片火了一阵后又滑落了。而农村电影工作越来越低迷，绝大部分农村已经几年不再有电影放映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很重视农村电影工作，当时分管电影工作的是田聪明副部长。为了推动农村电影工作，九十年代初，田聪明副部长亲自主持在奈曼旗召开全国农村电影工作现场会议。奈曼旗农村电影发行和放映搞得比较好，主要是政府重视，统一收费。
当时电影发行放映经营单位仍然都是国营公司。过去，电影赚钱多，电影行业全国一盘棋，国家电影发行公司给各地发电影片子，以丰补歉，不管赚钱多少，各地都照样放映电影。电影观众分流，市场陷于困境，广电部对电影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城市电影实行发行公司与影院票房分账或者片款一次包死。影院破旧，观众很少，入不抵出，大部分影院陆续停止了电影放映活动。而农村电影需要盟市花钱买片子，一般地方财政不给安排买电影片子的预算，电影公司本身又没有钱买片子。所以，农村绝大多数地方停止了电影放映活动，农民很难看到电影。在这种形势下，内地人口稠密的一些省市开始自发地出现了一些私人农村电影发行经营活动，均被打压。原因是一些地方领导认为电影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不能私人经营；另外还有个说不出口的原因，电影公司是国有的，属于文化系统，文化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如果让私人搞起发行，就会抢了国营的电影公司饭碗。所以，形成了国有电影公司对
农村电影市场既没能力搞活而又要垄断的局面。
2000年2月初的一天，文化厅电影处的处长那德木德和副处长赵增春到我办公室，说呼伦贝尔盟来了一个女的，要办电影放映许可证。国家对电影实行许可证制度，电影发行单位和电影放映单位都要经过主管电影的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合格的发给许可证，才能从事发行和放映经营活动。自治区文化厅是全区电影发行放映的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和发放许可证工作。我详细地询问了来人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来人叫孙淑艳，家住满洲里扎来诺尔，现在搞了一个演出团，下农村演出，收入情况挺好，现在她想在下乡搞文艺演出的同时也搞电影放映，而且热情很高。我向那德木德和赵增春问孙淑艳能否搞电影发行？最好动员她连放映带发行一起搞，这样对他的经营有好处，对推动全区农村牧区电影工作有好处。
我是1995年1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任副厅长，电影工作是我分管的工作之一。因此，我曾多次参加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对全国的电影事业面临的形式比较了解，对电影的改革发展出路也有一定思考。我认为，中国电影要发展繁荣，必须改革国营单位一统天下的体制，从制片到发行放映都应该实行多种所有制体制。即使国有单位，也必须实行彻底破除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的大锅饭分配方式。我与文化厅电影处的同志多次议论过这方面的事情，我们的观
点是一致的。所以，我与电影处的同志商量，最好让孙淑艳站出来建一个农村电影发行公司，打破电影发行被国营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把农村电影发行市场这潭死水搅活。孙淑艳一个公司对全区偌大的农村市场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关键是让她带给农村电影市场一个信号，说明政府主管部门鼓励私营发行公司发展。那德木德和赵增春同志便与孙淑艳去交换意见。
孙淑艳30多岁，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十几岁就在农村劳动，后来迁居满洲里扎来诺尔区。虽然文化不高，但很聪明，爱动脑筋，也有闯劲，要搞电影放映就是她在带文艺演出团下乡，看到农民文化需求想出来的。可是他对电影发行放映工作还了解很少。那德木德和赵增春向她详细地介绍了农村电影发行和放映的市场情况、发展前景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等。孙淑艳了解这些情况后，非常坚定地表示除了放映，要搞发行，而且一定搞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和电影处的两位处长商量，决定扶持孙淑艳搞发行，成立农村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当时国务院已经颁布了《电影管理条例》。条例规定无论是发行公司还是放映公司，都要依法办理相关手续。而满洲里到呼和浩特要坐40多小时的火车，来往要花很多时间，还要花很多钱。所以，我们决定孙淑艳可以在呼和浩特就地制订公司章程、申请报告等
法定必须的文件，同时给呼伦贝尔盟文化局局长诺敏同志打电话，征求他的意见。诺敏同志自然很高兴，表示全力支持。这样，孙淑艳和她一同来的助手一起认真研究制订法规要求的各种文件。
这期间，我将孙淑艳请到办公室一次，亲自与她谈话，了解她的经历和对电影工作的认识及打算，同时我也向她介绍了农村电影发行工作的形势和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等。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进一步坚定了支持她建立发行公司的想法。孙淑艳在呼和浩特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她成立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相关手续均按国家规定办理完毕。其中需要呼伦贝尔盟文化局签署意见的，都是通过传真件办理的。公司的名字，也是那德木德和赵增春与孙淑艳一起商量敲定的。
3月10日上午，在内蒙古文化厅二楼会议室，我代表文化厅给孙淑艳的私营银河电影发行放映公司颁发电影发行放映经营许可证。发电影经营许可证，属于文化厅正常审批业务工作，一般都是电影处办完后直接交给经营者就完成了。但这次给孙淑艳发许可证非同一般，因为这是内蒙古第一家私营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是一个新事物，要通过它推动电影体制改革，繁荣电影市场，让广大农民百姓看到电影。所以，不但我要亲自发证，还请来了新华社内蒙古
分社、内蒙古日报、内蒙古电台、内蒙古电视台等新闻单位记者前来采访。之后，新闻单位刊播了这一新闻。经过新闻单位与国家电影局核实，银河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也是全国第一家私营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银河公司成立后，孙淑艳花几万元买了电影放映机和一部分电影拷贝，就到通辽市的科尔沁左翼中旗、库伦旗去放映电影了。因为中国的电影分为两种规格、两个市场。一种是35毫米拷贝的电影，主要在城镇影院里用固定的放映机放映，效果比较好，但是不能到农村流动放映。另一种是16毫米拷贝的电影，放映机小巧轻便，放映机动灵活，是面对农村的，在广场、院子、农民家都可以放映，而且一个人就可以进行放映工作，但银幕小一些，声音效果不如在影院里好。我国电影改革中，城市的35毫米电影市场进展很快。各地发行公司从电影制片厂或者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买拷贝，同时都要买地区版权。买哪个区域的版权，只能在哪个区域放映。超过这个区域，就为侵权，要赔偿。我国进口影片，都必须付给外国片商版权费的。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影出现困难时，有的城市影院或发行公司买从走私进来的影片放映或者发行，曾受到查处。还有的发行公司或者影院不愿意花钱买有版权的电影拷贝放映，就偷偷摸摸从外省市租无地区版权的拷贝放映。当然，改革之初的这种不规范的做法不久就消失了。而16毫米的农村电影发行和放映，因为是给农民看的，国家给予补贴，一部
电影拷贝当时仅1300元左右，也不存在版权费的问题。买16毫米电影拷贝，可以在全国放映。孙淑艳的银河公司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批准的公司，所以在银河公司的许可证上登记的经营区域是全区，而不是全国，但是到外省市经营也是合法的。所以，孙淑艳跑到通辽市经营电影并不奇怪，可能她看好那里的市场或者在那里有熟悉的人。文化厅电影处对孙淑艳的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很关注，经常与她联系，随时了解情况。我听电影处的同志跟我说孙淑艳干得很好，我也觉得很畅快。在许多场合我都宣传这个典型，用孙淑艳当例子鼓励和推动电影体制改革。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当时已经改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赵实副局长接替田聪明副局长分管电影工作。赵实副局长和电影局领导也都对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支持私营电影发行公司给予充分肯定。
2001年9月，我到中央党校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大约10月份，一天下午党校大门口收发室打电话说有人我。原来是孙淑艳，她说我有事。她一进到我房间就风风火火的打开一个黑的密码箱，说：“我让你高兴高兴！”
我仔细一看，密码箱装的全是钱，一捆一捆的，有100元的、50元的、20元的。我问：“你带这么多钱做什么？”
她说：“这是我放电影租片子挣的！”
我说：“那你也没必要把钱带北京来呀，带这么多现金太危险了！”
她说：“我要买汽车，你帮我买个汽车。”
经过交谈我才只知道，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买了70多不6毫米电影拷贝，不仅电影发行和放映干得很好，经济收入也不错。但发行影片和放映电影过程中，她觉得要发展没有交通工具不行，所以她想买一辆汽车。
我在文化厅领导班子2000年10月重新分工后，不再分管电影工作。但是我知道国家广电总局对农村电影有支持措施，已经开始给县级发行放映单位配备放映车，我希望孙淑艳也能得到这种支持。所以，我告诉孙淑艳先到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影局汇报一下工作，然后再考虑买汽车的事情。我马上给电影局专项资金办公室主任冯麟同志和发行处处长毛宇同志打了电话，请他们听一下孙淑艳的汇报，如果有可能，帮她解决一辆放映车。冯麟主任和毛宇处长当即就让孙淑艳到电影局去见面汇报。他们对孙淑艳的情况也很关心。为了防止她一个人在路上遇到不测，我让她把装钱的密码箱留在我的房间。第二天，冯麟同志给我通电话说谈得很好。
孙淑艳这次没买汽车，在北京呆了两三天又拎着钱回去搞电影去了。2006年，国家电影局无偿给她的银河公司一辆电影放映车。
孙淑艳在经营上还是有很有一些本事的。她很注意与地方领导及电影公司处好关系，在收费上也很有技巧。农民看电影，基本上都不是个人掏腰包交钱。并不是电影发行公司或者电影放映队不收钱。在过去合作社或人民公社时，电影费都由集体支出了。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业集体经济实际上不存在了，村委会掌握的公益金、公积金很少，一般不愿意支付电影费。这也是农村电影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孙淑艳每到一地都与当地签订放映合同，当地方付电影费有困难时，她也不追着人家非得要履行合同，放完电影“尽赏”，给多给少都可以，一时没有钱以后再给也可以，少给点也行。她的这种态度反而使当地干部愿意给钱，收入并不少。她除了通辽市以外，还曾经到过赤峰市、兴安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等地放映过电影。电影发行经营也比较灵活，她在自己家建立了一个电影招待所，凡是来租拷贝的，免费吃住，片租很低，她叫“薄利多销，见利就走”。同时，她还在外地建立了发行站，向外地出租拷贝。
孙淑艳在农村长大，对农村的情况和农民的心理很了解，这是她敢于建立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火爆电影推荐的基础。我们下去推动农村电影工作时，常常有人会问：“现在家家有电视，谁还看电影？”还有的人甚至说“电影没必要存在啦！”其实，这是对农村和农民不了解的缘故。农村电影的教育功能、娱乐功能、交流功能是电视等文化活动代替不了的。他的集性很强。农村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户活动，放映电影为农民提供了相互见面和交流的场合，所以每当农村放映电影时都是人很多。他们不仅是来娱乐，另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相互交流，这是人这种高级动物的社会性的客观要求。另外，农村电影的机动性很强，看什么片子、什么时候看、在那里看，农民都可以跟电影放映员商量，而电视就做不到。从1996年起，自治区文化厅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业厅、林业厅、畜牧厅、科委、科协等八个部门联合开展“科普之春”电影汇映活动，在每年春季集中放映普及农村牧区生产生活知识和新技术的科教影片，如《小尾寒羊》、《网箱养鱼》、《塑料大棚》、《地膜覆盖》、《安全用电》等，对农村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很受农民欢迎。孙淑艳顺应农民需求，买了不少科教影片。为了满足蒙古族农牧民需求，她还买了一些蒙语拷贝。2005年6月，她来呼和浩特把内蒙古自治区民族电影译制中心库存的81部有蒙语配音的拷贝一次全部买走了。
我曾经从自治区文化厅负责电影专项资金工作的邸忠玲同志看到一份统资料。资料显示，到2005年上半年，银河公司已经有18名职工，购买了三个充气的电影放映大棚，并且取得了比
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从2000年春到2005年底，银河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购买16毫米电影拷贝605部，租金收入39万多元；放映电影57400多场，放映收入104万多元；观众达到1048万人次。这一业绩，是一般旗县级公司很难达到的。
由于孙淑艳创建的银河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在自治区和全国农村电影发行放映行业的影响和作用，自治区文化厅后来分管电影工作的明锐副厅长请她在2003年和2005年的全区农村牧区电影工作会议上介绍过经验。国家广电总局也请她在2004年全国农村电影工作会议上介绍过经验。广电总局赵实副局长在大会上说，内蒙古不单全区农村牧区电影工作做得好，还树立了孙淑艳这样的典型，给全国农村电影事业的改革发展做了好事，很感谢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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