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古代雄辩和谋略第一书
    《战国策》的成书及流传
  《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整理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料汇编,主要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谋略和论辩之辞。
  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之间,斗争尖锐而频繁。一个国家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求得生存,除了富国强兵之外,尤其需要有合适的谋士为国君出谋划策,并肩负出使各国的使命。于是,当时出现了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的人,他们讲求如何揣摩国君的心理,运用纵横捭阖之术,约结盟国,孤立和打击敌国,他们“出奇策异智”,可以折服千军万马,可以“运亡为存”,可以左右几个国家的局势,从而在战国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这些人被称为纵横家。
  当时的纵横家,比较著名的有公孙衍、张仪、苏秦、虞卿等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的见解有所不同,却都有着渊博的学识,特别是对外交游说之术非常重视。为了切磋说动国君的技艺,展现自己的谋略和外交才能,他们不断地收集历史资料储以备用,并把自己在各国间从事的外
交活动记录下来用以反思,有的甚至还亲自拟作,以练习雄辩的技能。《战国策》中的大多数文章就是这样产生的。
  然而,在西汉末期以前,这些纵横家留下的文章并没有形成一部系统完整的著作,更没有《战国策》这本书。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图书馆中许多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体例不一,文字也错乱难读。刘向认为这些都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策谋,反映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纷争的历史,很有史料价值,便对其进行校正、删减和补充,最后采用国别体,分为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魏、中山十二国,将其编撰成书,共三十三卷,取名为《战国策》。刘向曾说:“臣向(指刘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可见,《战国策》的书名是刘向整理后所加,策是策谋的意思,后世有人将其理解为书策(写字用的竹简),则与刘向的原意不合。
  《战国策》成书后,东汉学者高诱为它作注,和原书一起流传。但由于此书反映的是纵横家的思想,与封建社会倡导的儒家主流思想不一致,因此一直未受到重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有所散佚,到北宋时原书已缺十一卷。后经著名文学家曾巩细心访求,才重新补足三十三
篇之数。南宋时,姚宏搜罗了多种《战国策》版本,加以校订整理,并作了续注,流传至今,通称“姚本”。与姚宏同时,鲍彪也注释此书,他的工作有不少缺憾,元代吴师道又为其作补正,和鲍注一起流传,通称“鲍本”。我们今天常用的《战国策》属于“姚本”系统,但也将鲍彪等人的注释加入其中以便参考。
  后世对《战国策》的评价渐趋公正
  前面已经谈到,《战国策》宣扬的是纵横家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这与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冲突,即使是整理者刘向也认为该书的思想与儒家不同,只是由于其内容和文采还颇具价值,才加以整理。因此他所持的热情并不高,书中有些篇章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字句或繁或简,反映了他“除重复”做得不够彻底。
  宋代苏洵、苏轼父子虽喜好《战国策》的文章,却从来不敢给予公开的赞许。曾巩则把《战国策》中的言论和策谋斥为“邪说”,“为世之大患”。南宋叶适则说《战国策》中十之七八是“儇陋浅妄之夸说”,搅乱了道德礼义,“为学者心术之巨蠹”(《学习记言》)。到了元明清时期,学者在谈及《战国策》一书时,基本都是排斥其思想而称赞其文章,很少做全面评价。像清代陆陇其就说《战国策》“文章之奇,足以悦人耳目,而其机变之巧,足以坏人心术
”。
  可见,由于受到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古人大多视《战国策》为离经叛道之书,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对它做过客观公正的
  评价。
  现代学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战国策》,从而对这部书的内容和思想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评价也渐趋公允。
  就内容来说,《战国策》有着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这部书向世人展现了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所述战国之事多取材于此。据学者统计,《史记》征引借鉴《战国策》之文有149处之多。“战国”作为特定的时代名称也始于《战国策》。至于《战国策》的文采则是古今学者都赞赏的,甚至有“文辞之最”的美誉,对后世史传文和议论文的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思想来说,《战国策》中记载有些策士为了追名逐利朝秦暮楚,有些策士为报私怨拨弄是非相互倾轧,施展计谋坑害对方,有些策士抱着“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为“知己者”拼死卖
命,甚至做出刺杀等极端行为,如豫让为智伯报仇刺赵襄子、聂政为严遂报仇刺韩傀,这种思想行为的产生虽有其历史原因,却对后世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是应该予以批判和否定的。
  但书中也对忧国爱民、破旧立新、重用贤人等思想进行了赞颂,这是值得继承的。比如,王斗当面讽刺齐宣王好马、好狗、好酒、好,唯独不好有才能的人,更不懂得忧国爱民。齐宣王听后顿时悔悟,任命了有才能的人就任官职,齐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又如,赵武灵王勇于冲破赵国贵族集团的重重阻力,弃旧图新,实行了“胡服骑射”,赵国实力由此强盛。这种“观时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改革思想,至今仍值得肯定。再如,姚贾劝秦王在用人问题上应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鲁仲连对孟尝君提出要“人尽其才”,这些见解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反映出古人在用人方面的朴素辩证观。
  《战国策》中的语言论辩艺术
  《战国策》中记载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之辞,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对辩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和技巧对今天我们辩论、演讲、谈话以及回答他人提问仍有借鉴价值。
  首先,言语有气势,善用铺张。姚宏
  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言语表达全面缜密、有自信、有气势,会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敢稍加怠慢,从而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战国策?秦策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惠王的话:“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段话用词华丽,颇具气势,充分显示出苏秦对秦国各方面情况有着详细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从而增强听者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其次,恰当地引史据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