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基本问题
一、编定和流传
战国策》,又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战国策》之名,始于刘向《战国策书录》。
《战国策》总共三十三卷,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史事。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BC400—BC22O年)。
《战国策》一书,乃是经过刘向重新编定而成,有东汉高诱注,但已经残缺。《战国策》在宋代已经残佚,后由曾巩补订而成。宋代姚宏、鲍彪又续为校注。元代吴师道又再加校注,成《战国策校注》,清代黄丕烈有《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札记》。
在建国后的考古发掘中,《战国策》也有较大收获。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有《战国纵横家书》27章,称为帛书《战国策》。其中10章见于《战国策》,有8章见于《史记》,剩下的即为古佚书。
二、作者
关于该书作者,历来都有较大争论。
1、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于是将其改入子部。纪昀认为作者既不是一人,于是将其又改入史部。
2、清牟庭相认为该书是蒯通所作。罗根泽在20年代著《战国策作于蒯通考》,根据《史纪》“蒯通善为长短句”和《汉书》“自序其说,号曰《隽永》”,认为《隽永》就是《战国策》。金德建《战国策作者之推测》,认为该书乃《蒯子》8篇加上《主父偃》25篇而成。
3、该书乃是战国纵横家言行的史料集,最初作者可能是各国策士。战国中期以后,纵横家十分活跃,其门徒多将其老师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机智谋略、精辟言论、动人事迹记录下来,供后人学习揣摩。后来有人将这些单篇文章加工汇集成书,因编者不同,所以书名也不同。
三、《战国策》的内容和思想
《汉志》云纵横家“盖出于行人之官。”在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逐渐兴起,动乱的社会又为策士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如苏秦、张仪等,原本布衣,而功成名就。
该书主要记载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保存了不少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
1、提高策士地位
2、注重功名利禄、朝秦暮楚
《战国策》因与正统思想相抵触,因而长期以来被排斥,故研究的人不多。曾巩以之为反面教材,认为是“邪说”,鲍彪言“学者不习”,清代陆泷其有《战国策去毒》,认为该书“坏人心术”。
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近代以来,该
书逐渐受到重视,一则因其史料价值,刘知几《史通》说“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史记》而已。”司马迁说:“战国之权变亦颇有可采者。”(《史记。六国年表序》),一则因其铺张扬厉、善用譬喻和寓言等文学价值。
四、《战国策》的文学价值
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与《左传》相比,《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而《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战国策》则采用了更为丰富的方法:
1、虚构  《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
2、事件集中,情节起伏
3、言行个性化
4、细节描写
第二、铺张扬厉,气势纵横,富于文采。
姚宏
《战国策》语言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
1、善用譬喻
长于譬喻是先秦文学的共同特征,诸子散文、历史散文、《诗经》、《楚辞》都是如此。《战国策》说辞大多引类譬喻,借动植物或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比喻,循序渐进的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如《楚策》四“庄辛说楚襄王”,即连用四个譬喻,指出其危险性,极有说服力。
2、善用寓言
《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
3、语言铺张渲染,善用对偶、排比
《战国策》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 》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
、《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
《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
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
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
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