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践分析
（一）我国宏观经济现状
摘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五大特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继续加快；财政收入和支出双双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结构性矛盾突出；市场销售增速稳步加快；居民消费价格结构性上涨；对外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总体形势良好，但是宏观经济总体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进一步加剧。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66043亿元，同比增长11.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529亿元，同比增长25.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827亿元，同比增长15.9%；进出口总额157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国家外汇储备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10.9%。总体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１．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继续加快。
２．财政收入和支出双双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３．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结构性矛盾突出。
４．市场销售增速稳步加快，居民消费价格结构性上涨。
５．对外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
值得注意的是，连续多年的投资增长明显大幅高于GDP增长的状况，使得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持续攀升，预计今年将达到56.6%，成为经济增长过热的重要推动力。
于是中央决定将我国实施了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从而宏观经济由“一积极，一稳健”转变为“双稳健”。这是央行作出加息决定后针对我国当前经济局部过热的又一重大举措，如果说加息是临时性的急救措施，那么这次财政政策的转变则是战略性的。
至1996年底我国的紧缩政策成功地将当时的高通货膨胀降了下来，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加上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状态，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政府于1998年毅然决定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在建国以后尚属第一次，同时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至这次财政政策的调整，这一整体上积极的宏观政策历时七年已久，前后能持续如此长时间的宏观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
摘要：我国的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投资对利率的敏感系数小，IS曲线的斜率大（趋向于垂直），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应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IS曲线向右移，从而产出增加。而且“挤出效应”小，效果明显。
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
的政策。变动税收是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变动政府支出指改变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支出及转移支付。它利用政府预算（包括税收和政府支出）来影响总需求，从而达到稳定经济目的的宏观经济政策。其特点是政府用行政预算来直接控制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调节国家的需求水平，使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从而促进充分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
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投资大量的项目，直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中央政府每年发行1000亿至15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仅从1998年至2004年7月间，累计发行9100亿元。但财
政的这种资本性支出的带动作用更大。在中国，政府资金具有引导效应，比如政府上一个项目，银行及争着给贷款，这种“政府投资、银行跟进”所形成的投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从宏观经济理论上来讲，财政政策虽然能直接刺激投资，但往往因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而使其效果打折扣。这里要指出的事，由于特定的体制原因，中国这一时期的财政政策是几乎没有“挤出效应”的。
据有关部门测算，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
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也在1.7个百分点左右。三年间，
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配合下，总投资规模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国债投资成果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2.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
在国债资金支持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3年来，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在蓄滞洪区共完成安全区建设22个。还发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支持了在长江沿岸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民建镇工程。
加快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公路建设方面，共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到140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5万公里。铁路建设方面，到2000年底，建成投产16个项目，新线长度2070公里，复线里程586公里。对于西部开发具有重要意义的铁路投产使用，京九南段复线2000年底开通，株六复线工程预计到年底可部分投产使用。机场改造与建设方面，到2000年底，有南昌、长沙、迪庆、银川、
兰州、乌鲁木齐、包头、重庆、阿勒泰、库车、西宁等24个机场建成投产。水路运输建设方面，西江航运二期工程、京杭运河济宁至台儿庄和湘江航运二期工程已建成投入运营，长江口航道治理一期工程于2000年7月试通航，广州港出海航道一期整治工程于2000年12月试通航。
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到2000年底，第一批500亿斤仓容中央直属储备粮库基本建成。2000年开始建设的第二批200亿斤仓容粮库，大部分项目已完成仓房主体工程。这将极大地缓解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中央粮改政策的顺利实施。
3.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通过对880个民品技术改造项目贴息，调动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了银
行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支持的信心和贷款力度，启动了一批对结构调整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安排了一批可大量替代进口、扩大出口的项目，也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85%以上的国债技术改造项目已很快开工建设，部分项目已竣工投产，大部分项目将在2001年底前建成。重点支持的高科技产业化项目，新材料专项、信息网络专项和一批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均已取得较大进展。到2000年底，建成投产高科技产业化项目68项。已研制出高清晰度电视试播系统和接收机，并在国庆50周年庆典上试播成功。稀土材料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例将由目前的38%提高到70%以上。
4.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1—11月，中部和西部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分别增长14.6%和18.5%，比东部高8.9和12.8个百分点。
5.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2000年底，建成“三河三湖”流域水
污染治理项目44个，形成日污水处理能力330万吨。生态建设步伐加快，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进展。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85.9万公顷、森林抚育226万公顷、封山育林350万公顷、飞播及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48万公顷，近6000万公顷的天然林资源和工程区内的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和恢复。全国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人工造林124万公顷、封山育林119万公顷、飞播8万公顷。6.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
lingengxin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到2000年底，竣工投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56个。这些项目的建成，将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1886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824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31317吨，日燃气供气能力708万立方米，供排水及煤气管网1585公里，新增城市道路长度1308公里，桥梁21座，供热面积8694万平方米。
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到2000年底，农网建设与改造竣工的县（区、市）累计1000个左右。农
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民用户的生活电价平均每千瓦时降低到0.1到0.3元。农村用电量显著增加，1999年农村用电量增长9.47%，明显高于全社会6.54%的水平。
当然，积极财政政策的贯彻执行中，也表现出一些问题。如国债资金管理、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施工质量保证等方面都有改进的余地和需要，特别是在运行层面对经济总供需状态的调节，怎样与中长期解决深层矛盾制约的体制创新、结构调整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应当更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提高水准。
(三)“积极”的货币政策作用相当微弱
摘要：在我国货币需求强烈，主要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药品、医疗价格普遍偏高，造成我国居民谨慎性需求或预防性需求大。再加上我国CPI指数持续上涨，存款利率偏低，人们感到手中货币贬值的压力，于是投机需求旺盛，致使货币需求对利率十分敏感，LM斜率小，接近水平，货币政策不明显。
货币政策指通过中央银行变动货币供给量，影响利率和国民收入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和紧缩性的两种。扩张行的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率会降低。紧缩行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去的信贷较为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货币政策的工具有公开市场业务、改变贴现率、改变法定准备金率以及道义上的劝告等措施。
随着既积极财政政策的启动，宏观政策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相关部门看来，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货膨胀又能防止通过紧缩的政策，即适中的货币政策。但从事后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实施上是松动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们名义上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而实际操作时违其原意，即货币供给量仍加速增长（积极货币政策的最重要表现），相反，我们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期间，广义货币供给量M2增长的并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稳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实的“稳健”；但这些年来我国的M2/GDP越来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后迅速增加，粗略估计当前为2
左右，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而且，中国人民银行从1996年以来八次降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后就有五次。
因此，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的货币政策是“积极”的。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无外乎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利率降低，于是居民消费增加，企业投资扩大，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显的。主要原因仍是从解释超额货币入手，以下仅从两方面给以粗略概述。
从货币需求角度看。按凯恩斯的分法，货币需求可以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在一个经济体中，交易需求的变化是不会很大的，无非是在经济繁荣时大一点，萧条使小一点，但不会相差很大；但在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二者之和与准货币相当）方面往往有大幅度变化，我国的情况即使这样的。
首先，货币的预防需求很大。预防储蓄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多讨论，即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居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业、未来养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从而大量储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降低，降息能促进消费的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货币投机需求也许最值得我们注意。众所周知，中国的股市历来以投机盛行为其最重要特征，民间大量货币资金涌入股市，参与虚拟经济活动，于是新增的货币就在证券交易保证金账户和企业、居民的活期存款账户之间来回运动。2001年进入股市的资金占当年M2比例为26.32%，虚拟经济对货币的吸收可见十分常惊人的。但绝大部分资金重于投机而非长远投资，因此这部分进入股市的资金对实质性的生产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仅众多拥有储蓄存款的居民参与投机，更严重的是许多企业本身也把许多生产性资金投资于股市。我们知道，适度的投机活动固然能活跃股票市场，从而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但过度的投机只能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博弈，它只不过是在投机者中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游戏罢了，不但对实质性的物质生产不会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可能有大量的负面影响。
从信贷角度看，信贷政策一直是紧缩的。亚洲金融危机给了中国政府足够的警示，于是央行对各商业银行的信贷监督骤然严格起来，实施了贷款责任制，自此中国出现了信贷紧缩，自1995年金融体系开始出现的“存差”进一步扩大，至2003年已高达49059亿元。虽然国有银行的信贷结构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已有所改变，但并非实质性的。只不过是不再给劣等的国有企业放款，但质量好的大
中型国有企业资金仍十分富裕，而大量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依然困难。由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资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对他们的贷款需求不会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这一特定体制下对投资的刺激作用并不明显。
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银行信贷却出现了萎缩，从而大量的资金沉淀在银行中不能转化为投资，即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使“积极”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至从表面上看，中国已几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在这时再回头看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就非常明显了。由于又有大量资金沉淀在银行体系中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投资，那么增发国债成为使这些资金通过购买国债而转化为实际总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径，国债投资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因此基本上没有“挤出效应”。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很小的“挤出效应”是在我国特定体制下的扭曲结果。
综上所述，最近几年，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确起到了异常“积极”的作用，对保证特定时期的经济增长具有非凡的意义；同时，虽然“积极” 的货币政策并不如意，事后效果非常微弱，但“积极”的货币政策无疑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异常宽松的货币环境，这也是我国目前特定的国有企业体制和银行体制下积极财政政策能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央决定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过去的财政政策效果明显，淡出也有利于有效抑制当前出现的局部过热。而且由于我们国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央行在宏观调控中使用货币政策的作用将依然非常有限，所以，
财政政策还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则，经济很可能导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缩。而这也恐怕是调整为“稳健”而非“紧缩”的真正原因。由此看来，由“积极”变为“稳健”可谓恰到好处。但中国经济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长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经济波动，而这种特定体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能不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