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大秦帝国》主要人物精神解读
 《大秦帝国》第一部主要人物
 精神解读
 秦孝公嬴渠梁 
 
  不世雄主:沉雄勇略 亲厚结人 权谋无痕
 
  秦孝公嬴渠梁,是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是变法图强的第一推动力,是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本剧对秦孝公的塑造,以西汉贾谊《过秦论》之评价为根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一特质是沉雄勇略。
 
  沉雄,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也。孝公之志(雄),第一段在求变图存,第二段在变法强秦,第三段在雄霸天下。也就是说,其志向是逐步明确的。不能一开始便过度张扬其势,堕入“神”
的泥沼。惟其雄志在心,孝公之忍耐力(沉)极其罕见。就其长期性与目标性而言,远超此前之越王勾践。
 
  孝公忍耐力之表现,以其戏剧结构分为两个时期两种表现:第一时期,压制复仇欲望,疏导复仇浪潮;此时之忍耐多见于公开冲突,形式表现相对外在,相对容易表演。第二时期,疏导朝野变法阻力,斡旋变法带来的必然动荡,同时引领秦国闪避列强灭秦之灾难;此时之忍耐力,主要表现为内心的种种巨大冲突煎熬。能否饱满表现其精神世界之丰富冲突,是对演员的巨大挑战。
 
  勇略,大勇而有主见也。孝公为战时领袖,少入军旅久经沙场,勇略是其威望的第一根基,不正面表现不足以显示其战时领袖的特质。孝公之勇略,剧中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略(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略(明耻敢变),其三人生勇略(生命最后关头的冷静清醒)。三勇之戏剧表现层层递进,直达人的生命状态的最高峰(与商鞅同)。演员当把握由质朴外在的表现,到精神内在的表现之层次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二特质是亲厚结人。
 
  秦孝公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一则在于超凡的政治品性,二则在于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与亲和力。这方面剧中多有情节,最须注意的是“戒伪”二字。也就是说,不能将秦孝公的亲厚结人表演为临机做秀,而是要充分体现其发自内心的真诚。亲而不伪,和而不同,厚而不木,重而不拙,此间分际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三特质是权谋无痕。
 
  孝公权谋,是以正大功业为基础的正当权谋,所以不着机谋痕迹。剧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前期对甘龙等老世族的引而不发;其二,后期对反对派首领的断然处置;其三,病逝前对各种善后事宜的缜密安排。至大无痕,不得不为,是秦孝公权谋的根基状态。
 
  孝公是沧海洪流中的搏击风浪的本英雄。
 
  孝公是燃烧生命以挽救劫难的殉国烈士。
 
                  商 鞅 
 
  强势政治家:信仰至上 明锐犀利 尽公极身
 
  商鞅,是中国古典法制社会的创始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性改革家。本剧对商鞅的塑造,以两种主流历史评价为根基:其一,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其二,西汉刘歆《新序》论:“……夫商君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
 
  商鞅精神的最基本特质,是信仰至上的人格力量。
 
  商鞅的信仰是尊奉法治,追求目标是“为万民立法,为国家立制。”这一信仰及其追求目标,是其人生的全部价值追求所在,更是其无私与极身的精神根基。商鞅信仰的展开形式,是坚
定不移地实现自己的法治学说。其选择立足之邦,其论说治国理念,其实现变法目标以及处理情感私生活,无不表现为以一贯之的坚定纯粹。商鞅一切行为的根基,皆在于坚不可摧的人生信仰。商鞅对法治社会的追求,有着一种近乎宗教信徒的笃信与虔诚,甚至远远超过了对自身生命的热爱。这种坚定,在历史上除了宗教开创者,几乎无人与之比肩。
 
  如何将这种千古仅有,而又不能靠论述来形象表现的伟大的纯粹的人格力量,以戏剧行为表现出来,是对演员的高难度挑战与考验。最大难度有二:其一,如何体现坚定的信仰追求所生出的人格魅力与精神感召力;其二,如何在人物言行中渗透出一种精神的高贵,以及这种高贵精神的征服力量。其间火候是,既要冷峻肃杀,又要以精神世界的熊熊火焰为底蕴。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二层面是明锐犀利。
 
  商鞅之明在于二:其一,清醒地知道信仰道路的艰难;其二,清醒地知道与自己选定的雄主如何共事。惟其有明,商鞅的犀利是冷而不硬,锐而不狞,是以信仰追求为依托的坚定明晰,而不是简单的声俱厉。商鞅之锐(犀利)也在二:其一是思想彻底言辞犀利,其二是
执法无情立断立行(大仁不仁)。此间之要,切忌犀利带出刻薄,切忌高贵带出浮华。
 
  商鞅精神性格的第三层面是尽公极身。
 
  尽公者,私不扰公也。极身者,敢于以生命维护信仰也。商鞅的尽公极身,既有秉性执著的根基,更有信仰至上的根基。惟其如此,商鞅的无情行法与舍身护法,都须表现出清醒的思索,而不是简单的走投无路的冤狱。
 
  另外,必须把握商鞅孝公之性格区别。商鞅孝公两强相遇,肝胆相照共始终,历史奇迹也。故必须清醒把握其同于不同,方能体现人物个性。两人之同,在于都是千古罕见的正才,精神通同。两人不同,在性格气度:孝公沉雄,商鞅肃杀;孝公厚重,商鞅犀利;孝公亲和,商鞅冷峻;孝公质朴,商鞅高华;孝公通权达变,商鞅坚持原则。此间关节,是区别两人之根基。
 
  商鞅是历史天空的一道闪电。
 
  商鞅是疾风暴雨中一道接天贯地的长虹。
 
  商鞅的悲剧命运,是现实恶欲对高远信仰的毁灭。
 
 
               嬴虔(公子虔) 
 
  一代雄杰:大公有私 威猛内明 龟忍再生   
 
   嬴虔作为历史人物,是秦国变法史上的一个异数。
 
  史料关于嬴虔的记载很少,本剧依其参与历史事件之因果,推演塑造出其令人一咏三叹的命运历程。作为戏剧中的历史人物,嬴虔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个”,其独特的生命历程与精神性格堪称艺术奇葩。
  嬴虔命运大转折分为四大阶段,其性格特征亦表现为层层深化变异的四个阶段:
 
  第一段为统军大将时期,威猛雄烈而偶见复仇偏激(不是偏狭)。
 
  第二阶段为政治柱石(太子傅)时期,内明大义而偶见威猛沉郁。
 
  第三阶段为刑治后时期,精神变异,二十年龟忍再生,是嬴虔命运转折的枢纽期。这一变异时期的性格逻辑是:私恨屈辱相聚结,既不愿因一己复仇而颠覆秦国变法,又不能化解对商鞅的沉沉私仇,遂闭门自囚避开国政,终致酿出奇特的变异再生。
 
  第四阶段为孝公身死后再度复出时期,冷酷沉静而洞察大局,既坚持复仇,又坚持护法,成为一个精神世界截然两分的政治家,对秦惠王前期构成巨大影响。
 
  塑造嬴虔形象之难,在于体现其精神性格的变异历程。
 
  具体说,前两阶段的表演,在于如何渗出其偏执恩仇一面;后两阶段的表演,则在于如何渗出其威猛雄烈底。所谓渗出,便是既不能被该阶段性格风貌之主流淹没,又不能过分彰显其潜在一面而冲淡本阶段主流风貌。也就是说,前两阶段起的嬴虔,威猛雄烈是其主流风貌,但又必须在戏剧冲突中表现其执著于恩仇必报的潜在性格;后两阶段的嬴虔,沉郁强毅是其主流风貌,但又必须体现出嬴虔式的威猛雄烈底。总归说,起落转换,而又必须互见原。
 
  此间火候,对演员功力是极大的考验。
 
  嬴虔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深层开掘商鞅变法的历史内涵。具体说,嬴虔这个人物揭示的历史内涵是:当变法因其领导者的执法性格而导致国家权力格局的改变,将原本坚定支持变法的柱石人物推向敌对方面时,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嬴虔是冰炭同器而又不相融合的两极人格。
 
  嬴虔是一幅黑白分明而又阴阳转换的太极图。
 
 
                 甘 龙 
 
  枭雄孤狼:阴沉顽韧 洞察深谋
 
  甘龙是《商君书》、《史记》、《战国策》均有记载的变法反对派,是秦国的世族名臣。
 
  本剧对甘龙的塑造,以对变法历史的逻辑推演为根基,其职位先上大夫而后太师,是实际上的世族领袖与复辟势力的轴心人物,是整个变法新锐势力的最大政敌。
 
  把握甘龙的第一要义,在于区别甘龙与世族集团的不同政治特质。把握了这一特质,就把握了甘龙的政治个性。而甘龙的政治个性,恰恰是甘龙这个政治人物成为艺术形象“这一个”的根基。
 
  甘龙的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与整个世族集团有重大差别。
 
  政治根基。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主持推行新政并长期领国,有功业根基,是秦国功臣,所以对秦国贫弱有清醒的认识。而世族集团,则以承袭祖荫为根基,以维护祖制传统为根基,对秦国贫弱有实质上的疏离感。这种根基差别,形成了甘龙在政治主张、政治策略两方面与世族集团的重大差别。
 
  政治主张。甘龙前期主张有限变法,后期主张有度复辟。具体说,甘龙的政治主张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认识基础,承认秦国不推行新政不走向强大,便会走向灭亡的残酷现实;第二层面是治国主张,以恢复穆公霸业为目标,与秦孝公求贤令的初期目标相同,而不是推倒重来的彻底变法;第三层面,支持变法的底线,是不触动穆公祖制。
 
  政治根基与政治主张,决定政治个性的本质。
 
  甘龙的政治本质,是怀旧保守派,与一味倒退的复辟派有别。
 
  基于此等根基、主张与本质,甘龙的政治策略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商鞅入秦之前),甘龙支持秦孝公谋求强国的种种举措,此为支持新政期;
 
  第二时期(商鞅变法之初),甘龙以多种方式试探观察商鞅变法,并对世族集团宣布了自己的底线,此为试探观察期;
 
  第三时期(商鞅全面变法与甘龙虚位),甘龙蛰伏不动静观待变,偶有阴谋秘密实施并与氏族集团保持特殊的联络方式,此为蛰伏阴谋期;
 
  第四时期(孝公死后),甘龙果断跳出,主导恢复穆公祖制。
 
  甘龙的个性把握,关键在两方面:
 
  其一,是从甘龙与变法派以及世族集团的关系中,把握其矛盾性:既支持强秦,又反对变法;既反对世族无限度倒退复辟,又要将世族集团变为恢复穆公祖制的政治力量。从政治本质而言,甘龙是独立的政治派别,无论是变法势力还是世族势力,都是甘龙力图利用的棋子。
 
  其二,是从甘龙的政治才能与精神性格,表现甘龙的顽韧机变。甘龙的政治才能,集中体现为政治洞察力与策略应变力。切忌将甘龙简单化为不学无术的阴谋家。甘龙的秉性精神,言行表现为阴沉,精神表现为顽韧。所谓顽韧,便是巨大的精神忍耐力。甘龙之忍耐与嬴虔之忍耐不同,甘龙是清醒冷静的自觉忍耐,嬴虔是心怀冲突的痛苦忍耐。
 
  甘龙是一片与耕地相连的复杂多变的泥沼。
 
  甘龙是古典政治中罕见的清醒的保守派领袖。
 
 
                公孙贾 
 
  能事大吏:精明干练 谨慎偏狭 恩仇心过甚
 
  公孙贾是《史记·商君列传》记载的太子师。
 
  公孙贾是秦献公后期与秦孝公前期的骨干大臣之一。有干才,身居中枢(国君秘书长),是典型的战国文臣,一生命运演变具有极大的起落反差。
 
  理清公孙贾的命运历程与精神演变,是把握公孙贾的关键。
 
  公孙贾的命运历程与精神演变,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变法前),清醒谨慎,不朋不党,公事干练。
  第二时期(变法展开)略有不满而左右逢源,以谨慎自保为重。
  第三时期(刑治后)复仇之心爆发,精神变形为狞厉之徒。
  第四时期(孝公后),奇谋异心,疯狂复仇近乎妖邪。
 
  公孙贾这个人物的意义,在于深层开掘变法风暴的历史内涵:由于社会变革的利害重新组合,由于变法领导者严厉的执法性格,将原本是中间派的政治势力推向反对派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此等人物,也包括被杀的赵亢与后来投向复辟集团的赵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战时变法难以避免,也是商鞅执法的“缺陷”所在。
 
  公孙贾与嬴虔不同。
 
  嬴虔精神根基深厚,变异有度,诛杀私仇与国家大局的区分极为清楚,虽变异而不失为雄
杰。
 
  公孙贾根基浅薄,精神世界被仇恨火焰彻底焚毁,变异为不择手段的复仇者,为此不惜沦为世族复辟的鹰犬。
  太   后 
 
  宫廷政治家:久经沧海 明慧亲和 敢断敢当大秦帝国停播政治原因
 
   太后是秦献公之妻,孝公之母。
 
  太后的阅历根基是:与秦献公一起经历了三十有年的颠沛放逐生涯,其后又经历了秦献公即位二十余年的穷国大战,辅助秦献公处置赢氏公族事务,多经风浪锤炼,终成罕见的宫廷政治女杰。
 
  太后性格的灵魂,是“明慧”二字。
 
  明者,日月相推而不混淆也,是太后的评判能力。慧,聪敏有智而不盲不塞也,是太后的认识能力。太后之明慧,是对大是大非与国事关节点的准确评判,以及对各方雄杰性格的准确把握与独特的处置方式。凡此种种,既有阅历锤炼之根基,亦有智慧女性之天赋直觉。剧中的六大关键时期,都有太后的独特评判方式的影响:
 
  其一,秦献公暴逝关头对国君遴选;
 
  其二,疏导复仇浪潮中对秦孝公的理解与支持;
 
  其三,世族逼宫事件中,对族分裂危机的清楚认识与果断处置;
 
  其四,孝公即位初中期,对秦孝公艰难处境的理解与对秦孝公国耻情结的担忧,以及对秦孝公的种种精神支持;
 
  其五,变法时期对商鞅处置民变事件的巨大支持,对商鞅“两妻”的理解与处置;
 
  其六,晚期对嬴虔的努力争取,以及对自己身死后的嬴虔的准确评判与防范。
 
  太后之明慧,是太后政治作为的根基。
 
  塑造太后形象,必须把握其女政治家独有的风范:明而无锋(不咄咄逼人),亲而有断(不为亲和所累);利落老辣而亲情悠悠,敢作敢当而不显锋芒。
 
  太后是一道隐藏着巨大冲击力的高山瀑布。
 
  太后是累累巨石结为雄伟长城的粘合剂。
 
                 白   雪
 
  名士才女:追求生命之美的华彩诗章
 
  白雪在剧中的身世根基,是战国巨商并曾为魏国丞相的白圭的女儿。
 
  白雪独承巨大产业而能脱出财富利害之浸染,成长为智慧学养与佳人之美兼具的名士才女,其逻辑根源,在于其父白圭的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的影响。白圭是《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战国巨商之一,其“以兵家之道经商,以商贾之道为政”的独特作为,成为战国传奇之一。在吕不韦之前,白圭是唯一的由商入政而成为丞相的天下奇人。唯其如此根基,白雪的性格渊源其来有自。
 
  才华、学养、美丽、智慧,凡此等等,仅仅是白雪的表象。
 
  塑造白雪之精义,在于把握其灵魂深处的价值追求。
 
  白雪与本剧其余两位美丽女性(玄奇、荧玉)之不同,在于白雪始终是一个追求生命之美
的古典理想主义者。所谓古典理想主义,是指其理想的具体内涵不可能脱离古典文明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就其形式而言,必与今人有别。就其本质而言,则与今人对生命之美的理解契合。
 
  白雪为自己的理想追求而生活,明于政治而能出于政治。在白雪的理念中,政治仅仅是自己认定的人生另一半的职业形式。也就是说,白雪对商鞅的种种实际支持,不是基于对政治的热爱,而是基于对“这个人”的热爱,将全力帮助“这个人”实现理想视为自己的莫大幸福。
 
  就其本质而言,白雪所追求的生命之美在于这样一种生活:与自己所爱之人达到精神层面的完全契合相溶,互相献出自己的一切,而使生命迸发出绚烂的火焰;在这样的生活中,各自成为对方不可或缺的精神构成,一半毁灭,另一半必然随之毁灭。以此等理想为生命的灵魂,生命的消逝形式已经远远退居次要地位,而灵魂的永恒交融才是其追求所在。唯其如此,与商鞅同死,不是白雪的精神悲哀,更不是白雪的痛苦选择,而是其清醒投身于灵魂交汇的生命之美的归宿。
 
  白雪对生命之美的纯粹性,与商鞅人生信仰的纯粹性达到了同一高度。
 
  唯其如此,白雪闻讯赴死,自然得如同生来便在等待这一日。
 
  唯其如此,商鞅不拒绝白雪的同死,而是张开双臂热烈拥抱。
 
  塑造白雪的要害,在于展现其精神状态的诗意美。就其表演而言,白雪在任何危难面前,都是气静神闲从容不迫的。白雪的刑台献身,不是礼法的结果,更不是从一而终的世俗。刑台同死,白雪的内心始终弥漫着巨大的充实的生命美感。切忌将白雪献身表演成无可奈何的悲剧。
 
  白雪是华彩浪漫的诗章。
 
  白雪是隽永不朽的长歌。
 
  白雪是大争之世激发绽放出的生命之花。
 
 
                 荧  玉
 
  忠贞女杰:以国家族为第一生命的英烈奇女子
 
  荧玉是秦国公主,是商鞅的妻子。
 
  荧玉在家国同一的政治环境中长大,形成其独有的精神根基。
 
  荧玉之精神根基,与嬴虔等公族志士相同:自幼历经邦国危难沉浮,坚定地以邦国兴亡为己任,将生命道路及生活选择与国家命运牢牢结合在一起。所谓结合,便是荧玉的情感抉择以对邦国是否有利(不造成伤害)为根基。此间分际是,这种根基的决定作用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面对“我”所中意的人,而不是以政治结盟为前提的无爱联姻。
 
  具体说,荧玉之爱的选择方式是:我爱你,但是你必须忠于秦国,否则,我宁可舍弃爱心而决然杀你;只要自己所爱之人不是秦国敌人,荧玉宁可舍弃自己的个性伸展,心甘情愿地做所爱之人温良柔顺的妻子,以夫君之忧为忧,以夫君之乐为乐,不惜舍身相救,不惜舍命相随。
 
  荧玉之爱,与白雪是完全不同的类型,切忌混同。
 
  以与商鞅的成婚为界限,荧玉的主流性格有一个重大的变化:由英英烈烈的女杰风貌,变为贤内助式的爱妻风貌。后期要注意渗出其英烈底,不能因其成婚为贤妻而沦入“肉”的境地。
 
  荧玉是飘过天空的一片旖旎彩云。
 
  荧玉是冰雪世界中一树火红的梅花。
 
 
                玄  奇
 
  政侠佳人:清奇高远 闲逸持重
 
  玄奇是墨家女弟子,是秦孝公病逝前的妻子。
 
  墨家与秦国有着悠久的渊源,后期墨家更以秦国为主要活动区之一。秦国变法正当战国中期开端,适逢墨子方逝墨家尚未分裂,墨家的政治主张仍然在坚定推行。由是,作为老墨子最后一名弟子的玄奇,不期然介入了对秦国变法的政治评判,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命运历程。
 
  玄奇的根基身份是两重的:既是以诛灭暴政为己任的墨家弟子,又是秦国大贤功臣百里奚的后裔。唯其如此,玄奇秉承了墨家与百里氏的诸多杰出品性。其最为主要的方面,是本质朴而特立独行,心怀救世之志,身负诛暴之责,有着悲天悯人的兼爱情怀。
 
  墨家的生活方式与行动方式,决定了玄奇的独特风貌。
 
  风貌主流。强烈的入世方式(政侠诛暴),淡泊的隐逸生活(山居而自食其力),同时融于一身;入世如雷电一击,隐逸则清奇高远。所以,玄奇的行为具有截然不同的两重性:入世言行干练持重且具神秘彩,隐逸生活则闲逸淡雅而颇具风趣。
 
  情感特质。与孝公的情感,构成玄奇的生命主旋律。唯其如此,把握玄奇的情感特质及其表现方式,是塑造玄奇形象的关键。玄奇与孝公的共同点,是各自都镶嵌在特定的政治框架中,自律甚严,心如烈火而又拙于言情。所以,两人的情感历经初识、分离、思念、重逢、共同赴险等一系列过程沉淀,才在孝公化解墨家评判后的陈仓河谷发生了明确的转折——彼此的思念向往才得以初次暴发,化为简约持重的爱的誓言。
 
  直到孝公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玄奇的爱心才全面爆发,以最为隆重的雪日婚礼与秦孝公一起登上了的情感世界的巅峰。玄奇的情感表现方式,既不同于白雪的自由爆发,也不同于
荧玉的规则爆发。玄奇的情感是淡淡青烟下缓慢燃烧的木炭,没有飘动的火焰,却又极具穿透的力量。玄奇的情感是渐进的,又是无可阻挡的。玄奇的婚礼,同样具有献身的性质。这种献身,既有爱的爆发,又有悲天悯人的救苦情怀(渠梁大哥太苦了,是最后激发玄奇之爱大爆发的精神触动点)。爱而慈,慈而爱,很难划分清楚。
 
  所以,玄奇的爱带有兼爱精神的大根基,肃穆深沉而令人感动。
 
  但是,玄奇之爱又绝不是施舍,更不是怜悯,切忌向这一方向走偏。
 
  玄奇是一篇结构严谨而又弥漫出强烈美感的散文。
 
  玄奇是新采的春茶,淡泊幽香而又隐含着凛冽的力度。
 
  神女何谓也?宁非玄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