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研究
Vol.14,No.7,1998
邢 媛
当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精神渗及人类思想的内在驱体，构成一个世界性的文化重构运动的时候，在社会发展领域却掀起了一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战略讨论热潮，表观上看，这二者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但在笔者看来，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不过是后现代文化意识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特殊表现而已。因此，如若深化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本质认识，就必须基于对后现代文化意识的理性反思,
源，才能在哲学深层拓展一种全新的全球发展战略。
1 可持续发展理念是
后工业社会意识的呈现
早在七十年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就指出，由于科技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动荡，西方社会正处于一种巨大的变革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现有的权力结构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都正在迅速销蚀。美国社会已经越过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个发展期，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贝尔认为，前工业社会中开展的“意图是同自然界的竞争，它的资源来自采掘工业，它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生产率低下；工业社会的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后工业社会的意图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那种社会里，以信息为基础的智能技术同机械技术并驾齐驱”。〔1〕贝尔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高度不协调，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的巨大差异性，致使社会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横生，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粮食紧缺，人口压力巨大，这些都是引起文化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直接动因。工业社会的这种危机并不会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而荡然无存。相反，在这样的社会中，经济活动仍然严守效益原则，活生生的个人仍旧湮没在他作为科层组织谋求利润的工具之中。政治领域，追求表观上的合法性和平等性，但根深蒂固的政治体系逐渐被显现的技术官僚化所加强，从而导致官僚体制与平等原则之间难以消除的社会冲突文化领域，由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追求个性化、自由化和反体制化的文化意识将大大增强，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从而造成自我同技术的不断冲撞。
伴随社会冲突的过程，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跨越，表现出资本主义的精神裂变、文化危机和信仰危机。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等著作中，贝尔试图给出一付后现代主义的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他从新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批判，通过后现代精神、文化、文艺批评、审美等方面的考察，认为在后工业状态下，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的自由范围，增强了他对自然的控制，但毕竟没有能够让他变成超人。因此，无论为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反省自我，沟通情感、绵延文化的考虑，当代西方人仍然离不开宗教，整个社会仍然需要“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2〕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贝尔在这里所说的宗教意
指一种新的文化崇拜，即适当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如对人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控力量的畏惧之心，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对现代无限制地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度。这种新文化崇拜，在功能上应当成为“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这种感知方式以“公众家庭”的式样存在，主要致力于解决人与人、人与自我及人与环境的各种关系问题。后工业社会具有面向未来的倾向，强调预测和限制。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苦脑：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去开拓无限，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而在后工业时代，我们都正在摸索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汇看来是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
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3〕不难看出，用“限制”这个中心词诉说出的话语，表现了后现代的一种独特的意识，即可持续性。
同贝尔同期的另一位名声显赫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完全不同意贝尔的新宗教解决方案，他在其《理论与实践》、
《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一再倡导新理性重健，即在知识的可靠性和意识形态的理性批判(合法性)基础上，建立交往活动理论，从而重振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自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科技革命时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很大发展，但其内在危机也随即充分表现出来，存在着强大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这些危机的具体表现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超出了其允许的极限，社会离心离德、规范失调；其次是社会系统无法解决其驾驭问题，即传统的社会规范结构已无力驾驭社会的有机运行；第三是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从而导致社会组织原则限定了生产力赖以发展的学习机会，限定了社会系统确保其同一性而进行变革的范围，为社会驾驭能力可能的扩展设置了制度上的界限。〔4〕
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这些危机，哈贝马斯并不主张以建立新宗教来解决问题，同样也不主张以砸碎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这一方式来解决问题，而是认为，人类在进入现代性的社会中时，不能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奋斗的目标，要从根本上摧毁把获取最大的效率和产量作为奋斗目标的工业社会意识，要反对过
度消费和异化消费，要控制科技发展速度，缩小生产规模。在哈贝马斯看来，当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带给人的是“弊大于利”时，就要考虑控制科技发展速度，缩小生产规模，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与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过度生产。过度生产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使技术规模越来越大，能源要求越来越多，生产和人口越来越大，职能越来越集中，从而加剧了人的异化，污染了环境，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因此，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变革，没有比改变高生产更为重要的了，对高消费的变革应该与对高生产的变革紧紧结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即在于不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人类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争取人类的存在这种生存方式。
哈贝马斯在量与质的衡量中道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弊端。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效率原则必然会导致把个人的个性消减到最小量；而其越多越好原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只发展其一个层面———量的层面，而将其他所有的层面都加以扼制，导致正当量不断增加的时候，生活的质丧失了其一切重要性。
那么，在降低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以后，是否一切危机都不复存在了呢?不是。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良性运行关键在于交往，即交往行为的合理化。交往行为是否合理，是否协调，直接决定着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社会制度的稳定。而在合理的交往行为活动中，承认和重视共同的规范标准却是其理念基础。不难看出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人类不应以追求生产力为根本目标，限制科技发展速度，强调合理化的交往行为等，都渗透着社会持续、稳定发展，资源有效配置，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加强人类交往和理解，社会共同进步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意识。
不只贝尔和哈贝马斯，事实上在后现代的氛围中，许多杰出思想家和文化学术思潮都反映出社会应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如罗马俱乐部引起世界关注的《增长的极限》年度报告，西蒙关于《增长无极限》的反题论著，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多元表达方式，表达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思想。因此，应该说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提出，正是后工业文明关于社会发展意识的一种呈现。
2 后现代资讯社会的知识
转换提示可持续发展路标
无论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滋生，还是可持续
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4卷 第7期
发展战略讨论热潮的掀起，从根本上讲都是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知识本性转换的必然产物。离开对现时代人类知识背景的合现实性的理性分析，就很难理解人类思想观念整体性转换的实质。对此，许多思想家早有认识。例如，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知识状况的报告就颇具代表性。
在利奥塔看来，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是高科技的世界，是一切的思想文化观念经历了一系列的嬗变以后最终形成自己特的世界，其中知识及知识本性的转换构成一切变革的核心。利奥塔认为，由于人类的知识在本性上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因此,“未来社会便要僭离牛顿式人类学的扦格，而循入语言元素
的语用学之中”。〔5〕这意味着，传统知识观念和社会观念必然要摆脱牛顿式的绝对论的支配，而借助语用学的手法，重新到关于它们的正确表达方式，进而，重新铸造一种后现代知识的法则。
利奥塔认为，我们时代，由于科学技术领域的巨大的变革，知识在其原本意义上的功能即知识产生和知识传播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知识产生的角度看，由于语言学、传播学、控制论、电脑语言、数据储存及流通等的广泛使用，导致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否则，任何不能资讯化的知识都将被淘汰。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随着电脑霸权的形成和知识商品化过程的实现，知识操作者将以一种彻底“外在化”符号化的方式，淡漠道德灵魂三维的修养而奉行商品冷冰冰的伦理，从而导致知识传播不以知识的真理性内涵显示为目标，知识失去了传统的价值，真正成了一种压迫、排斥和控制的权力形式。这就引发了一个与现时代信息多样化提供相悖逆的根本的内在矛盾，尤其会导致把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置于一边的恶劣后果。
从现时代知识深层的多样化的角度来考虑，利奥塔首先排除了人类知识等于科技知识的工业文明时代的共识。他认为，科学知识并不代表知识的整体，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或称叙事知识)同时并存，缺一不可。如果以突出科学知识的愿望而贬低人文知识，必然导致知识产生和传播中的冷冰冰的商品伦理，从而对人的本性、人的意义、人的价值和传统等不屑一顾，而这并非后现代资讯社会价值目标的根本所在，同样也导致了科学知识与叙事知识之间严重的裂痕，产生了所谓的“叙事危机”，即“合法性危机”。
利奥塔认为，既然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资讯社会，因此,“只有当资讯流通频繁而便于通畅译解时，社会才能真正进步!”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资讯流通频繁和便于通畅译解呢?这就涉及到一个解合法化问题。在利奥塔看来，叙事知识是人类知识的根基，叙事方式推动人由原始思维到文明的认识能力转化，由口头叙事到图画、文字表达的演进，促进了公认知识的汰变和传承，叙事是传统知识话语的典型，指涉有关人的德行、正义、善、美、幸福和邪恶等等观念，并通过叙事者、聆听者、指涉者三方网络构成社会制约关系，即社会规范。科学知识只是叙事知识的派生，它以验证真理和修正谬误为其根本目的，不关涉正义、幸福、美、善和邪恶，只是做出真理性陈述，使大家产生共识。然而，在近代文明以来，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由于科技对于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所起的巨大作用，从而导致科学知识逐步确立了它的社会地位，叙事知识逐步被萎缩和退让，甚至出现了工业文明时代科技决定和科技主宰的局面，人文科学的多种价值关怀和多种社会功能被漠视。然而，在后工业文明中，科学技术的绝对统治在其引发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灾难和社会恶果的境遇中受到普遍性怀疑，人的存在价值的被漠视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注，不关怀人必然造成人的存在悲剧已然成为共识，人文社会科学被资讯化势在必行。因此，把科学技术再次拉回到人类叙事方式的母体中，把人类从外在呼唤人性解放，理想、正义等转换到从知识内在去制约科学技术活动，从而在关怀人的价值前提下，使人文知识与科学知识内化为一。
由于科学知识具有普遍性特征，它体现着自然法则，而人文知识则以叙事方式的不同、传统观念的不同，价值导向的不同，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后现代资讯社会中，知识操作的多元性和基于多元
性知识的社会规范的多样性，将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局面的产生并非坏事，因为它摆脱了科技知识独霸世界的工业文明的显意识，从而在知识的资讯化过程中，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方式的固有价值意义。知识操作的多元性和社会规范的多样性，在其本性上说明了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点，即正义、公平、平等、崇高、完美、协同、持续等思想的实现，并不是依靠同一性的中心维系作用，而是靠语用学的不同的语法规则的异质多重本质。一切
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后现代文化意识
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只要语境变了，结构变了，关系也就变了。于是，基于知识转换的这一深层特征，人类就必然要打碎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知识建构和社会驾驭的中心论和专家式的一致性和依附性，从而以一种更深广的气度去宽容不一致的标准，倡导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异质标准。
基于知识转换的后现代特征，人们必然要提出工业文明的合法化危机应如何有效解决的问题，对此，利奥塔等后现代主义者各执一词，似乎没有一个能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理念，人们只能以宽容原则来面对这种多元性的格局。然而，思想理念的表观上的不一致，并不意味着其内在没有多少共相，相反，从利奥塔等后现代知识论者的颇有特的陈述中，人们不难看到以下三点较为一致性的结论。
其一，科学技术知识独霸世界的这种超稳定、超中心、超现实的非合法化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类和人类社会再不能完全生存于科学异化、技术异化、劳动异化乃至整个文化异化的知识状况中了。
科学的垄断必然被打破，尽管人类的生存不能离开科学。
其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也必须被资讯化，叙事方式还应成为人类表达方式的基本途径，尽管叙事方式本身会因地域、环境、结构、传统等有所不同，甚或差别很大。尊重差异性、多元性和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世界的完美恰好存在于矛盾性之中。
其三，尊重人，尊重对象，张扬人性，体现人的价值尊严，不应只是知识外在的呼唤，而应成为其内在结构的构成要素，这一点在知识被资讯化的过程中就要被内化。
从如上几点关于知识的后现代表达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后现代资讯社会知识转换的特征，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构架提供了较为明确的路标。
3 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整体
利益和终极价值
在后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必将面对丰满和多样的物品，亦将面对多种多样的危机和困惑。物品与精神的强烈反差，势将催促社会主体反思过去和筹划未来，在充分享受人生的同时，走出社会发展的怪圈。于是贝尔提出了皈依某种类型的新宗教策略，哈贝马斯提出新理性重建策略，利奥塔提出了知识资讯化策略，等等。然而，宗教并非人类的避难所，新理性重建似乎仍然泯灭人的个性价值，知识也很难把人
文社会科学资讯于内在。世界的混乱恰好在观念的混乱中得到映象。
然而，在80年代以后，一个世界性的呼唤产生于地球村的几个不同的角落并迅速扩散到整个世界，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界定，倡导一种全新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思想核心是把社会发展规约于满足当代，不制约后人的基础之上，从而铸造人与人、人与自然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的社会规则，实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文明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一经提出，就得到整个世界的关注和认同，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利益和终极价值，它要解决的是人类的世代文明延续问题，它要实现的是世界大同和协调一致。就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社会关注和学界讨论的热点来说，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文也不意欲对各种观点作出评价，只是想在它行将结束的时候，对后现代文化意识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内在关联作几点探索性讨论。
(1)在我们看来，虽然可持续发展理念还不能被称作一种后现代文化观，但基于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如若没有后现代文化意识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就很难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思，尽管这两者都出自几乎同一的理论产生背景，或者换句话说，都是现实社会存在的意识性反映。
(2)后现代文化意识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前奏，起到了激发、规约、唤醒、昭示和协同人类整体进步和持续发展思想的作用，从而促使人类在其整体利益和终极价值的最高层次反思我们自己的历史，透视我
们的现实，昭示我们的未来，其创造性的意义和价值是巨大的。
(3)虽然后现代文化意识中并没有形成统一、完整、公认和可操作的社会发展规则与社会规范模式，但它却提供了一组可供批判和分析的理念，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4)如果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内在本性可以确定为是对人的普遍的关怀的话，那正好突现了后现代的精神价值。至于如何做到普遍的关怀，这正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题中之意。限于篇幅，我们自己关
自然辩证法研究 第14卷 第7期
于这一论点的观念将另文讨论。
关于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后现代文化意识的显现这一主题，似可作进一步多层面多角度的分析，这对于深化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论建构和促使其有效运用，都具有重要意义。限于作者水平，在此也只能抛石引玉了。
主要参考文献及注释
〔1〕丹尼尔・贝尔: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 2
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New york ,
科学技术的利与弊1973.
〔2〕〔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20-40
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赵一凡等译。〔4〕哈贝马斯:《合法化危险》第3-7页，波士顿,1975
年版。〔5〕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29
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岛子译。
【作者简介】邢媛,1963年生，山西大学哲学
系，讲师。
邮编：太原030006(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
(上接第18页)
意向而外在地存在。事实上，在“语境化”的意义上，真理已不再被视作哲学旨趣的终极主题,“真”这一术
语也不再是分析的结果,“真理的本质”更不是类同形而上学的“人的本质”和“上帝的本质”那样的无意义的话题，它只是展现了具体的、结构的、语用的、有意义的人类认识的趋向性。因此我们所应努力的，便是在“语境”的既非还原论也非扩展论的意义上，现实地展示出真理发展的未来走向。
无论如何，后现代“语境化”真理观的构建冲破，内在地体现了后现代性趋向的迫切要求。在这个意义上,“语境化”真理观既是整体语义论、语用对话论的历史继续、发展和开拓，更是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真理问题在后现代境况下的圆融。尽管这一理论本身尚需不断地自我完善、充实和进步，但它作为一种后现代的思维视角无疑将渗入语言哲学方方面面的研究之中，确是不容置疑的。
参考文献及注释
〔1〕Bertrand Russell ,‘Logic and knowledge ’London :
Unwin Hyman Ltd ,1956,P182.
〔2〕Alfred Tarski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in ‘The Philoso 2phy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A.P.
Martinich ,New Y 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50.
〔3〕D ・戴维森:《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商务印书馆,
牟博译,1993年版，第133页。
〔4〕Donald Davidson ,‘Truth and Meaning ’in ‘The Phi 2
losophy of Language ’Edited by A.P.Martinich ,
New Y 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P76.
〔5〕W.V ,Quine ,‘on The Very Idea of a Third Dogma ’
in W.V.Quine ‘Theories and Things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P38.
〔6〕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 2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P178.〔7〕Donald Davidso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Truth ’in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Lxxxv Ⅱ,No.6,J une ,1990,P309.〔8〕Richard Rorty ,‘Is Truth a G oal of Enquiry ?David 2
son VS ・Wright ’i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45
J uly ,1995,P291.
〔9〕Ron Bontekoe ,‘Rorty ’s Pragmatism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 ,No.2Issue No.118J une ,1990,P231.
〔10〕Hilary Putnam ,‘Reason ,Ttuth and History ’Cam 2
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P49-50.
〔11〕关于语境的实在性问题，请参阅郭贵春《论语境》
一文，原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PP46-52。
【作者简介】郭贵春,1952年生，山西大学教
授，常务副校长。
殷 杰,1974年生，山西大学哲学系96级研究生。邮编：太原030006(本文责任编辑 马惠娣)
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后现代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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