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期，那些主动去健身室的人经常会被打上“超级怪胎”的标签。而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对于健康和生活有不同态度的人，通常都会被打上标签或者归类。我们在本文中将要介绍的内容，涉及下面的几个英语短语，例如“Lifelogging”（生活日志）或“self-tracking”（自我跟踪），又或者是比较为人所熟悉的“Quantified Self”（量化生活），它们代表着一场将科学技术引入日常生活中的技术革命，代表着通过自我跟踪技术与记录、分析和评估来认识和完善自己的生活运动。
这一运动由美国Wired杂志的编辑加里·沃尔夫和凯文·凯利在2007年发起，他们自己使用的名称是“通过自我追踪进行自我认知的工具开发者和用户兴趣小组”。2010年，沃尔夫在TED（一个科技、娱乐、设计领域的全球性集会）大会介绍了他的所谓的技术革命，并在2011年5
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市召开第一届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现如今，“量化生活”运动已在全球35个国家大约130个城市定期举行成员的“聚会”。
在德国，弗洛里安·舒马赫是“量化生活”的主要倡导者。根据舒马赫的介绍，自2012年
年初，他组织了在柏林和慕尼黑的会议，现如今德国已经成为美国之后对于“量化生活”最感兴趣的国家。在柏林、汉堡、科隆和慕尼黑社区已经拥有超过1500名的成员，他们定期召开会议，通过自我跟踪、自我认识，从而达到改善身体健康、生产力甚至感情生活的目的。
作为德国的“量化生活”倡导者，舒马赫自己定期记录体力活动、体重和睡眠时间的数据。他最感兴趣的是睡觉数据，对于快速动眼期（Rapid Eye Movement，简称REM）和深度睡眠阶段的持续时间特别感兴趣。这位34岁的“量化生活”倡导者甚至定期检查血常规，以确定自己的饮食是否是最佳的选择。根据舒马赫的介绍，这种测试通常需要跨越几个月，类似的测试主要用于了解某些食品或膳食补充剂对于身体的影响。舒马赫认为通过这种跟踪方法可以确定类似的相关性问题，然而对于体重控制、运动时的饮食或心率，则短暂的阶段性观察很重要。
幸福的承诺
是什么促使人们将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化呢？舒马赫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人们希望能够通过数据给出一个对于自我形象的客观评价。事实上，许多人认同自我跟踪有助于实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目标。慕尼黑的咨询公司“数字健康顾问”预料，定期跟踪检测数据将成为卫生
系统中预防保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数据可以在早期阶段帮助检测和避免疾病，因此预期人们可以拥有更高水平的健康生活，直到顺利进入老年期。
如果健身追踪器、智能手机或者智能手表等数字设备能够提高我们生活的满意度、健康和更长的寿命，那么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怎么做？谁做？或许斯特凡泽尔克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注重健康、安全、社会问题的德国领先的应用科技类大学富特旺根大学的副院长，他的研究领域是“社会变革”，而泽尔克的工作不仅仅是研究数字化革命的理论，他与他的学生已经将智能手机变成了一个生活日志相机。
目前，泽尔克正在测试在欧洲的eButton，这是一个美国匹兹堡大学开发的小生活日志相机。根据泽尔克的介绍，他们获得了该研究项目的3款原型相机，并已经将其中的两款投
入使用：一个用于监测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一个用于消防队员的日常练习。泽尔克认为这种自动记录的日志优势在于摄像头可以捕获各种紧张情况下的画面，可以在随后的回放中更好地分析和调整练习的方法。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生活日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有着巨大的潜力。
泽尔克对于“量化生活”的研究很深入，我们可以看到在“量化生活”相关的网站上专门为他开设的栏目，除了介绍泽尔克所从事的相关研究之外，还介绍他出的研究著作“Lifelogging”。不过，在泽尔克的著作中，对于“量化生活”的方法他并不是一边倒的支持者，他认为，出于优化的动机量化生活的欲望过于狭隘。泽尔克告诉CHIP：“数据提供取向
以及在一些不可控制的问题上提供可控性的假象，又或者自我跟踪精确的数字和各种彩缤纷的条形图、公式以及描述性的统计和最终幼稚的逻辑，诸如此类的东西都过于抽象和缺乏安全性。
宗教替代品
而当自我跟踪成为衡量身体的焦点时，按照泽尔克的说法，身体将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产品，并将被理想化和宗教化：“健身和保持健康将代替宗教的功能，人们将过分投入到身体和身体相关的目标上，生活将成为一个项目而身体将成为一个目标。”泽尔克认为自我跟踪是寻自己社会定位的一种形式和处理潜在焦虑的方法。而当这种宗教化的机械人形象的内在机理出现时，它将掩盖根本的愿望。
事实上，除了上述问题之外，“量化生活”的数据安全等问题也一直受到媒体的批评。不像以往书呆子和健身爱好者被嘲笑的时代，数字化时代“量化生活”的追随者大部分拥有非常高的技术能力和良好的网络水平，并且他们敏锐地关注着相关的批评，也有足够的判断力去了解批评者的论据。当然，对于批评感到越来越恼火或者焦虑的自然也不在少数。在一个Facebook组上“量化生活”的追随者承认，媒体有关“量化生活”缺陷和数据保护问题的批评
确实令其感到心烦。
弗洛里安·舒马赫证实，目前对德国“量化生活”的数据保护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对于他自己来说，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的数据和API，也就是说，允许链接到其他的应用程序是很重要的。因而，舒马赫对于类似的应用程序和技术越来越多感到庆幸，例如能够通过苹果的健康应用程序更多地控制数据。目前，iOS 8的健康应用程序可以从第三方应用程序中获取数据，例如从不同的应用程序中获取并整合血压、心率和消耗的热量等数据，而同时这些数据也可以提供给其他的应用程序使用。这其中可能产生的数据安全问题不言而喻，为此，苹果公司特意修订了健康应用程序中的数据保护规则。规定开发商只能够将这些数据用于提供健身和保健功能的应用程序，而不允许将数据出售给广告公司。
IT安全公司赛门铁克2014年8月发表了一篇名为“你的量化生活有多安全？”的研究报告，其中的内容发人深省。各种自我跟踪产品的供应商对于用户的安全和数据保护完全漠不关心，尤其是登录信息和数据的传输部分，草率处理的程度更是令人难以置信。赛门铁克特别说明这种草率可能导致的问题：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许多人在使用各种服务时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因而草率地处理登录数据在导致用户账户泄漏的同时，很可能会导致用户其他更重要的账户同时面临着被盗的危险。
赛门铁克还检查了这些应用程序的通讯情况，平均来说，每一个应用程序大约与5个域名联系。这个数字不小，但是研究报告的作者认为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数据有可能被转移到云端，也有可能是免费的应用程序与合作端广告商通讯。然而，赛门铁克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应用程序与超过10个域名联系，该记录的保持者联系14个域名，其中大部分是营销公司，也就是专门负责跟踪和定位用户、创建和分析用户配置文件的公司。
数据风险对于数字世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数字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绝对安全的，但是“量化生活”的追随者必须清楚的是，自我跟踪数据有一定的敏感性。自从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丑闻被披露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的睡眠习惯、血常规、性活动或情绪数据都被收集起来，那么这个人的行为不仅可以量化，也可以被结合其他数据进行预测和控制。
泽尔克教授认为，媒体和科学家们一直都只是围绕着“量化生活”运动来进行炒作。而实际上在这个人口结构急剧变化和竞争激烈的社会，工作场所才是各种自我跟踪和记录生活设备大展拳脚的地方，“量化生活”最大的市场将会是在雇员绩效评估的领域。例如英国超市连锁店Tesco监控其员工的电子腕带。根据一个前雇员的介绍，通过该设备跟踪的数据，可以根据员工对预定场所以外的访问来评估其绩效。
一维社会
泽尔克觉察到，类似的情况出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可能产生一个一维的社会。泽尔克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依赖于数据提供指引，而不是直觉或者经验。因而，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被各种排行榜和评估所包围的社会，而实际上是被各种为既定目标而设计的测试方法所笼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教育方面就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学生们已经开始研究如何通过考试而不是接受教育。此外，还有许多社会期望附加了过多的数据，例如对于员工“健康评分”的评估：美国公司Fitbit是全球健身腕带市场的领导者，在其网站上，Fitbit承诺企业雇主和保险公司“减少病假天数”，“降低医疗费用”和“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他们向成千上万的公司销售其跟踪设备，通过它们来控制员工努力保持健康，让不同的部门相互竞争，以求获得最佳的“健康评分”。然而，只要是评估总会引起社会比较和社会控制，在有赢家也有输家的评分方法之下，其结果无非就是迫使员工按照一定的规则或所谓“正确”的行为模式工作、生活。
其他保险业对于客户的行为数据也有兴趣，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保险公司自2014年年初开始测试在一千余家客户的汽车上安装Telematics盒子，这个盒子除了记录事故和在必要
时发出信息呼叫救援之外，每20s会将车辆的速度、加速、制动等数据发送到托管中心。保险公司将按照收集的数据来计算得分，并根据分数给予奖励，例如最高等级80分到100分的用户每年的账单可以获得5%的折扣。很明显通过这个设备提高司机的安全意识，降低赔付率是保险公司的主要意图。不过，这个盒子并没有为保险公司带来真正的经济利益，因为设备的安装、维护和运营每一辆车每年大约需要100欧元，保险公司的赔付率必须降低25%才能够获得利润。保险公司的于尔根·克拉默主任告诉CHIP，在德国赔付率降低25%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或许在其他国家可以行得通。
不过，德国的“量化生活”倡导者弗洛里安·舒马赫认为，类似的方法对于德国卫生部门来说或许是有效的，目前，医疗系统的支出主要是用于疾病的，只有小部分被用于预防疾病。
负面影响
市场研究公司科学技术的利与弊YouGov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德国健康保险公司以及他们的许多客户在通过健康数据打分获取奖励的问题上与舒马赫持相同意见。根据这项研究：32%的德国公民认为可以收集衡量健康和健身相关的数据，并与保险公司共享这些数据，从而获得
降低保费的奖励；45%的德国人已经以某种形式跟踪和记录健康值；17%的人因此使用智能设备或应用程序；20%的人能接受孩子使用自我跟踪设备；10%的人甚至愿意让自己的宠物根据跟踪数据来确定生活方式。而对于这种打分机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73%的人认为如果他们的健康状况下降，那么医疗保险会变得更加昂贵；81%的人认为他们的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
尽管对于“量化生活”运动的激情无限，舒马赫也意识到其中的弊端。尽管新的技术有可能使更多的人受益，但是舒马赫承认必须防止因而对某些人产生压力。在这方面，他认同社会学家泽尔克的观点，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都基于数据，那么将可能会产生歧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是无处不在的现象是对于“非正常”的过度紧张，但是什么是“正常”？可以偏离规范到何种程度仍然是“正常”？谁来界定是否“正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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