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鉴赏
课程论文
火焰的自画像
[摘要] 她的作品讽刺而柔和，像钢铁一样坚硬，像蝴蝶翅膀那样自由，像微笑那样动人，悲惨的如同生活的苦难。无论何时，都保持着自嘲的幽默感，男人般的豪迈果敢，最后她要求把自己火葬，她不要再回来。她一生都有着燃烧般的巨大生命力，所谓生命力，是在生命的废墟上开出繁花似锦。
[关键词]  墨西哥女画家  自画像  曲折命运  女权主义
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革命烈士陈然在《我的自白书》中如是说。
生命令人不寒而栗。正如弗里达临终之言：
I hope the exit is joyful and I hope never to return. 
唯愿就此长决，往生劫复不归。
弗里达·卡洛，墨西哥最受欢迎的现代女画家，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市市郊。身为摄影师的父亲威廉·卡洛是匈牙利裔犹太人，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则兼有西班牙与印第安血统。18岁时，弗里达与男友阿列詹德罗·阿里亚斯在放学途中遭遇车祸。他们乘坐的巴士与一辆有轨电车相撞，数名乘客丧生。撞车时扶手穿透了她（栏杆从她身体的一侧插入，从阴道穿出）她的脊柱三处断开，打碎了她的股盖骨和肋骨。骨盆三处破裂，大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完全压扁。但弗里达却奇迹般地存活下来，并在不久之后得以过上一种基本正常的生活。痛苦和坚毅从此成为她生命和作品的绝对主题。
弗里达回到世上后不久，便遭遇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意外”——与壁画家迪戈·里维拉的结合。他当时42岁，体重136公斤，结过两次婚并经历过数不清的风流韵事，创作鸿篇巨制的大幅壁画；她则年仅22岁，体态娇小并且身体虚弱，画几乎可以算是微型的画架画。弗里达的母亲对这段姻缘颇有微词，称其为“大象与鸽子的婚姻”。婚后，里维拉一如既往的不忠行为和自己无法生育的残酷事实带给她双重的打击，弗里达成为公开的双性恋者并拥有许多知名的情人。两人就这样彼此深爱并狠狠伤害对方，直到1954年7月13日弗里达在科伊奥坎的蓝屋（这也正是她出生的地方）与世长辞。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弗里达被挂在器械上，脚上悬着二十公斤的重量，她被锁在铁质、皮质、石膏质的紧身胸衣里（从1944年到去世她使用了二十八件紧身胸衣）。为止痛她一天喝一瓶白兰地。她至少做了三十二次外科手术。仅仅从1950年3月至11月她就接受了六次脊柱手术；在刚缝好线的部位给她缝上了石膏，当开始发出难闻的气味时，她发现自己的伤口正在腐烂。从1944年起她遭受极其钻心的疼痛，迫使她依赖上。她的右脚长了坏疽，1953年8月从膝盖以下被截肢。
可就是这个弗里达，为我们留下了将近两百幅不同寻常的画作（其中大部分为自画像）。这些作品“坚硬如钢铁，脆弱如蝶翼，欢欣如醇酒，悲伤如人生中的苦难。”
毕加索说，你我都画不出像她这么好的自画像。说这话时他正看着弗里达自画像的眼睛。这让弗里达的丈夫、墨西哥立体派画家迭戈热泪盈眶。时年1939，格尔尼卡完成后的第二年，毕加索五十八岁，名震天下，一画万金。
这一年，弗里达仍旧画弗里达，两个弗里达，心脏裸呈可见。蓝衣弗里达的心脏完好，手持迭戈画像；白衣弗里达心脏破碎，手中剪刀剪断血管，血在白裙上怒放。这一年，她征服了巴黎，挎着毕加索，出席杜尚的聚会。回到墨西哥城时，她和迭戈离婚了。
1940年，他们复了婚。于是，她画被藤蔓围绕的弗里达，扎根大地的弗里达，盛装的弗里达，背景是温柔的绿叶，和长着蜻蜓与蝴蝶翅膀的花朵。其中一幅，迭戈的脸出现在她额头正中，那幅画叫with Diego on my mind.
弗里达的一生都在画弗里达。流泪的弗里达，流血的弗里达，以残裂的大理石柱为脊椎的弗里达 -- 少女时那场车祸还弄碎了她的骨盆，于是她画流产的弗里达，血污的床单，破损的花，婴儿升上天空。她画男装的弗里达，弄粗自己的眉毛，加重唇上的胡须；她画长发的弗里达，彩浓丽，发簪鲜花。她画自己的婚礼，在高大的迭戈身边，像个小姑娘一样歪着头。她画被大地母亲和宇宙洪荒拥抱的弗里达，自己怀中的巨婴长着迭戈的脸。她画化身为鹿的弗里达，身上插满箭簇。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卧床不起，于是她画与骷髅一起漂浮的，荆棘纠结的床，画床上面平静的弗里达。
她的一生都在流血，小儿麻痹，车祸，手术，流产，暴风雨之爱，背叛。于是画中的弗里达也一直流血。迭戈说她的画冷硬如钢铁，精巧如蝶翼，酸苦如生活。她是那些替全世界喊痛的人里面一个。是的，血淋淋的，痛给你看。
渴时就喝水，困时就睡觉，痛苦时就画画。
毕加索无法画出这样的自画像。你必须对自己非常诚实，这对男人来说太难了。只有一个人的自画像同样不加掩饰。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住了一年疯人院，然后向自己开了一。
弗里达曲折的人生经历本身即是一封扣人心弦的推荐信。也难怪这位一字眉，有一撇小胡子的女画家虽然在中国尚未广为人知，却早已成为欧美人的文化偶像：Jean Paul Gaultier称她为“我的艺术女神”，流行天后Madonna更是对她推崇备至，不惜重金买下《诞生》一画，并将其作为自己评判他人的“试金石”。
国人在分析艺术家的作品时，每每强调要“知人论世”也不乏生搬硬套，硬生生地把艺术作品理解为影射历史，或是表现作者生活经历的可笑例子。现在看来，这倒是一条全球通用的公理了。从米开朗琪罗到凡高，从但丁到兰波，似乎一个艺术家就必须经历各种磨难，并将这种磨难隐晦地表达在这些作品的背后。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而这样的一种成见，在女性艺术家身上似乎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喜欢视她们为平静受难的女性典范：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家丁托列托的女儿玛丽埃塔·罗巴斯蒂的名字流传至今，却并非因为她不朽的作品，而是因为她悲剧性的死亡。19世纪的艺术家将这位天才改写成了“里维拉一个患结核病的人，在临终之前，她还激励她的父亲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雕塑家卡蜜尔·克洛岱尔作为罗丹
的情人和家庭冷漠的牺牲品而广为人知。同样的，当人们谈起摇滚歌手特里·安莫斯时，更为津津乐道的是她早年被朋友的不幸经历，而非其晦涩难懂的另类歌曲。
或许正是由于个人经历太过丰富多彩的缘故，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弗里达的作品看作一篇篇对苦难生活的注解：作于1926年的《自画像》是赠送给初恋男友阿列詹德罗的礼物，公主般纤细优雅的弗里达摆出令人伤心的波提切利式手型，希望挽回已逝的爱情；《稍稍掐了几下》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一个男人乱刀砍死了自己的妻子，当被法官问及这样做的原因时，他却满不在乎地答道：“只是些小伤口罢了。”但这幅作品画于里维拉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发生暧昧关系后不久，所以实际上是她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而那幅著名的《断裂的脊柱》显然是弗里达一生的最好写照，她将自己描绘为融圣塞巴斯蒂安与悲叹圣母为一体、着铁质胸衣的圣徒形象，原本是脊柱的地方却为一根裂成三截的爱奥尼亚式圆柱所填满，生活就这样被飞来横祸击得粉碎。
甚至弗里达的静物画都被认为折射着她的人生。我们被告知，《剖开的水果》一画表现的是她具有侵略性的性欲，以及生育能力对她的困扰，就像在她自画像中出现的猴子一样，即使她只是把它们视作宠物（显然，她经常画的宠物狗则没有这种内涵）。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们的作品，但生平经历却绝非作品背后的全部；关于艺术家的传记作品好比一个个敬献在其墓碑上的花圈，他们引领我们走向伟大的艺术家，却不能够真正重现已逝艺术家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到艺术家的作品本身中去寻。是什么让年幼无知的孩子听到莫扎特乐曲时全神贯注，是什么让金发碧眼的欧洲绅士与衣衫褴褛的非洲老妇一同为《罗密欧与茱丽叶》落下眼泪？正如一切伟大艺术家所应该具备的禀赋一样，弗里达的作品应当不仅仅是自传，而是有着更为宏大的主题。
就连英国《卫报》评论家艾德里安·西勒也曾写，“卡罗的地位似乎来源于外界对她疯狂的个人崇拜，这使得欣赏她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复杂的事。”
过去的四十年间，卡罗从无名的墨西哥画家变成极受推崇的圣人。她的人生故事——那让她在17岁全身几近粉碎的严重车祸、那段与墨西哥壁画大师迭戈·里维拉动荡的婚姻以及与各种男女间发生的泛滥情史——这一切为小说、故事片和纪录片提供了丰厚的素材。浓眉、辫子、夸张的珠宝配饰以及传统的墨西哥服饰，卡罗的这些标志性形象早已被印刻在糖果、男士领带以及龙舌兰酒上。
而这种“弗里达狂热”实际上冲击着卡罗在艺术圈中的声誉。在2005年时，一位伦敦《星期日
泰晤士报》的评论家就把卡罗的高声望归因于她是一个带有残疾的双性恋墨西哥妇女。而一所美国大学的现代教育研究项目也表明像卡罗这样的特型艺术家正是最被社会所热衷和关注的，而其他背景过于普通的艺术家则会缺乏吸引力。
何其矛盾，一方面，艺术家的苦难对于人类大众来说是最大的财富，但总有一天当种种命运似的苦难和自残式的献身，掩盖过其艺术所传达出的对生命本质的思索和描绘时，苦难被脸谱化，艺术也就淹没在看似动人的追悼中了。
看到这里，或许弗里达会以她众所周知的玩世不恭态度对我抱以讥诮的微笑了吧。毕竟我人微言轻，所以不妨在最后引经据典来结束这篇文章。以下是苏珊·桑塔格关于西蒙娜·薇伊的部分论述。这段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弗里达·卡洛：

我们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文明社会的文化英雄是反自由主义和反资产阶级的；他们是一曝光率高、令人着迷而又具有反文明倾向的作家，常常给人一种文化暴力的印象——不仅表现为他们具有个人权威彩的声音、知识分子的激情，而且表现在他们极度个人化和极度知识分子化的偏执情绪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自觉地追求健康的时代，但更是一个认可病态
的时代。我们所敬畏的真理是那些与痛苦经验紧密相关的事实。我们衡量真理的标准则根据其受难的程度——而不是以作家文本是否符合真理为判断依据。真理与烈士被划上了等号。
撇开一些表面的现象，认识到我们为什么会去阅读和赞美像西蒙娜·薇伊这样的作家是必要的。西蒙娜·薇伊由于其身后出版的作品集和随笔短章而赢得了上千万读者的拥趸，但我相信，其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真正地分享她的思想。也没有必要去分担西蒙娜·薇伊因信仰天主教所承受的痛苦、她未实现的爱，或是去接受她关于上帝缺席的诺斯替派神学，赞成她弃绝肉身的宗教理想，认同她对罗马文明和犹太人极端不公正的憎恨。类似的状况在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身上同样存在，他们大多数的追随者并没有理解他们，更不会把他们的思想当作信条。我们读着尖锐的言论，是因为他们个人具有权威性，他们堪称严肃的典范，他们献身于自己的真理的强烈意愿，还有——只有很少一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观点”。正如背德者亚西比德追随苏格拉底的脚步，尽管他既不能够也不愿意改变他的个人命运，但却使他的意识深处唤起了一种感动和满足，心中充满着爱；正是以这种方式，敏感的现代读者对某个不为他所有，也不可能为他所有的精神层面致以他的敬意。
我们在对这样一类模范人物表示敬意时，其实也承认了有神秘之物存在于世——而此种神秘之物也正是真理（一种客观真实）的可靠把握的对立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认为现实世
界只是表面现象，而真理的部分（不完全）变形，人生中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癫狂、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病态、一定程度上的但不是全部弃绝则创造了真理，提供了心理和生理健康以及提高人生境界的另一套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