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利·西尔科(LeslieMarmon Silko, 1948-)是第一位用英语发表小说的印第安女性作家,其主要作品有小说《仪式》(Ceremony, 1977)、《死者年鉴》(The Almanac of the Dead, 1991),《沙丘中的花园》(Gardens in theDunes, 1999),短篇小说与诗歌集《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1981)、文学评论集《黄种女人与精神之美》(YellowWoman andthe Beauty of the Spiri,t 1996)等。西尔科是被《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收入作品最年轻的作者,她曾获国家艺术基金、麦克·阿瑟基金的资助,《纽约时报书评》称莱斯利·西尔科是她的时代最有成就的美国土著作家。西尔科出生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 NewMexico)以西50英里的一个印第安普韦布洛(Pueblo)村落。1969年她在新墨西哥大学获得英语学士学位,之后在那里讲授写作和口语传统等课程,现为亚利桑那大学英语教授。西尔科有白人、印第安人、墨西哥血统,不是完全的白人,也不是完全的印第安人,这使得她对种族问题有自己独特的眼光与视角。和其他当代印第安英语作家一样,西尔科并不是在单一的民族文化背景下写作,一方面她尊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宗教观念,精神立场永远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中,其叙事方法和文化意象是印第安民族所独有的;另一方面,作为英语教授和知名学者,她深受各种后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其知识结构、艺术观念和文学创作的方法是多元的。西尔科的短篇小说《摇篮曲》(Lullaby, 1981)被收入多个重要文集,如《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诺顿美国文学选集》、《诺顿女性文学作品
集》等,是其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有限视角(third-person-restricted point ofview),即主人公阿亚(Ayah)的视角。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印第安纳瓦霍族(Nava-jo)老妇人阿亚(Ayah)在雪地里等待她丈夫查托(Chato)从酒吧里出来,之后,她又去酒吧寻,最后看到查托醉醺醺地走在街上,好像快死了。她用毯子给他裹上,唱起祖母和母亲曾经唱给她听的摇篮曲。在这短短约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阿亚回忆起她一生的遭遇:大儿子吉米(Jimmy)战死在战场上,尸体都没回来;另有两个孩子在婴儿时代、甚至在没学会走路前就死了,她亲手按传统的仪式安葬了他们;还有两个孩子丹尼(Danny)和埃拉(Ella)被政府强行从她身边带走,最后,由于与部落的隔绝,他们再也不会讲自己的部落语言,精神世界被彻底地异化;会讲英语、西班牙语的丈夫查托在阿亚眼里,就像陌生人一样,他们几十年生活在一起,但在精神上却非常疏远。这个普通印第安家庭的悲剧———丧失母语、酗酒消愁、自暴自弃,正是许多印第安家庭在现代美国社会的缩影。
一、英语之痛:美国印第安人的精神异化与身份危机
美国政府通过颁布印第安保留地法案和印第安人迁居法案等法令,迫使印第安人放弃自己的土地。在丧失自己的土地的同时,印第安人的精神家园也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侵略。在20世纪9
0年代、即政府出台土著语言保护法案以前,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所采取的就是民族同化政策,英语是政府同化印第安人的策略之一。印第安人被要求学习英语,放弃土著语言和生活方式,以融入白人主流社会。1887年的《美国国会关于印第安人事务的报告》就公开称“教印第安孩子学自己的土著语言肯定会对他们造成伤害,要让他们走向文明,让他们认清继续野蛮做法的错误和愚蠢的第一步,就是教他们英语。”[1](P·102-103]当时政府成立了一些专门的印第安人教育机构,如宾西法尼亚的卡里斯印第安学校(Carlisle School)。该校校长公开宣称:“杀掉印第安,拯救人类”(Kill the Indi-an, save theman)[2](P·290)当时,美国政府实行民族
同化政策,摧毁印第安民族文化的用心显而易见。在小说《摇篮曲》中,阿亚生命中的所有重大灾难都源于白人对她的家园的侵略。吉米是在为这个白人政府服役时战死的。当时印第安青年参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获得公民身份,或者是通过参军离开保留地寻新的生存机会,但吉米却没有再回来。白人医生来带走丹尼和埃拉时,阿亚并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她看得出来他们希望她在那些纸片上签字。为了让白人医生赶快离开,阿亚拿过笔在他指的三个地方签了字。她以为他们得到签字就会离开,但谁知他们却要带走她的两个孩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己的名字是阿亚唯一会写的英语单词。查托教会了她签名,这是一直以来让她颇感骄傲的一件事。然而,对于阿亚来说,会用英语签名比完全不会英语所带来的后果更严重,因为有了
她的签名,她就永远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为此,“她恨查托,不是因为他让警察和医生将尖叫着的孩子塞进了政府的车,而是因为他教会她签名。因为这就像老人们所说的那样,学习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会给你带来危险。”阿亚被欺骗、签字同意让白人医生带走自己的孩子,跟历史上白人欺骗印第安签订协议放弃自己的土地的做法如出一辙。后来,孩子们被带回家好几次,但他们都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白人和他们的英语同化,他们已不能用母语与母亲交流。母语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母语能力的丧失,象征着孩子们与印第安传统文化与家庭的永远隔膜与疏离,成为没有文化根基的人。“很多印第安人天真地认为只要去除身上的印第安味道,完全融入白人的社会,遭受迫害的状况就会好转。于是,他们开始尽力改变自己,从衣着打扮到思想行为都尽力向白人社会靠拢。”但是,英语所带给这个印第安家庭的,并不是荣耀和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自豪感。查托受雇于白人农场主,为他尽心尽力地辛勤劳作,但后来由于在工作中从马上摔下来受了伤,不能再干活了,白人主人就毫不犹豫地停发了他的工资。后来查托太老了,不能再工作了,白人农场主就毫不顾及他多年的忠诚与辛劳,坚决地把这对风烛残年的印第安夫妇赶走,因为农场主已经雇佣了新人来代替他。此后,他们就只能靠政府每月发的一点点救济金过日子,而查托很快就把钱拿去酗酒了。查托漂亮的英语并未使他们的家庭境况有什么好转:英语没有让吉米从战场上平安归来,英语也未能让查托阻止白人医生和警察带走丹尼和埃那,英语
也没能让他有稳定的工作与收入、过有尊严、有保障的生活。相反,英语却让他与这片土地越来越疏离。使夫妻关系疏远,在阿亚眼里,他就像个陌生人。总之,英语加速了查托的人格异化,让他游离在印第安传统文化以外。他在两个世界之间迷失了自己,一步步走向毁灭。西尔科的作品反映了当代印第安人作为文化边缘人处于“世界之间”的尴尬处境。他们丧失了与印第安现实的最基本联系,陷入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他们困惑、无助、迷惘、堕落。而主流社会的语言———英语,像一把利剑,直刺印第安人的精神世界,让他们在丧失母语的同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精神异化和身份危机。
二、蜘蛛女人与生命之网:美国印第安人的精神拯救与文化复活
面对空前的精神异化和身份危机,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出路何在?西尔科通过小说《摇篮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世代传唱的夜曲、神话故事与古老的部落传统仪式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促使印第安人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自尊、自爱、自强。和其他的许多当代印第安作家一样,西尔科认为回归传统印第安文化是摆脱“世界之间”窘境的唯一出路。在小说《摇篮曲》中,阿亚在每一次遭遇重大的人生打击时,印第安古老的传统文化和对自然的爱都能给她以勇气和力量去勇敢面对。小说《摇篮曲》中,西尔科采用了印第安神话故事里的一个著名意象:“
蜘蛛”。当阿亚去酒吧寻她丈夫时,那些讲西班牙语的白人顾客“盯着她看就像是一只在室内慢慢爬的蜘蛛。”这个“蜘蛛女人”让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在非印第安的顾客眼里,蜘蛛只不过是一种常见的害虫,其形状让人害怕。但对阿亚以及其他美国西南部的印第安人来说,蜘蛛女人是“令人尊敬的智慧的象征。她是创造者,从自己的身体里织出整个世界,让人敬畏和服从…她和蔼慈祥又十分强大,足以让她的敌人或者漠视她的人丧
命。”在小说《仪式》(Ceremony)的献词里,西尔科这样写到:“思想女人,蜘蛛/命名万物/一旦被她命名/就会出现”。老祖母蜘蛛在普韦布洛印第安的神话里,是世界的创造者,是思想和智慧的象征。其实,在很多印第安神话故事里都有蜘蛛的形象。如偷火给世界带来光明的蜘蛛女人。但是流传最广的神话传说的却是有关“老祖母蜘蛛”(GrandmotherSpider)编织生命之网的故事。印第安人认为宇宙里所有的生命都是通过生命之网而联系起来,“老祖母蜘蛛的礼物就是我们一生中的能量之网。通过这个网,我们能有能量来进行创造和愈合伤口……老祖母蜘蛛的礼物让我们知道我们并不孤独……通过这个网,我们分享所有亲人的爱……在生命之网中,所有的生命都享有平等的地位,每个生命的礼物和贡献对地球母亲的生存都很重要。”[7]蜘蛛女人与她的生命之网,反映了在印第安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万物有灵论”思想,即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灵性,都互相有联系。“万物有灵论”是印第安文明最核心的宗教信仰,是印第安
文明的基础。在一篇论及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语言观的讲话中时,西尔科提到:“对于那些习惯了第一、第二、第三这样结构的人来说,这篇讲话也许会有些难于让人理解,因为普韦布洛的表达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是由中心向四周引出的互相交织的很多细线织成的网。”[8](P·711)作家认为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故事观就是故事中套故事,一个故事只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故事永远不会停止。在讲到故事对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意义时,她说:“故事总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把所有人团结在一起,把家庭团结起来,把部落团结起来。”[8](P·714)西尔科所说的不仅是普韦布洛人的故事观与叙事方法,更强调印第安人要自觉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用心去感悟自然的力量与美,进入大自然这个生命之网,编织出自己人生美丽的图案。在小说《摇篮曲》里,大自然就是力量、生命以及温暖的象征。阿亚回忆起小时与祖母、母亲一起纺线、织毯的情景,记忆带给她永远的温暖:“母亲织的毯子又软又紧,雨水会像落在鸟的羽毛一样滑落下来。在寒冷的刮风的夜晚,睡在妈妈铺在草屋沙地上的毯子上,感到无比温暖。”[3](P·2339)而母亲陪伴她生第一个孩子吉米时的清晨也是那样清新、温暖、美丽:“即使是拂晓前还是那样温暖,阿亚呼吸着蜂花开花的清香,嫩嫩的柳树在河边发芽。”[3](P·2339)为逃避白人医生的追赶,她带着孩子来到山上,在这一刻,自然又一次给予她温暖和爱抚:“天空一片湛蓝,万里无云,这是一个温暖的四月天。太阳的温暖使她放松下来了,带走了她的恐惧和愤怒。”[3](
P·2341)在查托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阿亚用吉米寄来的旧军毯给他裹上,和他一起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光:“她呼吸着夜晚天空的清新,她感受着半月和星的纯净。他侧躺着,他的膝盖蜷缩在胸前,这姿势让他很温暖。他眼睛紧闭,在月光和星光下,他又回到了年轻时候。”[3](P·2344)这时,阿亚为他唱起了这首“摇篮曲”,她的祖母和母亲都曾为她唱起过它:“大地是你的母亲/她拥抱你/天空是你的父亲/他保护你/睡吧/睡吧/彩虹是你的妹/她爱你/风儿是你的兄弟/他为你歌唱/睡吧/睡吧/我们总在一起/我们总在一起/从来如此。”[3](P·2344)阿亚遭遇了太多的人生痛苦,她所有的亲人都离她而去,他们被白人的英语世界迷惑了、异化了,再也不到回家的路。而阿亚自己却似乎总能在自然的怀抱里,获得某种神秘的力量,总能从对传统的记忆中,感受温暖。而这正是以“老祖母蜘蛛”的生命之网为代表的印第安古老神话传说的在现代社会的力量。
结语
莱斯利·西尔科与斯科特·莫马迪(N·ScottMomaday, 1934 - )、詹姆斯·威尔奇( JamesWelch, 1940-)、露易丝·埃德里奇(Louise Er-drich, 1954-)等当代印第安作家,为最近四十年以来的“美国印第安文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印第安自我身份的追寻是当代印第安文学的一个重
要主题。通过对《摇篮曲》小说主题和神话原型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白人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当代印第安人的尴尬处境,以及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印第安人的人格异化。是印第安神奇的部落土地上的古老神话与传说,促使主人公民族意识的觉醒。回归传统印第安文化,是当代印第安人摆脱窘境、实现自我拯救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王波·美国历史与文化选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
[4]朱振武·美国小说本土化的多元因素[M]·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 2006·
。《摇篮曲》讲述的是一个老妇人回忆孩子们被政府送去读书，回来后无法适应本民族文化的过程，西尔科对白人政府长期以来为同化印第安人而实行的教育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西尔科曾与美国华裔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 1940—）联手，将《摇篮曲》改编成戏剧，于1976年在旧金山上演。《送雨云的男子》则通过一个印第安葬礼上天主教神父与普韦布洛人的冲突，探讨文化差异与文化冲突的问题。
本论文主要集中分析美国当代著名本土作家路易斯·厄德瑞克五部作品的文学特点、技巧和功能。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本土文学复兴大潮来临之前,美国本土作家一直处于白人主流文化的边缘地位。在当代文化、文学日趋多元化的今天,随着中心与边缘的界限消解,美国本土文学开始了复兴之旅,探索重构本民族的文学以及文化身份。在作品中,他们尝试结合传统美国本土文化元素和现代西方写作技巧及理念,以文本和结构的杂糅重建自己独特的文学特征。从文化多元化的视角对路易斯·厄德瑞克作品中的文学身份构建进行解析,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厄德瑞克的文学创作技巧,更有助于揭示当代美国本土作家的整体创作思路和文学特征。美国本土文学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目前仍没有对美国本土文学系统性的科研成果,许多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国外的本土研究起步较早,随着对美国本土文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已被看作为美国文学起源的本土文学研究也日渐兴盛。目前国外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不断崛起的本土作品,视角各有不同。就厄德瑞克的研究而言,有的评论家从家族体系的视角解析作品中印第安部落的谱系关系,审视作品的情节发展和人物间的关系;有的从象征的手法出发,探讨其作品中的中心形象和主题的构建;有的则致力发掘作品中的政治因素,探讨文本所隐含的政治无意识;有的关注作品中的性别因素和女性形象,并发掘女性形象在文化身份构建中的作用;有的则探讨作品中的叙述结构手法。而在以上的批评中,西方的批评理念大多建立在西
方殖民者的集体无意识之上,以观看“他者”的角度来看待当代美国本土文学,至今没有从东方学者的视野,有意识地以后殖民视角审视在美国主流文化压迫的边缘不断繁衍兴盛的本土作品,并评价他们在对抗美国白人文化中所采用的文学复兴策略。文本是具有历史性的。文本的创作也是创作主体构建自我意识的过程。在过去,印第安的主体性被一味抹杀,现在,如何在文本中重构自己的历史,摆脱以往的失语状态是每个本土作家必须要面对的任务。厄德瑞克的作品同样如此,她重点关注权力和权力的运行机制。通过自己的文本为本民族正名,并重构部落的历史,这种文学、文化乃至政治无意识一直在厄德瑞克的作品中有着很明显的展现。论文致力于发掘在构建美国本土文学身份的努力中,路易斯·厄德瑞克的作品所展示的文学杂糅性技巧和特征。这种技巧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传统本土文化元素,包括神话、口述传说、典仪、风俗等;另一个层面是西方文学的特征和思路,处于传统文化和西方理念之间的当代美国本土文学无法不会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如何构建自己独特的文学、文化身份,成了当代美国本土文学作家所要必须解决的问题。厄德瑞克的作品较典型地体现出了杂糅倾向,融合了传统部族文化和西方文学元素,在情节、人物、意象和结构上都体现出了较明显的杂糅性,在展示两个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痕迹之余赋予了文本独特的身份特征。论文主要以霍米·巴巴的杂糅性理论为基础,从语言、宗教、神话和性别四个角度探讨文本杂糅性的具体表征及其意义。在
第二章中,论文从文本结构上的多重叙述视角和语言的杂糅使用来展示杂糅性在语言层面的应用,并指出语言上的杂糅性有效地构建了人物的主体意识和叙述空间。第三章从宗教的层面探讨杂糅性表征,在从文化上探讨了民俗宗教的产生背景后,分析了宗教对文本在结构上、人物塑造和形象建构上的印象,吉米是男是女并指出在宗教的冲突、融合中,只有有效地吸收、借鉴并加以创造才是走出主流基督教统治的最佳方式。第四章从“恶作剧者”的形象出发,他从神话层面上承载了杂糅性的反抗理念,以破坏者和挑衅者的身份挑战主流白人文化,作为新时期的神话原型创建了自己的“第三空间”。第五章从性别杂糅的角度,以“中性者”为主体分析了作为本土文化独特元素的“中性者”形象。“中性者”继承了传统性别杂糅的特征,并有效地依托本土文化根源反抗主流文化。总之,厄德瑞克在作品中的杂糅性作为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策略和创作理念有效地构建了文本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在印第安传统文化和当代白人文化中开辟了自己的空间。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明确采用后殖民视角综合分析以芙乐为核心人物的厄德瑞克的五部小说,这五部作品在主题和手法上均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并全面地展示了厄德瑞克在文学、文化主体性构建过程中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和部族意识。通过发掘厄德瑞克的文本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以及在白人文化压迫下对本民族身份的构建策略,本论文全面探讨了厄德瑞克的文学技巧和理念,提出杂糅性的文学策略是在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必然发展趋势,并在后殖民框架下揭示了当代美国本土作家的集体创作意识和写作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