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羚羊与秧鸡》中所书写的末世景观表达了作者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观出发，探讨作品中环境、动物和女性的他者像，从而进一步阐释物种歧视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的思想根源并无二致。作为我者的人类与他者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发展的，二者之间可以相互转化。人与环境和动物，男性与女性之间应该是一种和谐、多元和并存的关系。
关键词：阿特伍德；人类中心主义；动物伦理；生态女性主义；他者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小说名家，她不仅关注加拿大的环境问题，更关心生活于男权社会的女性等他者的生存困境。在《羚羊与秧鸡》中，她对科技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由于人类对感性的漠视而导致的同情怜悯之心的缺失。人類创造出的科技最终毁灭了人类。作者还表达了对女性的关注，并指出人类对物种的歧视实际上与对性别的歧视同根同源。通过对环境、动物与女性的他者像研究，本文旨在颠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主张建立一个
万物共生的理想关系。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胜利：环境、女性和动物的他者化
（一）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的他者化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唯理论”，强调以科技造福人类，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宰。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加确信了人的理性可以克服任何障碍。“理性的解放，的确给予人类的发展以动力，但是它也造成了人类与自然生态的对立。人变得愈发高高在上，以为自己拥有一切的力量，可以凌驾自然和其他物种之上。强大起来的人类认为大自然是可以任意支配和征服的，动物更是应该时刻准备为人类服务和奉献。人类赋予自己太阳一样的中心位置，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空前膨胀。”（孙悦，2010：45）文中的科技精英受极端理性主义的支配把自己看成造物主，随心所欲地改变生物基因，创造出为自身牟取暴利的生物。在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科技社会中，世界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大院”；另一个是“杂市”。“杂市”人已退化为“他者”，成为大院人的实验对象。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人类中心主义得以强化。他者的范围由动植物扩展到“杂市”人。科技人员已僭越上帝的职能，世界在围绕他们运转。
（二）由人类中心主义演变为科技理性主义：对艺术和女性的影响
小说中到处都是对感性力量的碾压。吉米的母亲身上体现着对人类和动物的深切同情。在小说中她说：“对于什么反应积极些？对于你们又想出了个点子去搜刮一绝望的人？你和你那伙聪明的合伙人。你的同事。错了，整个组织都错了，这是个道德的污水池，而你明白这一点。你们能给人以希望。给予希望不等于去搜刮。”（阿特伍德，2004：58）吉米的母亲意识到这些高科技使人类不幸。为了不与“大院”人同流合污，她逃走了，在逃走前把吉米爸爸的电脑销毁了，同时也把吉米的宠物给放走了。然而，这样微弱的力量最后还是被杀害了。“大院”人排斥任何形式的感性东西。他们冷漠，没有同情心。可以说“哲学、伦理学、文学、艺术等的生存空间不断遭到挤占，甚至受到了蔑视和抛弃”（王一平，2013：82）与发达的科技水平不相称的是，文学艺术在现实功利的压迫下空前衰落。吉米迫于生计放弃了自己所热爱的艺术。文中所有能代表人类美好情感和道德的力量均被科技所毁灭。此时，作为“我者”的人类也沦为了“他者”，人已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成为了受害者。自认为控制科技的人类最终被科技所掌控，沦为“他者”。我者与他者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不复存在。
“羚羊”是一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女孩，由于家境贫困被母亲卖掉，从事情服务行业。后来成为了为“大院”人提供性服务的工作人员，由此结识了“秧鸡”。“秧鸡”利用她去贩卖含病毒的药片。从中可以看出在一个理性至上的国度里，女性所代表的母性与柔情被理性贬低到最低位置，女性仅仅是男性加以利用和发泄欲望的工具，她们与为科技精英们所改造的动物并无二致，都是他者。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观
（一）动物与女性的关联性
对于非人类动物来说，其身体和繁殖都遭到了人类的剥削和控制。文中利用转基因技术创造出的器官猪：一只“器官猪”身上可以长六个肾；鸡肉球被创造出来专门为人类提供鸡肉，但这种“鸡”根本没有脑袋，却能够在一处同时生长12份鸡胸脯肉。这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女性主义学者玛丽恩·杨（Marion Young）认为，压迫是体的状态，她定义了压迫的五种状态：剥削（exploitation）、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无能为力（powerlessness）、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和暴力（violence），对其中任何一种状态的体验都能叫人感受到压迫。”（袁霞，2014：3）文中的转基因生物均被压迫
并边缘化了。“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将器官猪、鸡肉球等生物圈禁在极小的空间里，与外界彻底隔离开来。他们被创造出来就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许多生态女性主义者都致力于动物保护运动，因为他们意识到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和对非人类他者的统治之间存在着观念上的联系。动物被本体化为肉的符号，女性被本体化为性欲对象。正是长期受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动物和女性才会遭到本体化。因此，人类对动物的歧视与对女性的歧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受到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素食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观
文中“秧鸡”创造出的“秧鸡人”以草等植物为生。他们天真、无害。俨然回归人类原始时期的状态。秧鸡在最后创造出这样的类人类，其最大的寓意就是“食素”。有人在圣经故事中还原亚当和夏娃素食的事实，从宗教层面证实人类最初采取素食的饮食方式。文中的“秧鸡”把秧鸡人设定为食素的物种能反映出他对人类食肉的反感。“亚当斯的《肉的性别政治》，此书揭露了肉食中隐含着的性别政治：肉象征着男权社会对动物的控制，食肉构成男性气质的一部分，成为衡量个体和社会男性气质的一部分，成为衡量个体和社会男性气质的砝码。饮食中肉的重要性的增强，和男人对女性统治的加强相铺相成。素食象征着女性自主
性，象征着对男权控制和暴力的拒斥，因此女性主义在逻辑上包含着素食主义。”（刘彬，2015：149吉米是男是女）食肉和男性生殖力及男子气概等观念有相关性，会令人联想到男性力量。作者的意图是通过食素达到对男性力量的消解，帮助动物摆脱仅仅作为“肉”这一符号的象征意义。这种反对物种歧视主义，主张人与动物平等相处的做法实质上是要反对其背后的父权制思想文化渊源。
三、结语
生存问题是贯穿阿特伍德小说的核心主题。在《羚羊与秧鸡》中，阿特伍德不再仅仅关注加拿大人的生存问题，而是把这种人文关怀扩展到所有生命共同体。文本试图通过展示《羚羊与秧鸡》中的末世景观，揭示环境危机和社会危机实质上是思想文化的危机。小说中阿特伍德批判了人类对理性主义的极端崇拜，并指出这种极端崇拜不仅会使人类的欲望过度膨胀还会导致人类失去悲悯之心。人类必须意识到自身与自然和动物之间的关联性与一致性，尊重并爱护动物，消解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主客二分结构，尊重动物和女性，共同呵护所有生命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参考文献：
[1]阿特伍德著，韦清琦，袁霞译.羚羊与秧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58.
[2]刘彬.当代西方女性主义动物原理及其困惑[J].外国文学，2015（1）： 149.
[3]孙悦.动物小说：人类的绿凝思[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0：45.
[4]王一平.反乌托邦小说的科技伦理反思与吁求[J].外语教学，2013（4）： 82.
[5]袁霞.生态女性主义的动物伦理观[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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