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伟的班主任说，高中就是坐牢，牢底坐穿了，人也自由了。很多年后，小伟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挣脱过束缚。他逃离家乡，甚至出了国，但终究绕不开贫穷的家庭，出身始终是他的困境。成为“小镇做题家”，一开始是他的出路，现在是一种嘲讽。
小伟成为“小镇做题家”，最早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高三。
初三那年，母亲问小伟愿不愿意上大学：“不上大学就永远和我们一样，你愿意吗？”大学是什么，小伟没有概念，但母亲的意思他懂，上大学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和现在不一样的生活。
高考只能原籍考，于是，小伟跟着母亲，回到四川县城的老家。
从东南沿海的工业城市出发，他们一路跋涉。从火车站出来，小伟觉得那里严肃而神圣，一批批民工乘着火车走出大山，其中包括他的父母。街道繁忙又肮脏。路边的地摊上，一团团干的山货躺在卷着边儿的塑料袋里，蚊蝇环绕。板凳上的匠人埋头补鞋，工人们闲下来时，或坐或躺地围在木车旁边聊天。回到小城，是为了日后离它更远。
为了让小伟入读县重点中学，母亲动用了关系网中最顶级的人脉——一位在当地法院工作的亲戚。她通过亲戚，把重点中学的校领导请到了饭桌上，带来的几条香烟送了出去。酒杯在一盘
尖椒鸡上相撞，领导们涨红了脸，交谈甚欢。
在母亲的努力下，村里其他小孩没法上学的时候，小伟已经坐在重点中学的课室里。他被安排进成绩最差的班级，母子二人把这所中学变为生活中心，在附近租了房子。照顾小伟学习之余，母亲了份宰杀兔子的兼职，每月1400元。
那时，小伟还不能领会母亲的用心良苦，只觉得学校里的氛围严重压抑他。
同学们早早领会，高考是以分数论英雄，有时少一分，就是重点线与普通高校的区别。因此学校里，每个人都在争分夺秒学习，仿佛少读一分钟便误终生。早晨跑操，全班从课室步行到操场，大部分同学连途中短暂的分钟都利用上，捧着单词本和古诗文，一边背一边走。小伟在食堂排队打饭，队伍里，也有人举着课本背诵课文。课间5分钟，同学们也不休息，大部分人埋头做作业。
周遭同学时时刻刻盯着学习，让小伟透不过气。下课时，他喜欢独自爬上顶楼，看着远方放空，有时放学也不马上回家，跑到水库边上吹风。回家之后，他一头扎进游戏世界，直到凌晨一两点。
转眼升上了高二。学校模仿衡水中学，给学生制定具体到分钟的作息表。小伟和同学们都不被允许回家午睡。时间一到，学生们在学校要求下准时趴在课桌上午休。一时间教室黑压压一片，醒来每个人手脚发麻。这让小伟高考成绩什么时候出来感觉彻底失去了自由：“像坐牢一样。”
那时小伟还有不服气。他写了一份给家长的意见书，花大部分篇幅分析学生趴着午睡的危害，然后呼吁家长：“同意孩子回家午睡，请在下方签名。”然后，他跑到打印店，影印了一百多份，发到每个年级的学生手里。结果，他成功招来了学校领导的训诫。
经此一役，小伟下一次年级统考跌出了年级前100名。这意味着考不上重本高校。班主任他谈话，直言“考虑放弃他”。
高二快结束时，父亲回了家，一只手光秃秃的，没了指头，公司不愿意当工伤处理，他只能先回家另谋出路，边打官司。
小伟第一次领教到母亲说的“和我们一样”，背后是怎样一种残酷生活。民工们交出自己的时间和劳力，以为换到了走出大山的权力，可稍有不慎失去劳动力，还是会被淘汰回老家。
父亲回来后，和母亲一起在小伟高中门口支起了烙饼小摊。每天早上，父母五点钟起床，做
好饭菜，再带小伟去学校。时间久了，老师们都认得这一家。父亲的三轮车上，食材灶锅和小伟坐在一起，一个是眼下的生计，一个是未来的希望。
小伟感觉扛上了整个家庭未来的重担，第一次决心要考上重点大学，觉得那才是摆脱山城的牢靠门票。
年级排名表就贴在墙上，根据分数高低从左到右排列。小伟的名字总出现在右栏，他盯着左侧名次靠前的名单，发现里面总有他瞧不上的同学。以往，小伟觉得他们不如他聪明，只懂得没日没夜地刷题，到头来才发现，在高考的规则里，分能补拙，掌握了做题的技巧，也能事半功倍。
从那之后，小伟变了一个人。他不再玩游戏，专心攻克学业。数学是他的短板，150分的卷子，他只能拿一半分数。课上，他常常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节奏。卷子最后一道大题，老师一边讲，身边的同学一边点头附和，只有他不明所以。磨刀不误砍柴工，别人刷题巩固知识点的时候，他耐着性子梳理、消化解题步骤，为的是以后遇到相似的题目举一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