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离的悖论——从《玛莎·奎斯特》女主角看莱辛的文化身份
作者： 李杉杉
来源：《语文学刊》 2013年第8期
［作者简介］李杉杉，女，北京体育大学外语系讲师，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比较文学。
李杉杉
(北京体育大学 外语系，北京100084；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1)
［摘要］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文化身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分析其早期代表作《玛莎·奎斯特》女主人公玛莎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生活，探讨玛莎身上寄托的莱辛复杂的个人体验，并阐释了“边缘人”的形态与精神内涵。多丽丝·莱辛自身“飞散”的人生经历，使她自身具有“边缘人”的文化气质，而这一特质对《玛莎·奎斯特》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玛莎·奎斯特；莱辛；文化身份；疏离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08-0087-02
《玛莎·奎斯特》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暴力的孩子》五部曲中的第一部。这部小说揭示了20世纪生活在非洲殖民地的英国人生活中的疏离感、悖论与自我嘲讽。女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具有典型疏离感的人生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被誉为英语小说中最伟大的创造之一。玛莎无法逃脱社会传统和殖民地环境对她的束缚和制约，但她自己的生活却是对社会的挑战。玛莎面对母亲为她设计的生活方式，总是采用空间逃离的方法来躲避。她唯恐自己在尽心扮演社会强加于她的性别角中迷失自我。作为一个在非洲殖民地生活的白人女性，她常常感到自己是社会、文化的局外人，生活在两种社会文化的边缘，是典型的边缘人。1928年，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提出了“边缘人”（marginal man）的概念。“边际人”是文化混血儿，边缘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人中，并密切分享他们的文化生活和传统。他们不愿和过去以及传统决裂，但由于种族的偏见，又不被他所融入的新的社会完全接受，他站在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的边缘，这两种文化从未完全渗入或紧密交融。由于处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情感上出现既爱又恨。［1］129玛莎“作为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对孤独与无奈有着深刻体认，同时她也把这种无形但却如影随形如空气般包裹着她的焦虑与无奈情绪诉诸笔端，创造了理想城市的形象”［2］154。
一、自我疏离的悖论
（一）亲情家园的边缘人
小说的开头，15岁的女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坐在台阶上阅读哈维洛克·艾利斯有关性的书并因此和母亲发生冲突，她试图用阅读把自己和父母隔离开。16岁时因为她不喜欢母亲做的裙子，发生了剪裙子事件。17岁时，就“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孩能不能独自一人在外面行走”这个话题玛莎和母亲争吵。再接下来则有“衣服之争”。直到玛莎离开农场到城市工作，这种疏远父母的行为还没有消失。玛莎进城工作后，奎斯特夫人两次进城看望玛莎，然而看望不但没有让玛莎体验到母爱，反而让她更加憎恨母亲。两次看望之后，奎斯特夫人给玛莎写了一封信，“那天晚上她收到一封母亲写来的信。她小心翼翼地把它拿了起来。她习惯只读家信的第一段，然后就把它团成一团，扔进废纸篓。”［3］327后来在玛莎准备和道格拉斯结婚的事情上也与母亲发生了一系列的争吵和冲突。玛莎不断地和母亲争吵并且空间逃离，以期达到与亲人情感上距离上的双重疏离，虽然内心及其渴望亲人的关心和理解，但无数次的吵架使得她强迫性重复自己与亲人与父母疏离。这样的情节反复在小说中出现，除了与亲人的疏离，还有友人和爱人。
（二）感情生活的局外人
玛莎内心既非常想和科恩兄弟做朋友，又怕自己和科恩兄弟深入交流，所以表面上她总是很冷漠。这种笨拙的友情方式，使科恩兄弟尤其是乔斯·科恩与她错失了深入交流的可能。她表面上总是很排斥科恩兄弟的好意，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受人排斥、最孤独凄惨的人。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当她“拒绝科恩兄弟（或者说表面上拒绝了他们）的时候，他们也许有过同样的感受。”［3］57-58玛莎是向往自由的，是自以为无所畏惧的，在她十八岁进城工作后，虽然身边有个热衷于帮她决定服装品位的“登对的”男伴，
她却突兀地选择一个自己不爱的人来告别少女时代。仅仅因为那是个带着讨好她的热切意愿的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在当地被人轻视和疏离。后来，当玛莎自以为到了爱人多诺万，他却把她看成一块任由他雕琢的原材料的时候，玛莎“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产生了某种强烈的抵制和厌恶。她本能地反抗男性处于主导地位的关系，自动疏离。”［3］218-219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对于玛莎来说都成了既渴望又拼命挣脱的噩梦。其实玛莎和作者莱辛一样，是生活在帝国边缘、处于隔离状态的人，他们对与之割离的生活有着强烈的渴望。玛莎的脑海里经常出现一幅金城市的图景，“从城中心的集市一直到外围的四扇城门。……事实上这个地区的大部分人都因目光短浅、知之甚少而被永久地关在了这座金的城市之外……玛莎严厉无情地把他们拦住……防止不合格的人进来。”［3］17她不让人进入想象中的理想之城，其实也是把自己隔离开人，隔离开朋友和爱人，也隔离开理想。既希望理想实现，又疏离于自己的理想，玛莎总是生活在这样的矛盾悖论中。
（三）殖民地社会的陌生人
1908年，齐美尔 ( G . Simmel )提出“陌生人”的概念：陌生人“指今天来，明天留下来的漫游者——可以说潜在的流浪者（potential wanderer）。”［4］341-342他指出熟悉的陌生人生活在移民组成的社会中，在这里，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沟通存在很大的障碍。一些地区人种的混杂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一种混杂，因为他们尽管混合在一起，却没有互相融合。每一个体的构成都有自己的宗教、文化、语言、思想和行为方式。玛莎在非洲的生活就像是一个陌生人，永远融入不到任何一个体。她目睹白人虐待黑
人时常在内心尖叫：他们怎么能？她也常对自己发出同样的设问。她是同情殖民地黑人的。她的理想和热情不断转向，始终摇摆不定。她像所有的殖民地年轻白人一样：一方面耽于夜晚的游乐，另一方面则对这种试图抓住青春的虚假生活充满厌倦。在这块英属殖民地上，黑人与白人、英国人与犹太人或是南非荷兰人之间的差别，往往会从根本上决定一个人的生活坐标。她既同情遭压迫和虐待的黑人兄弟，却同时又不能融入黑人的圈子，无法和他们做朋友。当听到母亲诋毁辱骂黑人时，她会为黑人辩护，“但她也惭愧地意识到她看人的时候其实总是先从团体、国家或者肤的角度出发，然后才从人的角度考虑。”［3］74她虽反对种族歧视，但还是避免不了以肤判断人。长期的殖民话语使得流淌在玛莎血液之中的那份天生的种族优越感将她隔离在与非洲“他者”文化互相认同的门外。玛莎在欧洲和非洲两扇门之间的边缘生活之网是由种种矛盾和悖论编织成的。
二、飞散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
《玛莎·奎斯特》以非洲为背景，自传成分很明显，玛莎的身世、经历以及性格、思想都与莱辛相似，是以她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的，正如莱辛在自传里说的：“《玛莎·奎斯特》多少有些自传的彩。”［5］17莱辛生于伊朗。从1924 年至1949 年在非洲南罗德西亚 (今津巴布韦) 生活了 25 年，一直居住在白人和黑人杂居的环境中，种族冲突问题是当时罗德西亚社会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是莱辛作品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1949年第二次离婚后她搬到伦敦，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莱辛本人的生活经历可以概括为“欧洲飞散者”或“帝国飞散者”（European diasporas or imperial diasporas）。欧洲飞散者不
少人确实有“地位优越感”，但也有人对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对被压迫民族充满同情。［6］155他们在两种社会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活，能够更深刻客观地理解两种社会文化制度，也使得他们徘徊在两种文化之外而无法真正融入。他们是双重的流亡者，名副其实的边缘人。莱辛在描写非洲本土文化时透露出深刻的内心矛盾，这其中夹杂的人道主义立场与大英帝国立场同在。这就是《玛莎·奎斯特》中随处充斥着矛盾和悖论的原因所在。了解莱辛“飞散”的生活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玛莎的生活悖论。
非洲作家齐努瓦·阿切比( Chinua Achebe) 对英国小说家笔下的非洲形象非常反感：“由于西方人心中的一种愿望，也可以说是一种需求，即把非洲看成是欧洲的陪衬物，一个遥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对立面，在它的映衬下，欧洲优点才能显现出来。”［7］182莱辛对20世纪大英帝国殖民者极力鼓吹的欧洲文明洞若观火，“试图向我们解剖了殖民主义后期虚弱不堪的殖民体系即将坍塌崩溃的真相，使我们认识到虚伪的白人种族歧视伦理道德标准其实是一种狭隘自私的道德观，它割裂了人类整体的文明，让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和谐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因此最终必然会被自然人性道德观所取代。”［8］95莱辛对被异质化的非洲文化的书写，渗透着强烈的文化价值判断。她试图以旁观者的角度建立一个“欧洲文化”和“非洲文化”的争论，正是在这种既相互并置又相互争斗的争论中，殖民话语体系中的非洲文化成为反观欧洲文化的最好参照物。［9］39她曾在一次访谈中直言不讳地说：直到来到伦敦后，我才开始跟黑人们有接触。［10］330这即是说，莱辛前30年虽然生活在非洲，但与那里的黑人并没有多少交往，因而并没有进入黑人的文化系统，对于他们的文化深层结构或话语形态来说其实是陌生的。在她的言说
系统中除了她从父母和白人圈中所接受的白人的话语外别无其他的话语。［11］122在《玛莎·奎斯特》中，莱辛把这种无处不在的陌生感赋予玛莎在殖民地的生活中。
三、结语
作为在非洲长大的英国女作家，莱辛具有“边缘人” 的文化身份和“边界写作”的独特视角。“边界写作”概念最早由英籍印度裔作家塞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提出。从事边界写作的人大都生活在远离祖国或者出生地的“流散”（diaspora）状态下，因此，他们往往具有多重的“族性”（ethnicity）。从文化上看，他们大多不相信主流社会“种族和文化大熔炉”的“神话”，拒绝盲目地融入主流文化，固守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保持自己独特的族性和文化特性。［12］6莱辛在非洲的生活经历为她提供了“英国中产阶级姑娘们无法获得的生活体验”。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这个表述女性经验的诗人，以其怀疑主义精神，火一样的热情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一个分裂的文明作了详尽细致的考察”。莱辛对分裂的文明的怀疑和考察可从其对社会边缘人命运的关注中可见一斑。《玛莎·奎斯特》女主人公玛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陌生感，边缘感，疏离感都来自于莱辛本人的生活感悟。由此看来，玛莎是莱辛的代言人，她的文化身份以及生活悖论是莱辛本人经历的写照。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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