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围城》是一部具有很深的悲剧意味的讽刺小说，但她又充满浓郁的喜剧成分。《围城》的语言是作品最突出的特。小说的语言相当幽默与俏皮，有很强烈的讽刺性，让人在掩卷大笑之余，陷入深思。其在运用语言时，广泛使用的比喻手法，并且其比喻往往出其不意、令人惊叹，乃比喻之灵魂。《围城》的语言以其丰富的比喻手法的运用，蕴涵钱氏创作的最大特：讽刺与幽默。在机智俏皮、嬉笑怒骂中，成就旷世美文。《围城》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小说的典范。
【关键词】:《围城》 语言特  比喻  讽刺  幽默
正文
《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代表作，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很独特的小说，它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很具独特的内容。《围城》是一部揭露现代知识分子阴暗面，讽刺社会、人生、道德的病态的“新儒林外史”。美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它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这也是《围城》被研究了这么多年还能经久不衰，被译为俄、日、法、德、捷克、挪威、荷兰等国文字的原因。我们从中可以出作者创作的心理痕迹，而使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钱钟书先生的创作魅力。对《围城》的研究在近些年不断发展，研究的方面也越加广泛，但《围城》的语言却使读它的每一个人感到震憾。笔者就《围城》的语言风格，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比喻的应用
凡是读过《围城》的人，都会为其新颖奇特的比喻而深深着迷。据考证短短二十三万余字的《围城》使用的比喻就有500多个，因此有人将钱钟书先生称作“比喻大师”，一点也不足为奇。而这恰恰更体现了钱钟书先生幽默、奇谲、广博的语言风格。《围城》中的比喻琳琅满目，出神入化，俯拾皆是。从比喻在钱钟书创作中的地位来看，比喻不单纯是一种语言技巧，更是他学识、哲思与艺术想象交汇产生的意象，是他思维的映射。
1、新颖奇巧的比喻双方
钱钟书先生的比喻，其喻体反映的本体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体现出其比喻的新颖性，让人捉摸不透。钱钟书很欣赏“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比喻方式，他认为喻体与本体应当“‘如’而不‘是’，不‘是’而‘如’”，“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 而钱钟书先生追求的是一种罕譬之喻，他的比喻常常在喻体与本体之间以哲学的思维造成一种断裂，似乎两者毫不相干，而其绝妙之处是这种断裂不是完全的，而是“藕断丝连的”，这“丝”是本体与喻体之间极其相似的那一点“
精灵”，是形象与灵魂的巧妙连接，从而令人产生一种深刻的哲理思考。
僵尸围城成就描写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方鸿渐的家乡︰“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 ”“倾国倾城”用于形容人美，早已成陈词滥调了，钱钟书利用一个“倾”字，用于形容飞机之力，使一
个普通的词语在这特定的语境中立即脱胎换骨、光彩夺目。”
如写鲍小的外貌时︰“有人叫她“熟食铺子，因为只有熟食店会把那许多颜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 ”。形象而含蓄地讽刺了鲍小崇洋媚外、开放暴露和无所顾忌。钱钟书先生将不同门类的词汇在这里随手拈来运用自如，袒胸露臂、熟食铺子、真理这几个不同的意象在这里竟不可分地交汇成一个统一体。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本来文凭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人们学历与水平的证明，人们追求文凭纯属正常。但在欧洲留学四年即将回国的方鸿渐却是“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精神与学识均可谓“赤条条”，此时的文凭对方鸿渐确实只是“遮羞包丑”的“树叶”。将文凭与“遮羞包丑”的“树叶”这两种毫不相干的意象相比，使它们之间忽地从灵魂深处都相似了起来。钱钟书从普通名词到专有名词，再到不同语种中的专用名词，在数重的限制之下，挥洒自如，化腐朽为神奇，取常人绝难想到之譬。
2、入木三分的多重比喻
《围城》的比喻中，作者不光用使用一物喻一物，而且还用接二连三的比喻来喻一样事物，由一点比开去，再层层深入，使其所描写的人、事都更加精密、形象、更具讽刺意味。这种多重比喻是用种喻体联
喻一种事物，有如机关的火力，令人振聋发聩，让人情不自禁地跟随其比喻引发一系列的联想。
看作者手下的沈太太“她眼睛下两个黑袋，像圆壳行军热水瓶，想是储蓄着多情的热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 ”通过“两个黑袋”让我们联想出是她的眼袋，又将“黑袋”比成“行军热水瓶”，通过热水瓶存水这一特征又引伸出“热泪”，再从“血”大胆联想而比喻为“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将沈太太的肖像比喻贯通一气。沈太太卖弄风情、又不善打扮，所以妖里妖气、怪模怪样的尊容立现眼前。
描写方鸿渐吻苏小
时是这样的“这吻的分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指，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 ”作者从中国清朝想到西洋再转想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管哪种喻体都让人想到了这个“吻”是“敬而远之的亲近”。令人不由地佩服起作者的想像力，但这又不仅仅是拥有想象力就可以描写的出的，还要至少还要加上他的丰富的阅历和细致的观察。
3、借景喻情的比喻效果
在《围城》中，对于人物肖像、形为的比喻是让人显见的，它们都十分的突出，散发出夺目的光芒。但
是在小说中对于景物、事物的比喻虽然只是配角，但是它们一样的精彩，这为小说的价值增添了许多的力量。
如小说开头在那艘法国的船上，对于日复一日的海上行船，其中的景是这样的：“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霞隐褪后的夜也带着酡红。 ”这是方鸿渐回国时在船上所见的风光，归家的心情使得压抑、无聊、沉闷的旅途颠簸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陶醉，让人觉得燥热的天气都可以感觉到美的存在。
而当方鸿渐等一行赶赴三闾大学就职，在遭逢战争动乱的情境中，对于途中难得的景又是这样描写的：“这是暮秋的天气，山深日短，云雾里露出一线月亮，宛如一只挤着的近视眼睛；少顷，这月亮圆滑得什么都粘不上，轻盈得什么都压不住，从蓬松如絮的云堆下无牵挂地浮出来，原来还有一边没满，像被打了耳光的脸肿着一边。” 这是在一个小山村留宿时所看到的夜景，写的是云雾中的月亮。但却是被打了耳光，是“被打了耳光的脸”浮肿的月亮，更反映出旅途的劳累、局势的紧张使这些人无心风景，且所看的到的风景都与自己的心情一样憔悴。
还有一些描写物的比喻也让人为之赞叹其用语之精细、生动，同样是方鸿渐等一行在途中的一家饭馆，“门口桌子上，一叠饭碗，大碟子里几块半生不熟的肥肉，原是红烧，现在像红人倒运，又冷又黑，
旁边一碟馒头，远看也像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全是黑斑点，走近了这些黑点飞升而消散于周遭的阴暗之中，原来是苍蝇。这东西跟蚊子臭虫算得小饭店里的岁寒三友，现在刚是深秋天气，还显不出它们的后凋劲节。” 作者连用了三个比喻，目的是来说明饭店的环境卫生非常糟糕，以使描写对象更为生动形象，但事实上却恰恰
相反，不论是把红烧肉比作“倒运的红人”，把馒头比作被“玷污了清白的大闺女”还是把苍蝇、蚊子和臭虫比作“岁寒三友”(松、竹、梅), 让人不禁产生恶心的感觉，这个环境的描写都刻画入骨了。
二、讽刺
在《围城》中比喻是与讽刺是连为一体的，钱钟书先生用多少的比喻，他就有多少力度的讽刺，在《旧文四篇》中他曾提出：“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里，便可以看出其讽刺语言是多么丰富根本。”鲁迅先生在《什么是讽刺》中也说过:“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实事，但必须是会有实情。”在《围城》中，钱钟书先生讽刺的机智、俏皮、辛辣、犀利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
1、讽刺的广泛性
叶绍钧先生在谈自己创作时说:“对于不满意不顺眼的现象”就要“‘讽’它一下。”而钱钟书先生却更上一层，其讽刺的笔锋却席卷了作品中所涉及的一切——人、事、言行、情感、思想，甚至是无生命的物品。对
于负面的事物他当然不顾一切尽情地讽刺；但对于他原本认为是美好事物——留学、留学生、文凭、科学、科学家、名人、明星、教育、政治、爱情等，他也是无情地扯去它们身上的光环；连十分普通的事物——借书、医生、男人、女人等，他依然尽力地挖掘其中可讽刺的内容，达到无所不讽、无处不讽的境界。在作品中其讽刺往往“顺手一带”、常常“信手拈来”，在轻描淡写中加强讽刺地力度。目的是要借这部作品揭示人性的某些方面。显而易见，钱先生并非皮相之谈，而是通过鞭笞某些“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来痛砭时弊的。
写方鸿渐不愿与赵辛楣争风吃醋而自动退让时，作者突显一笔：“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纸上战事消息所说：‘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的撤退’。”讽刺方鸿渐的同时，也顺便讽刺了当时不战而退的无能政府，节节败退而又打肿脸充胖子的可笑嘴脸。
像借书这种小事，作者也是要用上其讽刺的手法：“女人不肯花钱买书，大家都知道的，男人肯买糖、衣料、化妆品，送给女人，而对于书只肯借给她，不买了送她，女人也不要他送。这是什么道理？借了要还的，一借一还，一本书可以做两次接触的借口，而且不着痕迹。这是男女恋爱的必然初步，一借书，问题就大了。 ”将“借书”等同于“恋爱”，让我们不禁感到危言耸听，却又隐隐地感觉确实如此。
就算是描写雨后鞋子沾满泥浆时，作者也不忘用：“四个人脱下鞋子来，上面的泥就抵得贪官刮的地皮。 ”又捎带讽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以及官吏的贪婪。
2、讽刺的隐藏性
《围城》将诙谐藏于庄重之中的一种产生的冷讽的艺术效果更是
让人印像深刻。正如英国美学家培根所说的:“笑是严肃的反动。”在小说里钱钟书擅长利用看似严肃正经的比喻，叙写貌似一本正经的人和事让人感受其背后的风趣诙谐，表现出现实生活的荒谬丑恶的现象、可鄙可笑的人物。令人倾倒的反语构成了一种充满轻蔑之情的讽刺笔调。这些比喻将表面看似严肃的问题与幽默的内容联系在一起，感觉像听了一则消息之后，原本没觉着怎么着，一回味，才让人捧腹。使得讽刺更能入骨三分，达到淋漓尽致的痛快。这些很冷的讽刺充分体现出钱钟书先生在文学语言方面不可动摇的成就。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方鸿渐陪苏小在香港玩了两天，才明白女朋友跟情人事实上绝然不同。”将一种庄重严肃的科学中的论证法和所被论证问题的滑稽、毫无意义所形成的反差造成一种谐趣，使这么严肃的问题成其讽刺的对象。
再如在描写苏文纨是一个自视崇高的女博士，在爱情问题上却比不过年龄的竞争。“苏小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见.这衣服的样子和花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 ”很庄重的看似在讨论描写爱情问题，但只寥寥几笔就
不无讽刺地刻画了苏文纨一颗寂寞孤独的灵魂。
在说到李梅亭上课讲授时，说他的“‘先秦小说史’班上都笑声不绝。”这里看似很正常的描写让人没感觉有什么诙谐有意味。但稍具中国知识的人会忍俊不禁：先秦之时，中国哪有什么“小说史”?其学术之盲目可想而知矣!
3、讽刺的差异性
从讽刺的态度看, 《围城》出众的原因之一，还在于作家的清醒。对不同类的知识分子的讽刺，作者在态度上是有区别的。
一类人：作者着力鞭笞，不留余地。像靠投靠外国资本家才大发洋财的洋奴——张先生喜欢在说话时加一些无谓的英语：“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 ”还有军人候营长、新闻工作者沈太太、三闾大学的文人们，如李梅亭、高松年、陆子潇、范懿之类，作者对他们进行的是无情地揭露。用的是鲁迅称道过的萧伯纳的讽刺手法： “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拉住耳朵，指给大家看：‘看那，这是蛆虫’。”一类人：作者冷嘲热讽，对他们虽是同情却也嘲笑。像方鸿渐本性诚实，或曰知耻，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