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更替及多极化，本质上是由科技革命、制度创新、经济长波等因素的历史性演变所决定的，也是时间与空间要素相互交织的结果。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的战略机遇期，需要紧紧牵住以科技创新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牛鼻子”,不失时机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为此，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特征及发展规律，对于中国一些重点城市或区域正在开展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科技革命；地理集聚；创新要素
目前，尽管国际上对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发展规律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但多数国家对提升不同城市或区域的科技创新功能给予了极高的政策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大量的学术讨论。随着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准确把握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机制，对于中国建设世界级的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本文基于国际上已有的相关权威机构的评价标准和评选结果，分析归纳了科技创新中心在历史演化、地理集聚、发展导向、形成机制等方面的主要规律，并总结了中国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中心的政策启示。
一、历史演化规律
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兴起、更替及多极化，本质上是由科技革命、制度创新、经济长波等因素的历史性演变所决定的，也是时间与空间要素相互交织的结果。我们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视角，尝试着描绘了一幅关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形成与发展的全球历史图景，主要是为了阐释“经济长周期变化、历次重大技术革命、与创新相关的重要制度变革”等因素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在区位上转移、呈现多极化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性。
1.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科技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世界性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转移都发生在历次重大技术革命出现后的历史机遇期。近现代以来，先后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形成了科技创新中心，究其首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抓住了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及相应的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进而占据了世界经济主导地位和科技创新领先地位［1］。17世纪后期，英国伦敦地区恰逢人类进入蒸汽动力时代,成为第一个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并长期保持；18世纪后期，法国巴黎大力推动自身重工业发展，成长为第二个全球性创新中心；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半叶，德国柏林和美国波士顿地区相继依靠第二次技术革命取代法国成为新的科技创新中心；20世纪中后期，美国积极应用移民政策吸引大量的科技人
才，领衔了第三次技术革命，其波士顿及硅谷等地区成为首屈一指的全球科技创新中心。每一次在新的区位造就新的科技创新中心，都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大国消长和霸权更迭。
2.科技创新中心的空间更替是经济长周期波动的体现。经济长周期的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系统中引入了重大的新技术，并受创新的动态性特征影响。一方面，经济长波本质上是某一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兴衰，以及一种经济增长方式向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也包括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社会—制度范式”重构。重大技术革命和制度革新能够带来显著的创新集，这些集可以带来经济剧烈变化并且推动一个经济长波的演变。另一方面，创新的动态性特征就是指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表现出的多样性，即随着时间推移，创新的中心会从一个部门、区域和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区域和国家［2］。这就意味着全球性创新中心的空间更替是经济长周期波动的重要体现。
3.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重要基础是领先的制度创新。领先的制度创新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重要前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前，除了具备相对完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还都相继形成了世界范围内有利于创新的专业
湾区指的是哪些地区化制度优势。如英国的工厂系统、学徒制、科学社团和专利制度；法国的技术学院和专业工程师制度；德国通过创办专科学院和大学，开创教学、科研相统一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建立企业内部实验室制度；美国的大规模生产体系、国家实验室、公司制度（包括股份制和经理制企业）、移民制度、风险投资体系等；日本的精益生产体系、质量管理革命等。这些新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科技创新中心形成的基础条件。
4.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是一个长期演进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一个城市或区域成长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中心是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也是内驱动力不断转换和升级的过程。一个城市或区域发展在不同阶段所具备的基础条件、创新要素和创新方式是不同的，发展路径也是不同的，并会形成不同的竞争优势。但若从发展的动力机制来看，自工业化初期算起，基本遵循了萌芽起步期、快速成长期和成熟稳定期等三个阶段的转型规律（见下表）。
表代表性科技创新中心的不同发展阶段特征发展阶段及特征萌芽起步期快速成长期成熟稳定期驱动条件生产要素驱动为主，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单一领域的技术等
投资驱动为主，个体和企业研发投资快速增长，强调新生产要素的创造
创新驱动为主，高水平大学、研究机构集聚，高素质人才持续流入，企业的全球化创新能力较强创新模式大企业以满足区域内或国内市场的流程创新为主，大学、公共机构基础研究占主导
国内需求升级，集成创新频繁（包括技术学习和合作创新等），小规模创业活动频繁，企业主导的区域性创新集形成以先导性、突破性的技术创新为主，基础研发与商业化联系密切，开放性创新网络逐渐形成政府政策鼓励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扶持（如政府经费投入）或贸易保护程度较高（可能导致产业缺乏效率）支持共性技术研发，强化专利保护、市场竞争等规则完善，孵化器、技术服务中介等得以引导很少直接干预创新，更注重教育、信息、居住环境等基础设施，以及制度环境的持续改善
产业集制造业为主或单一产业功能区、工业区，也可能是大学科技园区
高端制造业逐步占据主导（技术密集型为主），一些支撑性服务业兴起（如金融、贸易等）
现代服务业（主要是金融、研发等）、创意产业、高端制造业等协调发展，更多体现为知识密集型代表性城市或地区欧美国家早期多数工业区（如芬兰的赫尔辛基、英国的威尔士），战后初期的东京都周边
美国波士顿、西雅图等地，新兴经济体地区（如新加坡、新竹、印度班加罗尔等），七八十年代高速增长的东京都地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硅谷及现今的整个旧金山湾区，大伦敦地区（包括剑桥、牛津等），德国的埃尔朗根、大柏林地区，以及瑞典、芬兰等国家
多数科技创新中心往往源于区域性经济中心，通过创新驱动、区域协调和转型升级，会形成各具特的产业体系和发展定位。
例如，以全球创新“圣地”硅谷为腹地的美国“旧金山湾区”，依托硅谷地区知识、资本的外溢和辐射，圣荷西的高技术产业、奥克兰的高端制造业，以及旧金山的专业服务（如金融）和旅游业，通过长期发展构筑了一个“科技（辐射）+产业（网络）+制度（环境）”的全球创新中心。
又如，以东京都为核心的日本“东京都市圈”，从战后的传统工业城市逐步转变为现代化的特大型都市经济圈，树立了独具一格的“东京模式”——“工业（集）+研发（基地）+政府（立法）”的深度融合，使得“东京圈”成为制造业基地、金融中心、信息中心、航运中心、科研和文化教育中心及人才高地。
再如，以伦敦城为中心的英国“大伦敦区”，在工业革命之后顺应全球产业升级趋势，依靠市场力量和知识集聚，引领以创意、金融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同时依靠区域协作与组合，推动多中心发展格局形成，并通过资本经营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凭借“知识（服务）+创意（文化）+市场（枢纽）”模式成为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榜样。
二、地理集聚规律
1.创新要素集聚在地理空间上的“极化”。科技创新中心的形成与创新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性息息相关，地理形态上体现为一个或多个创新集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的“极化”；若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力、辐射力，则可能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一极。从全球范围来看，创新活动并未呈现均衡分布的特征，在那些越是知识密集型的部门或区域内，创新集的趋势越发显著［3］。典型的例子包括互联网技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以及金融服务业等，全世界这些产业内的领先者们正越来越密集地集中于少数几个中心地区。究其成因，这与知识类型及传播、技术复杂系统、累积性学习、范围经济及社会网络机制等紧密相关，也与地理邻近性使得促进创新网络发展的多种支撑因素（如文化认同、相互信任等）有关。一个区域的竞争
优势（如生产效率）往往来源于具有相关知识技能、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的高度专业化集，特别是当这些“集”难以模仿和本地化的禀赋难以跨界流动时（如区域性劳动市场、教育体系、研发部门、社会网络和文化、制度环境等）。
2.具有相对集中的研究型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大学和科研院所不仅仅是科学和知识的源泉，也是产业相关技术、设备及人力资本的源泉，更是区域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关键制度性主体。自1980年以来，许多OECD国家都普遍重视从大学研究的公共投资中增加国家的经济回报，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和研究院所周边的“衍生”企业，大力推动实验室经济和大学周围创新企业的区域集发展。以美国为例，其最具代表性的两大高技术区域集——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地区的128公路，均是由所在区域内的研究型大学及相关的“衍生”企业所激发的。例如，硅谷有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旧金山分校等。其中，斯坦福大学就通过制定产业联盟计划促进科研人员、院系之间，以及大学与外部企业之间合作，也积极鼓励科研人员校外创业以加速科研成果商业化。同时，不少研究发现，多数国家的技术发明者所引用的大学专利或科技论文大都出自于本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可见，相对集中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极大地推动了一个地区的知识生产、技术商业化和创新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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