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９９１．２０２１．０２．０１４
廖钟源
（闽南科技学院文学院，福建泉州３６２３３１）
摘 要：在广义修辞理论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以异域文化为中心，向同一文化语境聆听者，传递修辞性话语的跨文化修辞行为。“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中，话语修辞建构以体现歌词文化内涵的文化词为要素进行语义建构；文本修辞建构以交际语境融通为特征，将歌词语汇的个体认知转述为智性认知；主体性精神建构将异域文化修辞表述转换为主体文化的认知表述。基于以上三个层面，论述“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修辞的过程，阐释传播主体认知体系嬗变踪迹，并揭示“歌词修辞”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智性”建构。
关键词：广义修辞学；中国风；跨文化传播；文化认知
中图分类号：Ｈ１９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９９１（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９６－０６
Ｉｎｔｅｒ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Ｓｏｎｇ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Ｌ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ｙｕ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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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修辞学是“一个双向互动、立体建构的多层级框架，是两个主体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１］４，是一种集文艺美学、语言哲学、意识形态、交际语境为一体的多元阐释方法。它是修辞表达和修辞接受相互影响和不断反馈的过程。在广义修辞理论视域下，“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呈现一种新的建构方式：容纳异域文化认知与本土文化认知，或呈现自我形象与异域形象的传播话语、传播文本。本质上，这是一种以传播主体自我认知体系为中心的跨文化修辞活动。创作者凭借自身认知体系，选择适宜的文学语汇进行话语建构，选择迎合聆听者的歌词文体进行文本建构，形成“修辞幻象”，促使
聆听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异域文化认知。在这个过程中，传播主体以个人情感的多元化传达方式参与主体精神建构，解除中国文化“集体主义”的束缚，满足聆听者的“个性化”心理诉求，丰富了中国形象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内涵和层次。鉴于此，笔者从传播话语修辞建构、传播文本修辞建构、传播主体精神建构三个层面探讨“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修辞的过程。
一、“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与歌词修辞
（一）“中国风”歌词的概念界定
随着我国国力增强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２００３年，凭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广义修辞学视域下‘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ＪＡＳ１９４７４）。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１；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３－０３
作者简介：廖钟源（１９８６－），男，福建省福州市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汉语修辞研究。
着流行歌手周杰伦的一曲《东风破》红遍海内外，歌词中运用古风古韵诗词，用低沉的音调进行演唱，再配合传统古典乐器，传递离愁情感，这种承载多元传统文化元素为一体的创作形式获得聆听者的欢迎。因此，后继跟风创作的歌词人士络绎不绝，不同分支特的歌词，也将这种歌词形式推向新的高度。“中国风”并不是具体的某种歌词曲风的归类格式，而是文化符号意象运用和意境创造的传统审美文
化聚合体，同时又是传统歌词元素与现代歌词节奏的完美结晶体［２］。乐器方面，将中国传统民乐和西方现代乐器结合。唱法方面，将京剧、黄梅戏、豫剧的唱腔糅合其中，形成古典美和现代美交相辉映，复古咏今独具特质的流行歌词。
“中国风”是最重要的特征是“三古三新”。所谓“三古三新”是指“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３］。这种乐曲风格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二次创新，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突显中国文化魅力的一种歌词载体。鉴于此，笔者对“中国风”歌词的界定：一种在编曲中融入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节奏蓝调、现代通俗曲调相结合，或糅合传统戏腔的艺术表达形式。在歌词中，文本采用大量古典诗词元素和文化意象，突出古今词汇与句式混搭，运用修辞手段，总体彰显“古今融合、雅俗共赏”“典雅唯美、离愁浓韵”“中西交融、文白杂糅”，具备独有中国审美意境的歌词文体风格。
（二）跨文化传播与歌词修辞
在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中，衍生了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的过程由创作者、传播信息、聆听者三要素构成，既包括创作者的异域文化认知、创作者的异域形象建构，还包括聆听者的异域形象“他塑”。在歌词跨文化传播中，创作者将包含本土文化的歌词素材进行加工创作，对信源进行编码，也就是根据聆听者所能接受的话语方式，进行本土文化的修辞重构。当将信息编码传送给聆听者时，创作者的传播信息控制权也就失去了，正如结构主义理论所说，编码信息的意义仅停留在语言符号层面［
４］。聆听者则根据自身认知体系产生多义解码，并产生一系列接受反应。传播信息是三者中的核心要素，链接创作者和聆听者，形成传播网络。传播信息是传播主体心智象征的外在表现形式，不仅仅是静态的客观存在，而是主体经过思维活动建构的结果。在信息传播中，为了优化传播效果，创作者通常会事先筛选出无干扰性、有益建构、可清晰识别的文化认知信息。而聆听者不可能立即接受全部的传播信息，也要经过选择、对比、分析、过滤等，形成符合自己认同的异域文化和形象的认知。因此，跨文化传播的过程，即是创作者“说服”聆听者认同并接受异域文化认知和形象建构的信息传递过程。
信息的本质是“负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出现信息冗余现象。聆听者不自觉地置身于“拟态世界”的安排，思维活动空间不断延伸扩展，不自觉地寻自我定位或角设置，并沉浸在传播信息所建构的“修辞幻象”中。梅尔文·德弗勒曾提到，传播行为是一个表达团体规范的手段，通过这个手段行使社会控制、分配各种角、实现对各种努力的协调，表明对未来的期望，使整个社会进程持续下去［５］。因此，为了实现社会进程长期有序的运行，跨文化传播通过“合目的”的修辞手段，努力“说服”聆听者认同或接受传播信息。
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歌词修辞”不是狭义修辞中的遣词造句，而是修辞主体在双向互动中，运用文学语汇作为中介，进行信息交换的修辞行为（选择、变化、调整、组合），是交际双方优化传播效果的审美实践。文学语汇是语言体系的一种，而人是语言的动物。同一文化语境的传播主体将大脑中的意识形态、情感态度、内涵意蕴等转化成约定俗成的语言符号，如固化统一的发音或句式、特指的阐释概念或
意义等。这些符号形成具体事物的能指和抽象事物的所指，并将心理意念等内在意识外显表述。在漫长的艺术发展进程中，歌词自成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语法系统，从歌词中汲取的文化认知和形象建构比语言要丰富得多，体现表达情感的不确定性，因而又不能指向固定的语义。总之，“歌词修辞”是修辞主体自觉运用歌词语言进行话语构建和对外话语表述的行为［６］。
二、跨文化传播的修辞选择
跨文化传播参与“歌词修辞”的始终，围绕“歌词修辞”的三个问题进行：如何言说、言说什么、谁在言说。言说者是文本生命开始的赋予者，当文本创作结束，言说者失去对文本的控制权。言说对象开始运用主体认知体系解码文本，追问文本在言说什么、又是如何言说的。只有追问如何言说，才能明确话语建构的思维方式。这些问题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并共同指向：作者是什么和文本是什么。“谁在言说”指跨文化传播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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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廖钟源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
主体，包括创作者和聆听者等，他们起到主导、践行和推动的作用。修辞主体的社会身份、文化背景、
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将影响对外部世界的评价归类和认同，同时修辞主体所处的交际语境形成的综合趋力，激活“歌词修辞”。他们用独特的思维方式回答“如何言说”，决定“歌词修辞”的效果。
（一）异域认知的话语选择
话语选择与建构源自于修辞自觉的存在。修辞自觉承载或传播异域文化认知：缩小语言能指和所指间的距离，激活异域文化修辞认知；缩短传播主体认知体系间的距离，推动异域文化修辞传播。
异域文化修辞认知，是创作者和聆听者用自身认知体系作为信源，探索主体认知体系与异域文化对象之间的路径，实现概念认知的经典阐释。常江认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去神秘化”处理是“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的前提［７］。中国文化是“高语境”文化，对异域受众而言，学习难度大，认知距离显著，而“中国风”歌词则提供了认知中国文化的窗口。因此，主体对话开始于认知，结束于对主体与对象的理解。语言性行为参与传播主体的异域文化修辞认知，而非“默不作声”的自然形成。这个对话过程，即修辞过程。
在跨文化传播中，创作者借助传播主体认知体系，通过话语选择，过滤无关异域认知建构的信息，寻“合目的性”表述方式，进行异域文化修辞认知，运用修辞技巧实现跨文化转移，将异域对象完整呈现给聆听者。创作者寻“合目的性”的异域文化认知表述方式，不仅要考虑自身认知体系的逻辑性，还要考虑聆听者认知体系的文化差异以及接受程度，在特定的交际语境中，用委婉动人的手段共性挖掘聆听
者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建立文化共享系统，塑造文化形象认同，实现文化认同的构建［８］。中国风歌词为了实现文化审美上“纳雅入俗，古为今用”的追求，基于聆听者寻古典美、陶醉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心理，“古风”意象必须存在其中，但又必须经过灵活化处理。比如动物符号“鲲鹏”“比翼鸟”，地理符号“红尘”“紫陌”，器物符号“红罗”“璎珞”“绿绮”，建筑符号“兰台”“未央宫”“广寒殿”，饮食符号“红酥手”“合卺酒”，艺术符号“般涉”等，由于这些相应事物已经距离当下年代久远，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为不具备使用价值的“历史词”符号。因此，这些歌词语汇更容易引发聆听者的无限遐想和追忆。但异域对象的概念阐释并不是简单的语言翻译，而是语言背后的文化藩篱，只有在同一文化语境下，概念阐释才可能被聆听者所认知，社会现象才有可能被理解。从语言哲学角度看，其实质就是不同文化对象基于交际语境的话语传播，而不同语言的表述逻辑和语义功能都存在差异。换句话，文化差异即语言差异。因此，概念阐释、现象解读、价值评判都必须经过话语修辞的链接，生成“修辞幻象”，才能实现跨文化传播。
（二）异域认知的文体选择
在跨文化传播中，创作者通过组织传播信息，选择适宜的异域认知文体和建构大量传播文本，呈现创作者建构的异域形象，实现异域文化的修辞接受。“中国风”歌词的异域认知传播文体（体裁、风格）选择，是“合目的性”的文本修辞行为，不仅考虑聆听者的接受反应，还考虑传播信息的内容承载。创作者根据交际双方认知规律，寻文化共通的文本修辞策略。根据认知所处的阶段采用对应的体裁，实现异域文化认知的全方位覆盖，满足跨文化修辞的需求。此外，创作者自身的认知体系不同，形成个体异域
认知修辞文本风格。
异域认知的传播文本主要包括概念阐释、现象解读、价值评判等。其中异域文化概念阐释，指审美倾向、伦理道德、艺术风格、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概念认知。以《礼仪之邦》为例，在歌词文本中大量涉及“仁”“义”“礼”“智”“信”等文化概念，比如“子曰礼尚往来，举案齐眉至鬓白”“吾老人幼皆亲爱，扫径迎客蓬门开”“看我华夏礼仪之邦，仁义满怀爱无疆”［９］。在概念阐释中，这些概念的“能指”和“所指”共同指向聆听者认知的“中国形象”，即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现象解读，主要通过散文或诗歌等文体，以创作者的即时感受传播异域认知。通过“在场”言说给聆听者一种碎片感，传播文本却以主题方式完整呈现。在《江山雪》中，大量歌词文本建构围绕“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主题。这些现象解读与概念阐释共同呈现“中国形象”：遵循“天人合一”精神，追求“和谐”“平衡”“中庸”。价值评判则基于概念认知或现象解读而存在，聆听者对“中国风”歌词“雅文化”的价值认同，引起情感共鸣，与其他两种传播文本同步“言说”异域形象。
（三）异域认知的视域改造
在跨文化传播中，创作者由文本创作者与传播发行者组成。文本创作的背后另有一位文本叙事者，文本创作者并非都亲身体验过异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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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
当文本叙事者与创作者的异域对象阐释符合传播发行者的价值理念时，异域认知才获得传播许可。因此，“中国风”歌词是文本创作者和传播发行者“合谋”的文化生产。传播文本在话语修辞的“包装”下，以“在场”言说，表述异域文化认知，激发聆听者对异域认知的视域改造，实现异域认知修辞接受。此后，跨文化传播的修辞行为，将持续作用于更多聆听者的认知接受，聆听者的交际角从聆听者转换成为修辞文本的阐释者。在文本对话中，跨越时空视域催生“个体”异域认知，激活主体认知体系，融入主体文化圈，拓展传播辐射范围。比如，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周杰伦《烟花易冷》）；弹指樯橹破，忆千年竟如昨，而今空余故垒江流豁……大江东去千古浪淘过，乱世尘灰转眼没（心然《子陵·周郎顾》）；金钗犹，只将情藏白首，半纸红颜成赋，再倦梳头（银临《情囚》）；恍然闻一曲，笛声的安详，当时只道，不过寻常（音频怪物＆ＨＩＴＡ《无关风月》）。这些歌词通过借用杜甫《春望》、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李清照《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己尽》、纳兰性德《浣溪沙·谁念西风独自凉》中的相关诗句，呈现超时空的古典文化风格特点，也融入了创作者对异域认知的独到见解，激发聆听者主动解读历史典故障碍的兴趣，在当代语境下对古典文化内涵进行自己的加工和理解，再进行广泛流传。
人通过语言给予存在命名，通过语言赋予存在意义，也通过语言获得存在的解释权［１］５９－６０。因此，跨文化传播借助话语修辞赋予异域对象概念、意义、阐释权，在话语修辞的传播与接受中，参与主体精神建构。在认知建构中，异域认知改变了主体的空间认知和时间认知。就空间认知而言，空间范
畴与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等密切相关，创作者通过空间感觉和空间秩序的逻辑重构，建构修辞认知的表述方式；聆听者通过认知接受，重构空间认知和空间意识，建构共时的异域认知。在时间认知中，时间范畴与文化概念阐释、社会现象紧密联系。在空间认知改变的视域下，创作者将时间认知调整为双维模式，根据时间顺序原则，主体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异域文化的表述方式发生变化；聆听者在异域时间认知影响下，重构自我认知，建构历时的异域认知。鉴于此，异域认知的时空视域改造，拓宽了传播主体的异域认知和自我认知范畴；同时，在多变的语言世界中，异域认知的“修辞幻象”又为传播主体提供了多元话语阐释空间，重构时空秩序。
三、跨文化传播的修辞建构
以“中国风”歌词为认知对象的跨文化传播，通过文学语言的概念阐释和现象解读呈现“中国形象”。歌词的主要载体是文学语言，其所呈现的异域文化的修辞认知语义明确、内涵丰富，如形象、关系等客观要素和对话、发展等戏剧化进程；同时蕴含传播主体的主观情绪表达，如描述、批判、抒情等。它们是歌词创作的灵感源头，决定了创作思路、旋律音调、歌词结构、文词内涵、声部设计的具体走向。歌词创作的起点和终点，由交际语境来决定，并赋予歌词想象力，同时控制和支配着歌词文字内涵。因此，跨文化传播的修辞建构就是在传播主体认知体系中的一次偶然选择或个体独白，在时空交错的语境中，催生异域认知理解范式，最终生成异域文化的“修辞幻象”，完成对异域形象的“他者性”建构。
（一）传播话语修辞建构
在歌词创作时，创作者采集“中国风”歌词素材，经过逻辑思考与话语甄别，选择适宜的歌词素材，形成历时流动的歌词表述结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间性关系中展开对话［１０］，促进聆听者对异域文化的认知与理解。据此，通过对异域文化进行“陌生化”处理，吸引受众关注；也通过话语修辞建构，对异域认知中的陌生符号进行“熟知化”处理，突破异域文化认知障碍，实现异域认知接受。
在跨文化呈现时，传播话语的“陌生化”特性显露无疑。通常异域文化的概念阐释或现象解读都需要大量的文化词进行表述，因其异域性，这些词汇的直接呈现或间接翻译都让聆听者产生一种“陌生化”的距离感。如：在《青花瓷》中，向聆听者介绍青花瓷的制作工艺时，不同的译作版本曾分别出现过“素胚”“Ｕｎｇｌａｚｅｄ”“ＴｈｅＵｎｇｌａｚｅｄＢｏｄｙ”等指示意义，但暗涵意义“笔锋”却未翻译出来。而在描述作画中宣纸“冉冉檀香”现象时，曾分别使用过“ｉｎｃｅｎｓｅ”“ｐｅｒｆｕｍｅ”“ｓｌｏｗ ｒｉｓｉｎｇｉｎ ｃｅｎｓｅ”等表述［１１］。这些文化词的使用，促使传播话语在形式上呈现一词多态的“陌生化”效果，在内容上也体现一词多义的“陌生化”效果。同时，多样化的句式结构和超常规搭配都为话语传播构建了一种不常见却又新奇的艺术氛围。比如，青丝如梦，愁断白头，花开花落，望穿多少个秋。（董贞《情醉》）其中，“青丝如梦”一般用来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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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廖钟源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中国风”歌词跨文化传播
抽象的事物或情感，但此处却用非常规的手法，将抽象的“梦境”比喻成具体的“青丝”，借此强调时光飞逝，如梦即逝。再如，长安柳絮飞，箜篌响，路人醉……水绣齐针美，平金法，画山水……烟花随流水，入夜寒，寒者醉……阳 茶浮水，琵琶绕，玉笛回……瓦如踂斯飞，雕琉璃，迎风吹……皇梁盘龙背，上银鳞，气势辉……（Ｅｄｉｑ《霹雳·盛唐夜唱》，心然翻唱）这首歌用五言体搭配三字格，通过长短交错的句式修辞，既凸显五言体的整齐庄重，又呈现三字格的短小灵活、轻松明快，将长安街头夜不闭户的繁荣景象展现出来。
但是，跨文化修辞建构的终点并不在“陌生化”形式，而是要借助修辞技巧将文化词转变为“合目的性”的“熟知化”内容，最终实现异域认知接受。因此，所谓“熟知化”，即在聆听者的角度，寻符合聆听者认知体系和异域对象互通的可理解通道。那么，创作者就必须将不同文化语境进行比较和链接，一方面修辞性地遮盖文化差异，另一方面突出文化融合，并将异域文化概念或社会现象置身交际语境，通过历时叙事或空间叙事的方式，使异域文化认知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比如：日匆匆，夜匆匆，云想衣裳花想容，数遍风花雪月，春夏与秋冬。（董贞《花想容》）采用古今交融的方式，将古典诗词文化元素融入歌词文本，再结合现代视角，以及创作者个性化理解，表现出看似熟悉的新语境。
（二）传播文本修辞建构
在跨文化修辞中，为优化传播效果，创作者需考虑聆听者对异域文化话语修辞建构的接受程度，根据歌词语言特征，在交际语境中，将抽象的歌词思维转换成适宜的歌词修辞言说符号，以求遮蔽传播意图，并通过演绎表达“说服”聆听者，同时打破主体文化藩篱的限制，建构呈现传播意义的个体修辞文本，实现真正的双向交流互动。
遮蔽传播意图，是指通过传播文本的修辞行为遮蔽创作者主观心理活动轨迹，或在文本叙事起点、对象选择以及逻辑起点中修辞性遮蔽，或全然无踪迹。“说服”聆听者主要指在文本中借助交际语境，创造期待审美视野，吸引聆听者关注，潜移默化改变他们的异域认知，实现聆听者的文化认同和修辞接受。呈现文本意义指借用文化词，将歌词情感、意义向聆听者进行跨文化转移，建构异域形象。歌词情感是基于个体认知体系的主观感受，而歌词意义则是建立在情感表现和文本形式以及交际语境之上的。鉴于此，传播文本
修辞建构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层面因素：
１．传播文本的认知符号
首先，文化词是建立异域认知符号的基础条件。在语义互通的前提下，需对文化词精准翻译。其次，以文化词为中心构建交际语境。中国流行歌词相比欧美文化产品，总体基调消极，聆听者无法感受到积极、快乐的情绪。流行文化带给人们
的幸福感不过是对其闲暇时间的另一种剥削［
１２］
，从文本修辞建构角度看，“幸福感”是有效阐释概念和解读现象的关键所在。那么，运用表达民族自豪感或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词，构建“正能量”文化基调，比如《礼仪之邦》《江山雪》《少年中国》，或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歌词，比如《中国名画》系列七部曲，用歌词语言还原了中国古代的七幅名画，展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精髓，如上歌词则更加符合聆听者的审美接受心理。
２．传播文本的深层结构
跨文化认知的中心环节是异域文化认知的跨文化转移，但异域文化认知本身存在主体文化和异域文化的二元对立典型结构。“既然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那么语言结构便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人所认识的世界的结构。”［１３］
因此，创作者
以主体文化为修辞谱系，基于个体认知体系，将承载异域文化客观认知的修辞性传播文本跨文化转移给聆听者，实现传播接受。
３．传播文本的句段设计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的，……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
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１４］１７０他将语
言要素间的关系单位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类。在传播文本建构中，创作者组织适宜的语言进行话语修辞，需考虑文本叙述的完整性，即“在场”的句段完整关系，同时又需考虑交际语境与聆听者主体文化生成“不在场”的句段联想关系。
４．传播文本的叙述形式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有能指的线条特
征。”［１４］１７１在文本建构中，创作者用线性叙事表述
异域文化认知，同时在交际语境下，实现异域文化输出，一方面创造期待审美视野，另一方面铺设传播接受空间。因此，异域文化认知的概念阐述或现象解读都借助文本修辞建构，实现文本的线性表述。
（三）传播主体精神建构
在跨文化传播中，创作者根据本土语言表述逻辑，将异域认知向聆听者跨文化转移。在言语
００１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２０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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