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Journal of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 Art 2021年1月20日Jan.20 2021
第41卷 第1期
Vo1.41 No.1
doi:10.3969/j.issn.2096-7853.2021.01.007
——读《万历十五年》
范二变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明朝中后期，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皇权的极端集中与专制、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宦官专政、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等使得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最终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万历十五年》再现了皇权与文官集团的冲突这一微观政治图景，
从中可以窥探明朝衰落之因。
关键词：明朝皇权；文官集团；宦官集团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7853（2021）01-0016-03
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为视角，从万历十五年这看似平凡的一年中发生的小事出发，逐一引出了6位重要历史人物：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位极人臣的张居正和申时行两位内阁首辅，深受伦理道德影响的模范官僚海瑞，功绩卓著的抗倭名将戚继光，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贽［1］。这些曾在万历年间留下熠熠光辉而后又慢慢黯淡的鲜活个体，正是推动大明王朝运转的“齿轮”，但他们结局终归惨淡。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万历皇帝后期的怠政，而明神宗怠政正是因为与臣僚不和、与文官集团发生冲突所致。
一、明朝皇权与文官集团
（一）明初皇权政治的构建
朱元璋在取法唐宋、奉天法古这一逻辑下构建起洪武式政制，即以皇权为中心，构建一个各个机构相互制约、不相统属的权力体系。《皇明祖训·首章》中朱元璋云：“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朱元璋裁
撤中书省，废除宰相，皇权兼并相权，皇权实现高度集中。
人治社会最大的弊端就是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皇帝既是国家道德礼仪的最高代表，又要对朝廷大事亲力亲为，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种高度集权政府下的压力或许明太祖可以承受，但洪武以后，明朝历代皇帝有的或是厌倦朝政，或是执政水平低，这种理想化的绝对皇权就会有崩溃的风险，在日后势必要被新的政制和权力格局所取代。洪武以后，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在成化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内阁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和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的双轨中枢制度，这种文官政治的形成打破了旧的国家权力格局。黄仁宇先生书中6位历史人物的命运以及整个大明王朝的走向都和文官集团密不可分。那么，明朝的文官集团是如何形成的？
（二）文官集团的形成
1.明朝重文轻武的传统
明朝建立后，鉴于汉朝和唐朝曾出现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对于武将参政，朱元璋总是有些许的顾忌和不信任。因此，为了大明王朝的长治久安，朱元璋对文官更加器重，采用了文官治国的行政管理方式。明太祖在日后的治国理政中，总是有意无意地重用文人，武将在朝野中逐渐被边缘化。自此，明朝重文轻武的传统就这样在历代皇朝中传承下来，为广大士人体的重新崛起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为明朝日后军事上的落后，本朝军官在与努尔哈赤带领的八旗军交锋中的惨败埋下伏笔。
2.通过科举入仕
科举制成为明朝文官入仕的主要途径。此前朝廷中统治阶层的流动性较低，自宋朝以后，科举制度成为广大士人体进入统治阶层的重要通道。读书做官成为当时广大中下阶层获得稳定生活和社会声望的出路，但是通过科举入仕绝非易事，往往需要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努力。“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2］182通过读书中举的官员，他们身上也承担着对家族成员道德上的责任，即读书人要“饮水思源”。一意孤行的李贽在其官运亨通之时决定退休，让妻子一人回到故乡，自己却搬到佛堂去居住，这是他极力想摆脱这种休戚与共的家族观念的体现。
明朝东厂西厂收稿日期：2021-01-03
作者简介：范二变（1991— ），女，安徽宿州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府。
·16·
科举考试内容以宋朝朱熹注释的《四书》为主，虽然明代的士人体学习“四书”有考取功名的实用目的，不过“四书”中的思想内涵尤其是孔孟儒家信仰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们。学子不断诵读儒家经典，
将儒家思想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即努力使自身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行为保持一致，这种共同的思想基础成为连接士人体的重要精神纽带。明朝中后期，士人体不断发展壮大，源源不断地为文官集团输送人才。
3.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
尽管明太祖在开朝时就定下废除宰相的祖制，但这种高度集权下的政权要承担的压力之重早已令洪武皇帝本人难以承受。废除宰相仅2年，即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仿照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等，由大学士协助其批阅奏本，处理庶务［3］。这些大学士再加上仁宗时所设谨身殿大学士，统称“殿阁大学士”，这是明朝内阁制的起源。太祖时，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成祖时，内阁开始参与机务，但无权干预各部事务；仁宗以后，阁臣可以兼领六部；嘉靖中叶以后，有些大学士地位已在六部之上。内阁地位能够快速提升，与其职位权力密不可分，史称“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4］。即内阁有票拟权，可以对奏章、文书等向皇帝提出自己的处理意见。因此，内阁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皇帝的决策。明代内阁显然不是一个行政权力部门，它是服务于君主决策的辅助机构，在皇帝与官僚系统之间起着桥梁作用，阁权依附于皇权。但是，内阁的议政权对于皇权并不是毫无影响，比如，皇帝本能直接否决大学士的票拟权而自行批注，但是这种行为往往体现了对大学士的不认可和不信任，历代皇帝很少这样做。内阁随着制度的完善，逐渐成为文官集团的代表，足以对抗皇权。
二、皇权与文官集团冲突的表现
（一）廷杖事件
自正德皇帝开始，明朝君臣关系日趋紧张。正德皇帝个性极强，精力充沛，富于冒险精神，对于皇帝的职责有他自己的看法和做法，而不是迎合臣或儒家传统对他的期望和要求。如在位时经常离京，有时甚至一个月都不回来，喜爱练兵并有一次御驾亲征的经历，他的这些逾矩举动经常招致文官集团的不满和劝阻。面对臣的上疏谏阻，武宗（即正德皇帝）不回复、无视之，继续我行我素。当武宗准备南巡时，君臣矛盾爆发。此前已有数名官员上奏抗议，为了抵制皇帝出巡，一百多名官员决定跪在午门外劝阻皇帝此次出巡，最终爆发廷杖事件。一百多位大臣受到廷仗之刑，11名官员被当场打死。付出了11条人命的代价，这次南巡最终才被官员们制止了。这种廷杖之刑，像是君臣之间的意气之争，更像是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威望的无奈之举。
（二）万历和他的文官集团
万历皇帝在公元1572年即位，过去文官们没有牵制住正德的任意妄为，那么对于万历，他们决心要将皇帝框在他们所推崇的规范里。万历即位之后，新皇帝由于缺乏执政经验，需要广大文官集团的辅佐。身居首辅的张居正同时又是万历的老师，年轻的神宗（即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十分尊敬和信任。他虚心接受张居正的严厉督导，遵从礼制，对国事上心，在万历即位后的10年里本朝发展蒸蒸日上，可以看出万
历至少曾经也是位负责的皇帝。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前后，神宗发现他想做的事统统做不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也日渐消退，明王朝建立时所具有的强大权威已经成为过去，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摒弃个人的意志［2］75。
张居正力图改变官僚机构作风，提高行政效率，要求十分严厉，引起文官集团的抗拒和埋怨。在其死后，文官集团的一些人便开始进行大清算，说其骄奢淫逸，又说其谋权篡位，迫于文官集团的压力，皇帝最终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的清算。此后，有些官员为了显示自己的刚正不阿，故意沽名卖直，参书指责皇帝贪图享乐，皇帝甚至直接评价“此不过欲沾名耳”。在立储之事上，文官集团也不容许万历皇帝废长立幼，万历决心与朝臣对抗到底，但他同样不到充足的理由弃长立幼，面对百官的催促，他只能种种借口来拖延。最后，首辅申时行和二辅许国相继离职，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向他的文官们屈服了。但这件事在皇帝心里留下了永久的伤痕，自此他开始长期消极怠工。
（三）冲突的衍生物：宦官集团
宦官专权是历朝历代常有的事，总的来看，皇权是否受到来自外朝文官集团的威胁是宦官专权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当来自文官、武将的威胁变大时，皇帝就有可能重用宦官，让他们去制约外朝臣。因此，君主与文官权力斗争的衍生物就出现了，即一个寄生性的权力集团——宦官集团。
鉴于前朝宦官祸国的教训，明太祖时期就严令不许宦官参与政事。明太祖铸铁牌立于宫门，刻着“内臣不
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这并未能阻止宦官干政的故事在明朝重演。永乐年间，宦官际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或是因为宦官曾在靖难之役中帮过明成祖，又或是因为自己是篡位上台，心中的不安导致对臣不信任，这些都使得宦官得到明成祖的信任和重用。自此以后，明代宦官的权势不断扩大、渗透，对明朝内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宗时，宦官王振控制军政大权，武宗时刘瑾、神宗时冯保，以至明末熹宗时专权祸国的宦官魏忠贤，宦官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明代宦官机构主要包括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主要负责掌管内外奏章、照阁票批朱等。明英宗当政后，中央形成阁臣票拟、秉笔太监批朱的内外双轨
·17·
制，后来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取决于内监之批红，以致出现司礼监“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说法，可见宦官权力之大。此外，还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特殊的宦官机构，这些特务机构负责侦查百官和百姓，对文官集团来说这些是无形的枷锁，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对百姓来讲，人人自危，何谈安居乐业。同时，锦衣卫可不经过司法机关直接逮捕拷训，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明朝的司法制度。
明朝历代几乎都能看到宦官势力的身影，说明其在明王朝权力体系中并不全是消极作用。宦官中有刘瑾、魏忠贤这样祸国殃民的，也有一些贤能之辈，皇帝通过任用宦官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皇权对文官集团的制约和监督。总的来说，皇帝集大权于一身，其精力、能力、兴趣等导致其不能够承担起极大的皇权
压力，又不愿意分权于臣僚，于是假于依附性很强的宦官。因此，可以说，明代严重的宦官专权现象是皇权与文官集团权力角逐下的衍生物，是极端君主专制制度腐朽的表现和结果。
三、冲突的原因
皇权至高无上，为了保证自己大权独揽，皇帝要时刻警惕外朝权臣对于皇权的觊觎和威胁。文官们为了维护自身现实利益，同样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对整个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于是，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权力角逐成为明朝政治的一大景观，这是造成皇权和文官集团冲突的重要原因。具体的原因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文官集团的强大
具体来讲，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在明朝中后期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和皇帝抗衡，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洪武时期，虽然明太祖总揽大权，但也认识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采用了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使得明朝自开国便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时，科举制度下的文官体追求“克己复礼”，有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他们希望得到明君的重视，或者用儒家道统驯化君主，使得君主接受自己的理念。而随着文官集团的成长，他们改造甚至干预皇权政治的愿望也就愈加强烈。起初皇帝还能完全控制文官集团，但明朝中后期，随着内阁制度的完善，文官集团早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到了万历初期，张居正任首辅时，内阁成为政府权力运转的行政中枢，首辅也俨然成为“真宰相”。皇帝无法抵御这股强大
力量，因为其权威产生于百官。
（二）皇帝缺乏调和阴阳之术
明代文官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阴、阳”双重性格。一方面是“阳”，这是精神层面上的特征。明代的文官通过科举出身，熟读儒家经典，他们以治国平天下为最高政治理想；另一方面是“阴”，这是现实层面上的特征，即文官们渴望升官发财，赢取名与利。明朝文官由于这种双重性格，对皇帝的治理术有着更高的要求，既要求皇帝给予他们物质
上的酬劳，又要迎合他们精神层面的追求。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一旦皇帝没有处理好这两者，就容易造成文官间以及文官与皇帝间的内耗，甚至整个朝堂都将陷入停滞和失控状态。例如，张居正力图改革官僚机构作风，因而触动了部分文官的利益，以至于在其死后朝中文官形成两派，相互围攻。
（三）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
明朝以伦理道德为立国之根基，贵为天子的皇帝也必须符合国家的统治基础。皇帝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礼仪规范，稍有逾越就要受到来自文官的参劾和指责。皇帝不能与他的臣僚一样既有阳也有阴，任何个性的展露都被视为逾越规矩。就如正德皇帝，他不想做儒家文化塑造下的理想君主形象，他的种种行为在文官眼里都是不合乎道德规范的；万历想死后和自己的宠妃郑氏合葬在一起，以及立常洵为太子，
均得不到百官的支持，因为传统伦理道德不允许。总而言之，皇帝要放弃个人的意志，将自己的言行限制在伦理道德的规范里，这就使得皇帝希望实现个性的发展与文官的道德要求相悖，从而产生冲突。黄仁宇也总结到：“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2］3当道德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成为国家的运行准则，人才往往也会因此而丧失施展才华的空间，这也是为何在万历时期出现了这么多良臣将才也无法挽救大明王朝这座将倾大厦的原因［5］。
结语
文官集团与皇权的冲突几乎与明王朝共始终，皇权的极端集中与专制、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不信任、宦官干政、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以伦理道德为规范的一元化政治体制等加重了两者的冲突，带来的结果是明朝官僚系统运行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总体来看，万历时期是君臣互不妥协、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皇帝本来需要与文官集团相辅相成，但万历越来越与臣僚不和，他无力改变只能选择消极无为，这种做法却以明朝的覆灭为代价。明中期以后，万历皇帝24年不上朝，从宪宗到熹宗前后竟有160余年没有召见大臣，此时的整个官僚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最终晚明政府已难以收拾残局。在这场冲突斗争中，没有人取得胜利，而是把大明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加速了明王朝的衰落。
参考文献
［1］刘伶俐，吴江龙.浅论明朝政治制度中的困境：以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为范本［J］.东南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S1）：96-97，101.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10.
［4］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32.
［5］康威.法学角度浅析明朝的衰亡：读《万历十五年》有感［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8（4）：117-118，121.
（责任编辑：梁士奇）
·18·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