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
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笨，但没有人相信我笨。我的笨不是脑袋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竖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在从大到小，数不胜数的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这样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
“我从来不屑于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我写过这种豪言壮语，也算是实情。年轻时胡闹，谈不靠谱的恋爱，辞职，写剧本，做没人看的话剧，和没人看好的愤青结婚，这些在当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任性。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啦。
“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输了，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儿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恋爱的犀牛》里所描述的一己的勇敢，那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
年轻时，写过很多蛊惑他人，也蛊惑自己的台词，比如：“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只要你有足够大的愿望，你就是不可战胜的！”当然，你也知道，上天不会厚待任何人，无论是你，还是我，痛苦、困惑和艰辛对每个人都是同等的。回避，躲闪，辗转腾挪都毫无作用，既然来的总是要来，迎着刀锋而上恐怕是最好的选择，起码节约时间。上天当然不会厚待你，但自己可以成就自己。
我这种以“试错”的方式来确定的人生，丰富多彩，但很难向人推荐。那些台词依然每天在舞台上，在观众席里回荡，它们鼓励了和我一样的人，也会造成他们的困惑。我的一位女演员有一次对我说：“我不是那种女文青，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我怎么才能让那些男人明白？”我回答了她，尖刻无比：“那就不要摆出一份女文青的架势，你脸上就写着：来伤害我吧，我不在意，我等着痛苦成长呢。去掉这个表情，那些人就会躲开你了。”她满脸迟疑地看着我，仍然是一副标准的女文青表情。我不知道文艺青年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对我来说，它既不好，也不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处于困惑中的生命状态，一个人有太多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需要协调，那种困惑而执拗的表情必然会占据他的脸，不过那也不无魅力，总好过一张麻木不仁的脸。
喜欢有创造力的、有激情、不囿于成见的自由生活。如果什么有利于这样的生活我就赞成，反之，我就反对，无论是传统道德还是时髦观念。我反对伪善，谎言，媚俗，狭隘，平庸，装腔作势，一团和气，不相信任何人制定的生活准则和幸福模式。不管世界给没给你这种机会，我相信人都可以坚持为自己为他人创造自由的生活。
在我的新戏《柔软》里有个易装癖的时装设计师，在舞台上男扮女装，调侃观众：“人生是没
的选择的，我的命运便是一星期做两个小时的女人，可是，我比你们幸运，我的人生里至少有两个小时是属于我自己的，你们难道不偷偷地渴望能有这样的两个小时，卸下你们的面具，摆脱所谓的成功和正常，为所欲为，做一个真的自己，或者做一个幻想中的自己？你们没有这样的机会，你们真可怜！”这个角的原型是我的一位朋友，樊其辉，现实中也是一名著名的设计师，但宁愿称自己为“女裁缝”。有几年时间里，他每周二在三里屯的“法雨”化身为歌女“碧浪达”，享受他生命里自由的两个小时。我一直喜欢他和他的歌声，还有他那些尖刻辛酸的笑话，他是有勇气把生命坦露给你看的人，流着眼泪还自嘲地笑着。在舞台上他一直笑到最后，但现实中真实的结局，却是他在《柔软》新闻发布会的前两天，在家中自杀身亡。据说他死得非常坚决，尝试了很多次，直到成功。这突然的消息，对当时剧组的所有人都是可怕的打击，生命真的很沉重，也很脆弱，不是一个乐观的态度和几句自嘲的笑话能交代得过去的。自由，不是不能获得，但需要万分的坚强和一点点运气。
“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一生？”细细分辨，哪个人的生活不是由秘密和谎言堆积而成的？但是，巧妙地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得越好就离真相和本质越远。我宁愿选择笨拙地度过一生。
廖一梅
2011年春
说（谈话录）
引子
我爱过的男孩们都已老了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精美插图
我看着身边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我那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在毕业后还被学校给了记过处分，被师长们视为捣蛋分子，现在却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
现代社会把庸俗生活变成制度，变成时尚，变成广告牌上的美丽画片，我们都曾是不想遵守这个制度的人，但我们已倦于叫喊。
窦唯烧车的事，勾起了我丈夫的愤青情结，把手里的报纸晃得哗哗响，大声地宣称：“音乐圈的人组织签名声援了吗？为什么不？”现在不再有愤青了，大家都很冷静理智地谈论一个人的不理智，崔健发表的声明是经过律师修改的，措辞十分主流，何勇也是。关于这件事大家谈论得太多，我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们都喜欢窦唯，关于他的记忆与我们那热烈的青春有关，那个热爱摇滚、热爱激情、热爱梦想的时代，很多次不买门票混进酒吧，买不起一杯水依然狂欢到深夜。窦唯唱歌、打鼓，那一份对自己的专注一直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他还有一种北京男孩特有的清高和不驯。“黑豹”时期的歌人人会唱，后来的《黑梦》也是人手一盘。
2000年，我给孟京辉写了电影剧本《像鸡毛一样飞》，那是一个关于诗人的故事，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我们都曾经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面对周遭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不适和无能为力，不知该固守自我，还是审时度势，站在永远的风口浪尖。电影剧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反反复复地修改，和一个个投资人交涉。当时一个风头正劲的外国制片人在和我们工作了一个冬天之后，要我们做出选择：或者按照他的意思再写一稿，或者另换一个题材。我和孟京辉考虑了两天，给了他一个他没有想到的回答：既不再写，也不换题材，再见。对于要拍这样一部电影的人，这应该是一个诚实的选择吧。对他说“再见”，可能是这个制片人到中国后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他还特意请我们吃饭，希望再聊聊。饭桌上是尴尬的沉默，沉默地吃，沉默地分手。
《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精美插图
2001年夏天，《像鸡毛一样飞》终于到一个不要求我们作任何修改的投资人。孟京辉忙着物演员。没有一个演员得到大家百分之百的认同，剧组讨论了很多天，不记得是谁提起窦唯，大家忽然豁然开朗——没有谁比窦唯更符合这个诗人的形象了。那时候，他已经离掉了那场著名的婚姻，泼过香港记者可乐，被告上法庭但拒绝道歉。他不再唱歌，他越来越沉默，“不一定”乐队在演出，我常常在下午看到他在后海的酒吧前浇花。
在一个傍晚，我们在后海到窦唯，在紧挨银锭桥的一处桌边坐下，我给他讲《像鸡毛一样飞》的故事，孟京辉给他讲他的设想。他一直听着，一直沉默，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我们只说想请他作曲，他说他和“不一定”正要在全国的高校巡回演出，不知道时间可不可以。我们约好再联络，我和孟京辉都没有提希望他能出演的事，他的样子让我们觉得对他对我们这都是一件太难的事。
最终，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还是决定选择一个职业演员来担任男主角，我们选择了陈建斌。因为片中涉及一段戏仿的歌舞段落需要先期录音，同样出于可操作性，我们请了我们影片的录音师，“清醒”乐队的张阳担任作曲。窦唯没有再打过电话，我们也没有打，我们想当然地
认为他没有表示什么，应该是兴趣不大。
影片已经要公映的时候，一天我偶然走过后海边的酒吧，窦唯从对面走来，在下班拥挤的人潮中，我们一晃而过，我疾步向前走，有人在后面叫我，窦唯从后面追了回来，问我道：“你们想让我作曲的那部电影怎么样了？”我当时的尴尬和不好意思是难以形容的，他不哼声，他沉默，他没打电话，但他并不是不感兴趣，他在等着呢！我语无伦次地回答了他，说电影已经要公映了，我甚至没向他道歉，也没请他看电影，我忽然变得像他一样不善言辞，我匆忙逃掉了。
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后来几次遇到窦唯我都不好意思地躲开了。我觉得我做了不好的事，我在本来可以理解的时候，故意误解了他，或者说我不过是遵循了更公众的方式，这难道不是我在影片里写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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