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７９９１．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９
———论《菊豆》对《伏羲伏羲》的改编得失
牛传琦
（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安庆２４６０１１）
摘 要：电影《菊豆》取材于刘恒小说《伏羲伏羲》，张艺谋提炼出更适合电影表现的故事元素，进行了视觉化表达，但其中也显现了不尽合理之处。借助电影特有的视觉影像表现手段如彩、音响等，电影的主题和意义发生了变异，这源于张艺谋的“强力阅读”，折射出他作为读者的个性化理解和审美趋向。
关键词：《菊豆》；《伏羲伏羲》；改编；意义生成
中图分类号：Ｉ２３５．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９９１（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４７－０５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ｏｖｅｌａｎｄＭｏｖ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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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ｕｄｏｕ；ＦｕｘｉＦｕｘｉ；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文学与电影有着难舍难分的关联性，两者既有共性又差异明显，从文学对电影的作用来看小说是电影的重要源泉，通过对小说的改编或再创作而产生电影剧本并完成影像表现是中外众多著名电影的产生途径。
从小说到电影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转换，因为就两者的本质而言他们分属于不同的艺术类型，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电影是一种视听艺术，两者所依赖的表达媒介分别是文字符号和视听影像。所以改编更是一种对话，通过阅读原作与作者进行对话，充分理解和领会文学作品，并从两者的交集处加以选择和再创作，完成文字向影像的艺术转换，这种转换一旦完成，产生的不仅是新的艺术形式，也是一种对原作新的、个性化的理解，蕴含的意义也与原作不尽相同。
张艺谋的《菊豆》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这部小说更多从性这种人类原始欲望出发来展现人的欲望与伦理和自我内心的冲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表达对命运的思索。作为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的张艺谋也正是看中了刘恒对中国人真实心态的刻画，“我觉得那里面的人物才是中国人，杨天青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他有贼心没贼胆，偷偷摸摸，躲来躲去，负担非常大；心态是扭曲的，压抑的，但他同时又抑制不住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就像被放在煎饼锅上两边煎，两边烤，结果却落得里外不是人。”［１］１７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张艺谋对原作的理解，同时他对电影也有着他自己的理解，电影的编剧虽由刘恒担任，但将剧本完成视觉化表现这一关键环节仍是主要由张艺谋来完成。《菊豆》对原作做了哪些取舍，视觉化表现是如何完成的，改编是否合理，主题和意义发生了哪些变异及其产生
原因，这些都要从具体的细节来加以把握和考察。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０
作者简介：牛传琦（１９８９－），男，山东省济南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小说元素影像化表现中的继承与流变
小说与电影（故事片）在要素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要设置一定的环境，要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去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只是两者所依赖的表现媒介是完全不同的。电影《菊豆》对于小说原作中的要素既有继承，同时又在表现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转变。
１．时空场域
小说中的时间线索与之相关的时代背景十分明确，从“民国三十三年的寒露与霜降之间的某一天”开始直至全国解放、、互助组、公社化等，时间跨度长达几十年，而电影《菊豆》中则把时间背景交代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某山区，避免了宏大政治背景的建构，也创造了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电影中时间跨度也被缩小，小说从杨天青１６岁开始一直到他中年自杀，而电影中杨天青一出场便是年近４０的“老光棍”，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被略去，或许这也源自于两种艺术的结构方式的不同，“小说的结构原
则是时间，电影的结构原则是空间。小说采取假定的空间，通过错综的时间价值来形成它的叙述；电影采取假定的时间，通过空间的安排来形成它的叙述。”［２］６６叙事时空看似更紧凑，但故事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完整性就稍显缺乏。故事发生的地点也由小说中在洪水峪村外的不同地点变为电影中主要集中在杨家染房大院内，小地主杨金山变为染坊主，人物的生存环境被置于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中，人物活动更为集中，同时染房中的彩会带来五彩缤纷的视觉效果，也暗含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２．人物与结局
电影中的人物设置仍是以菊豆、杨天青、杨金山、杨天白为主要的人物形象，但是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却发生了诸多改变。杨金山成了染房主人，他的也与小说中平静利索地正常死去不同，他是被杨天白误拖入红的染池中溺死，而年幼的杨天白看到水中挣扎的杨金山哈哈大笑，这种非正常的死亡看似偶然实则在暗示着一种宿命感。小说中的杨天青是自杀，原因是绝望与恐惧，绝望的是他告诉杨天白自己是他的父亲时，杨天白不仅不信还说他疯了，而菊豆再次怀孕则让杨天青再次面对舆论与伦理的强大压力而陷入恐惧，自溺于水缸中。电影中张艺谋则把自杀变为一次弑父的谋杀，杨天白充当了刽子手，而且和杨金山一样，杨天青同样是死于红的染池中。杨天白在小说中虽饱受痛苦和愤恨的煎熬，但是，“杨天白和杨天黄活得比父亲们强。天白娶妻后性子柔了不少，只是不肯听人提起他的爸爸。他自己也做了爸爸，他很疼儿子。”［３］２９１在电影中，杨天白从小就不笑，反而在杨金山落入染池，垂死挣扎时大笑，并且在杨天青和菊豆偷欢时用石子砸门，表情冷漠阴森。菊豆在小说中的结局十分平常，
她依然平静地活着。而电影中菊豆却在目睹了儿子杀父之后，在绝望与愤怒中，一把火将杨家染房变为火海，自己也生无可恋置身其中。她从最开始的逆来顺受，到逐渐变得敢于追求和反抗，最终以同归于尽的方式做出抗争，也使电影的冲突达到高潮。
３．改编得失
在考察与分析电影改编得与失时当然不能仅仅从与原作的“似”与“不似”，或者仅仅从文学或者电影的单一角度来评判，而是要综合全面地来加以把握，首先电影要具有整体上的辩证统一与逻辑性，符合电影艺术的审美标准，然后再从与原作的关系来考察。张艺谋在电影中对小说的时代背景、具体生存环境与生活场景做了置换，叙事时空更紧凑，有更多的自由改编空间，染坊里的彩变换可以传达不同的氛围，但故事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完整性就稍显缺乏，如天青古怪性格的成因让人稍感唐突，这种设置也丧失了原作中所传达自然的气息，杨天青与菊豆的情感发生与发展都是在田野山谷的自然中，他们的野合也是那种自然原欲使然，所以从太行山区洪水峪山村到皖南黟县杨家染房的迁移也丢失了那种自然的意境与野合的真趣，少了原作中所强调的自然环境中的人性和野趣。人物设置大致相对应，但人物的性格、命运走向却发生了不少明显的改变，如杨天白诡异的笑和他在天青、菊豆偷欢时叩门，这种性格的形成缺乏实际生活环境的支持，显得突兀孤立，更像是一种某种道德或观念的化身，在一旁审视和评判。电影中以火海中的杨家染坊作为结束，戏剧冲突达到高潮，同时也被赋予了原作所不具有的象征意义。这种安排或许可以使电影在视觉效果和对主题的升华方面更加突出，但是其主题和原作已经发生偏离，流露
的是强烈的宿命感和人为制造出的壮烈。张艺谋对于小说原作中元素的继承显示了电影与小说的密切关联，但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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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多地把小说原作当作一个素材。
二、表现手法的艺术转换
小说是主要依靠文字符号来完成叙事的，而电影则主要依靠影像（包括声音）来完成，这是小说与电影最明显的区别。小说家使用的符号系统具有抽象性和随意性等特点，文字表达可以更加自由灵活地叙述、描写、抒情、议论，其能指与所指可以具有多种对应关系，而影像符号则更加直观可感，基本为“所见即所指”，除此之外彩、音乐、对话等也是电影中常用的表现媒介。
１．叙事方法
在小说《伏羲伏羲》中，刘恒一开始叙述叔侄两人接亲的场景，然后倒叙了天青的身世。电影则是从天青牵着骡子回到杨家染房开始，并未采用“蒙太奇”的手法回顾天青的身世，而是由邻居之口几句带出杨
金山与天青的关系，此后电影一直是平铺直叙。小说中明确的时间年份在电影中被模糊化，小说里描述的空间背景也被主要限定在了杨家染房大院内。在小说中叙事的时空相对于电影限制是较少的，叙述故事时情节之间的联结转换有更多的自由，电影受时长所限，必须尽量截取典型的画面组合来达到叙事目的。电影《菊豆》对于原作中的故事情节和场景进行了删减和筛选，在表现时间快速推移时就是通过演员造型、衣服彩的变化和演员的替换来表现的，开头天青牵着骡子回家与结尾菊豆置身火海通过长镜头的运用来延缓叙事的节奏，渲染气氛营造戏剧效果。
在叙事视角方面，电影《菊豆》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原作中刘恒是以小说中最常见的全知视角来叙述，充分交代时间、地点、展现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与本相。而电影更大程度上是在围绕菊豆这一人物形象来展开，采用内视角来展开叙述，菊豆的遭遇、追求、反抗，直至最后菊豆与杨家染房在大火中一起毁灭。内视角会使观影者产生更大的兴趣，留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引人入胜。同时视角的变化也必然会导致叙述中心的偏移。
２．视觉表现
在视觉表现方面，电影除了对话之外还可以借助于光影变换、彩、音乐还有镜头的视角和运动等手法，来传达出导演的许多审美倾向与意义所指。《菊豆》中的彩运用是颇具特的，这也得益于张艺谋在空间营造时将地点选在染房中。人物的造型和服饰也十分讲究，菊豆出场时身着粉上衣与天青首
次碰面，表现出一个年轻女子的活力，在染布时换为黄象征了她内心的萌动，在向天青哭诉杨金山的兽行时变为蓝，惹人怜爱。在杨金山被医生宣布瘫痪时，菊豆又身穿大红衣服和天青对酒言欢，凸显了两人内心的喜悦。随着剧情的推进和时间的推移，菊豆青春不再，剧情转悲，衣服也变为暗调的黑或青灰。染池里的颜和染布颜也在关键的场景中起到渲染气氛的作用，天青和菊豆第一次性爱时，红的染池和布匹，暗示着两人似火的激情与欲望冲动。而在杨金山被天白误拖入染池和杨天青被天白扔进染池的场景中，染池里的颜均为红，这时血一样的红又像是象征着危险、恐怖，而在杨金山试图杀死杨天白时，染池为蓝，给人以阴郁神秘之感，可是反讽的是，天白躲过了这次危险，反而是杨金山丧命于那个染池中。死去的杨金山衣服同样为蓝，似乎也在预示菊豆和天青两人悲剧命运的到来。除彩运用之外，电影还通过镜头的仰角逆光来拍摄菊豆染布晾布的场景，菊豆和天青性爱后的阳光穿过悬挂的布匹，给人以绚丽的视觉感受。电影中还采取了音响手段来营造气氛，开始时埙的背景音乐，挡棺时的唢呐锣鼓声和埙的背景乐，杨天青在面对婶子被杨金山折磨虐待时的画外音等都收到了很好的气氛烘托之效。
３．改编得失
张艺谋在《菊豆》中充分展现了他对电影艺术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故事性和情节性的完全依赖，使改编更符合电影艺术的特点。叙事时空的改变不仅避免了抗战和相关政治运动背景的干扰，同时相对封闭的空间结构不仅易于画面拍摄也给人以压抑和逼仄之感，传达某种象征意义。同时充分利用电
影中画面构图、光影、彩、音响、镜头的视角和运动等手法都调度参与到表意的过程中来。光影彩的不同反衬的是人物心理的变化和情绪的消长，比语言描述更加直观可感。音响配乐的采用则给人听觉上一定的冲击，直接表现情景的氛围。电影一开始长镜头的运用，不仅放缓叙事节奏，也给人足够的思考想象空间。内视角的采用，给人更多想象空间，悬念更足，但是这样也将叙事的中心和主角限定了，不是像原作中要审视的“人”，更像着重表现“女人”。有些表现手法是小说无法比拟的，比如彩的充
张艺谋简介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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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 牛传琦 小说与电影的艺术转换与意义生成
分运用的确收到了很好的视觉与表意效果，但是这种转换带给我们的更是一种审美思维模式的改变。
三、“强力阅读”后的意义生成
编导们要想把小说搬上荧幕，首先需要对小说进行阅读和领会，但“阅读作为一种艺术有赖于对那被阅读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期待，这样，为了阅读一首诗，你就必须首先对诗是什么或能是什么有一个观念”［４］２５４４。所以编导们的阅读是一种带有很强目的性的“强力阅读”，“因为强力阅读决不会问：我能正确地理解这首诗吗？强力阅读知道它对一首诗所做的一切全是正确的。”［４］２４１阅读的过程
实际是与原作作者的“对话”，而导演们在阅读原作时则会更加有目的性，因为他们还在同时与当下现实和未来的观众发生“对话”，以这种“强力阅读”为前提的影视改编一旦完成，必然会有诸多不同于原作的意义生成，而改编生成的电影作品实质是导演基于原作的一次自我的创造性表达。就电影《菊豆》来讲，它整体所呈现的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等意义远远不只是刘恒在小说《伏羲伏羲》中所表达的那样，而这正是张艺谋“强力阅读”之后对小说原作所做的个性化理解与表达。
从整个叙述的视角方面，影片主要是以菊豆的人生轨迹为主线来展开，菊豆成为主角，而刘恒曾说到：“《伏羲伏羲》的主角是男人，是命不济的男人！”［５］２２４张艺谋在东京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他一般总喜欢把影片人物放在强烈的外界压力之下，形成尖锐的冲突与对立，而妇女在封建社会所受到的压力显然更大于男人。他认为女性更能集中反映这种矛盾和冲突，其实这种突出女性的做法在《红高粱》中已露端倪。影片的名字也未采用《伏羲伏羲》而是直接以女主角的名字菊豆来命名，一方面突出了女性在影片中的分量，二是避免采用《伏羲伏羲》显得过于晦涩难懂。这样一来影片的整体就更像是菊豆反抗父权与封建伦理道德，并且敢于大胆追求爱情，热情执着，并且在许多场景中菊豆是更为主动，起着主导作用的，比如在杨金山出门去给骡子看病后，她对天青的主动，她的多次提议和天青远走，告诉天白天青是他的亲生父亲，以及最后放火与杨家染房一起毁灭等，都显示了张艺谋对于女性的凸显，可以说是从女性的命运反抗男权意识而进行的女性主义改编，这种对原作的改编虽不乏社会意义，但抹杀了原著中超越人类的神秘主义和宿命感，丧失了从更高层次上对人性俯瞰的机缘。
从影片中也可以感受到张艺谋对于父权宗法制的理解和凸显。无论是在小说原作中还是在电影当中，杨金山都是父权威严的拥有者，在小说中是小地主，在电影中是染房的主人。电影中却更多通过许多颇具仪式感的场景来表现杨金山才是生死仪式的实际主持人，比如天白起名的仪式，几位杨家长辈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坐在中间，其他族人都列席两边，场面严肃又足够隆重，无非是为了渲染伦理制度的强大威严，凸显菊豆和天青两人面临的压力和折磨。而杨金山在被吊在空中目睹天青菊豆公然亲热时，首先是向背后的列祖列宗的牌位祷告求助。在天白突然喊杨金山爹时，杨金山痛苦流涕，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才是天白名义上的父亲。这也使天青和菊豆痛苦不已，在天白３岁生日宴会上，天青抑制不住内心的煎熬，痛哭流涕。杨金山死后杨天青和菊豆要进行七七四十九回的拦路挡棺，通过这种仪式以示天青的孝心和显示两人的清白，这个场景除了渲染父权和伦理的强大威严之外，也显示出张艺谋刻意强化对民俗场景、民乐等的展现，表达他对民间文化张扬的立场，而这些场景的加入也必然导致整体风格的变异，给人以不同的观感。
从小说到电影，也显现出几点瑕疵。如电影中流露出明显的因果报应彩和宿命轮回的观念，未能体现原作挖掘人性的深度。开始菊豆被杨金山折磨得生不如死，这似乎使得菊豆和天青的结合赢得观众的同情和理解，但这种行为却又为他们以后遭报应埋下伏笔，同时电影中更加渲染了菊豆对杨金山的报复行为，而她和天青所遭遇的报应则是通过添加拦路挡棺的民俗场景、天白的怒目相向，以及天白的第二次弑父来加以强化，这也是革命的结果和代价。天白的两次弑父是小说中没有的，这是张艺谋对于原
作中“俄狄浦斯情结”夸大渲染，增加电影的悲剧彩，造成更强烈的冲突效果。影片在菊豆与杨家染房的共同走向毁灭的大火中结束，也再次传达张艺谋要表现的反抗的主题。
通过具体情节场景的分析，可以看到在电影《菊豆》当中有许多全新意义的产生，而这些都是源于张艺谋对于小说原作《伏羲伏羲》“强力阅读”和个性理解。有些意义的传达的确是对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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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补充与对接，但有些却缺乏对文学精神的引纳，未能体现原作的思想深度而流于平庸。
结 语
可以用布鲁斯东的那句话来比喻小说与电影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会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
伸。”［２］６９
张艺谋将《伏羲伏羲》改编为电影《菊
豆》正是这种比喻的具体诠释，电影《菊豆》也就不再是电影版的《伏羲伏羲》，而是折射着作为读者的导演张艺谋的个性化审美取向的作品，可以说这是从“人”文学向大众的电影转变的过程。小说原作中的元素在电影中有取有舍，张充分注意到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叙事与表现方式的区别，尽可能合理地筛选故事情节，充分发挥电影的视觉表现优势，完成两者的艺术转换。电影毕竟是编导基于文学作品阅读后个性理解的产物，其中必定有导演的个性化认知、表达和诠释，全新意义的生成也自然而然。电影《菊豆》虽有些许瑕疵，但瑕不掩瑜，整体而言是一次富有启发性的改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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