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爱情”模式的盛行
叙事行为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获得实现的，不同的环境制约着观众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敏感点。电视剧有不同的类型，每一种类型都对应着一种心理原型，“当某种神圣的原型被反复讲述，就会导致原型的类型化、故事化”。①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早期的“革命小说”中就盛行过“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只是那个时代文学中的“革命”虽然神圣，“恋爱”却更是春光旖旎，因而“革命”在许多时候被置于“恋爱”的陪衬的位置。在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红经典文本中，受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文学观念的制约，爱情无法得到充分的展现，“恋爱的甜蜜固然能在‘十七年’文艺作品中露脸，但必须服从于革命的需要。这就是说，这个时期的革命者的恋爱描写，革命主人公对爱情的态度，多是非常的‘克制’，革命者虽然对私人感情高度克制，但最美好的爱情最终会属于革命者，这几乎是一个公式化的修辞手段”。②在战争的岁月里，在革命的浪潮中，英雄承担起社会的责任，拯救将倾的世界，同时又赢得革命的爱情。爱情与革命
、正义与事业与太多的社会政治语义合拍，这是文艺创作的一个主旋律，也是读者、观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模式。
“革命+爱情”故事的浪漫和恢宏，曾经是那样地感动过几代人，其魅力至今不衰。曾几何时，《刑场上的婚礼》（1980）这种革命的豪迈和血浪漫让我们唏嘘不已，周文雍与陈铁军的爱情故事，流传了半个多世纪，他们短暂的婚姻始于刑场也终于刑场，然而他们的爱情却没有终止，在革命理想的浇灌中升华、永生。《激情燃烧的岁月》（2002）剧中硝烟弥漫的战场，激情四溢的情场，更衬托着凌空高蹈的理想，这一战地浪漫曲像一团滚烫的火焰点燃了人们心中对于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向往。尽管硝烟炮火的革命战争岁月离我们渐行渐远，尽管社会主义初期跑步建成共产主义的幻想证明不过是一个神话，可在我们内心深处，因为受到过这种文化的洗礼，我们无法抛却红的激情而选择更加理性的思考。时至今日，这种叙事模式依旧成为红文本创作中的金科玉律。
“革命+爱情”模式的突破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视剧创作开始了主旋律娱乐化、世俗化的过程，出现了主流话语与商业话语的融合与渗透，人物的类型化和叙事的模式化是其通用的法则。新世纪以来，主
旋律电视剧产生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主旋律电视剧创作不断开掘新的题材、不断丰富思想内涵、不断创新艺术表现手法，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新的主旋律电视剧获得了更多“主流”观众的认可，主流价值观的成功之处在于达成革命历史讲述与去政治、去革命化的都市年轻主体之间的和解。“这不仅在于革命历史故事到了某种有效讲述的可能，而且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所出现的以革命历史故事为代表的左翼讲述和对左翼文化的否定而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叙述之间的矛盾、裂隙获得了某种整合或想象性的解决。”③
由当红明星邓超、殷桃联袂领衔主演的36集电视连续剧《延安爱情》，以彭登科与苏贞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讲述了1938年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古都北平，出身封建家庭的大学生彭登科追随心仪的进步女青年苏贞奔赴延安，在革命圣地，这对年轻的革命新人在信仰与爱情之间曾犹豫彷徨但始终坚持理想，历经生死考验、灵魂再造和情感升华，逐渐走向成熟，最终天各一方地守住了这份一生一世的爱恋。剧名“延安爱情”道出了这个剧的独特与丰富，它既有革命的壮怀激烈，又有爱情的缠绵悱恻，在大革命时代下、残酷战争的炮火中，爱情屡遭伤害却依然顽强坚守，更显纯真和美丽。
《延安爱情》作为一部“革命+爱情”叙事模式的主旋律作品，同样表现出革命者对私人
情感生活的高度克制和延宕，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必要的“考验”。通过了重重“考验”，美好的爱情才能作为胜利的“奖赏”，最终呈献给革命信仰的最坚定分子。这样的叙事策略，一方面，符合当时意识形态对革命事业与个人感情生活之关系的秩序要求，另一方面，也暗中呼应了革命者最终获得美好情感的浪漫想象。在红文本中，最优秀的女性最终接近谁，将她的爱情献给谁，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而是预示和代表着何种政治力量的胜利，由此看来，苏贞把她一生的炽热、勇猛、隐忍、无怨无悔的爱锁定在彭登科这个坚定的革命者身上，就不足为奇了。
“从普罗普开始的叙事学研究发现：故事的数量虽然在理论上是无限多的，任何一串事件都能连成一个故事，各不相同，相去甚远，但仍能从中发现几个固定的格局。”④人们在已知的期待中观赏完一部又一部大同小异的电视剧，故事总以大团圆的形式结局，无论是实体的完满还是精神的回归，留给观众的都是一个完结。然而《延安爱情》的结局并不是观众所期待的“有情人终成眷属”，因而令观众扼腕叹息，感到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如此结局不合逻辑，观众在观赏过程中所形成的阅读期待没有得到满足。编剧俞白眉在解释这种处理时表示：作为一部主旋律剧，更愿意把这个爱情定义成异常残酷的战争状态下的爱情，所以这个爱情非常艰难，天各一方、隔岸相望这种表达也比较客观，也是试图还原当时的历史。电视
剧叙事，必须尊重一个民族的欣赏习惯和精神需求，挖掘观众的心理，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
“革命+爱情”模式的改写
一部影视作品中，对于女性角的安排和使用是意味深远的。“在常规的主旋律电视剧中，女人也是视觉奇观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只不过在意识形态挂帅的电视剧中显得更加隐晦而已，甚至为了区别出作品的非情意味，对女性角进行政治功能性的使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类使用女性形象的主旋律作品中，使用漂亮的女性，还是遵从了最普通的欲望：观众喜欢看美丽性感的女性。”⑤《延安爱情》的女主演是身为军人、擅长演出军旅戏和主旋律作品的当红女星殷桃，这无疑为该剧增加了许多看点。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是很少缺席的，但影视剧作中的众多女性形象并不是女性表达真实自我的舞台，只是一种以男性视角建构的女性形象，是社会化了的女性期待。在之前层出不穷的红文本中，男性英雄形象通常作为革命的先驱者与引路人出现在作品中，《白毛女》、《红娘子军》、《青春之歌》等经典作品无不如此。
《延安爱情》剧中的苏贞与以往主旋律作品中的女英雄、女家属和女众是存在很大差
异的，她作为该剧的女主角，虽然她为了革命也割舍了很多女性化的东西，比如情感、家庭、亲情、爱情，但她并没有因此丧失女性的魅力，也没有因此变得冷漠无情。苏贞不再是一位楚楚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被拯救的女性形象，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她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清晰的判断，她果敢、倔强、仗义、痴情，在革命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在浪漫爱情分与合的考验中经历了成长，并走向成熟。但在这里她不再依靠彭登科的引领，不再依赖男性的拯救，相反，却是彭登科追随着她，奔赴延安，走上革命道路，谱写革命爱情。他们在延安这个革命大熔炉中走向成熟，终于真正领悟了革命爱情的真谛。
姚桃 《延安爱情》剧中的女主人公苏贞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女孩，正是因为她的独特，让富家子弟彭登科一路追随，至死不渝；苏贞是个有智慧有胆量的女孩，剧中苏贞的出场极具神秘彩和传奇彩，在日本入侵北平的特殊年代，冒着生命的危险，公开打出“抗日”的标语，不是每个爱国学生都可以做到的。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捕，对第一次见面的彭登科灵机一动的“强吻”，令人讶异；苏贞是个倔强的女孩，她常常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去做一些危险而伟大的事情。也正是由于她的倔强，令她不断地犯下一些小的错误，通过实践中的探索和磨炼，也使苏贞逐渐走向成熟；苏贞还是一位行侠仗义的女孩，不论是对同学，还是对战友，义气的苏贞都是难能可贵的。而这个义气到有点“傻气”的女孩，也令观众一次次地为她
揪心、叹息。苏贞和彭登科的爱情，是这部剧的主线，两人从偶遇，到情不自禁地相互吸引，再到迫不得已地分离，令不少观众唏嘘不已。战争年代的爱情是奢侈的，但是那种专一的感情却令观众向往至极。
“革命+爱情”模式是我国影视剧创作中的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已经相对成熟，但依据观众接受的“陌生化”原则，需要对这一经典模式不断突破和创新，电视连续剧《延安爱情》正是在这一点上完成了一次有益的尝试。
注 释：
①张兵娟：《电视叙事与女性主义叙事批评》，《河南大学学报》，2005（6）。
②余岱宗：《革命的想象：战争与爱情的叙事修辞》，《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3）。
③赵实：《电视剧创作百花齐放主旋律电视剧产生广泛影响》，《人民日报》，2008年2月28日。
④潘若简：《电视剧的叙事神话》，《电影艺术》，1995（2）。
⑤郝健著：《中国电视剧：文化研究与类型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杜剑峰为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陈坚为北京联合大学讲师）
编校：董方晓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