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简介
罗伯特·耐尔·海尔布罗纳，是美国制度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生于1919年3月24日，1940年以最高荣誉成就奖毕业于哈佛大学，1963年获得美国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名校。因脑疾不治，于2005年1月4日在曼哈顿去世，终年85岁。他曾任美国经济协会执行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副主席，还曾是《纽约客》、《纽约图书评论》、《不同政见者》和《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在海尔布罗纳的职业生涯中，他先后出版了20余本著作，包括：《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1953，本书出版后再版6次，被转译为24种文字，发行量达300万册）、《作为历史的未来》（1960，被转译为5种文字）、《美国资本主义的局限性》（1966）、《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1970）、《企业文明的衰落》（1976）、《对马克思主义的赞同和反对》（1980年）、《经济学的秘密》（1982）、《资本主义的性质和逻辑》（1985）、《21世纪的资本主义》（1993）、《经济社会的形成》（1992，已出第10
版）、《美国的转型：1600年以来》（1994）等。
二、相关书评
该书原名《世俗哲人——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在这里，“世俗”作“经济”解，“哲人”的意思即是“思想家”。作者之所以称这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为世俗哲人，是由于这些经济学家把“人们一切活动中最富于世俗性的欲望——追求财富——包含在他们的思想方案之中”。作者认为这一点正是思想家中“最高明的，最引人入胜的”见解。
《世俗哲人》最早出版于1953年（当时海尔布罗纳还是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这之前，从来也没有人借助于富有启发性的历史、历史人物传记和令人感兴趣的纪实来尝试撰写经济思想史话。在作者看来，思想不只是一种结果，更是一种过程。每种经济学思想都并非横空出世，在其背后有着深刻和有趣的来龙去脉。但在常见的经济学说史读物中，却往往只有干巴巴的作为结果的经济学流派介绍和理论阐释。而海尔布罗纳的《世俗哲人》却基本上抛弃了传统的写作风格，通过思想家的时代、生平等生动地展示了经济学思想的产生过程。本书是经济学说史方面的一本颇具参考价值的读物，现在是西方不少大学经济学说史方面的所谓“标准著作”。它既有思想解剖，又有历史陈述，是一部杰出的著作，颇值
得一读。
本书着重介绍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欧文、傅立叶、圣西门、马克思、凡勃伦、凯恩斯、熊彼特等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对各经济思想家的主要学说，如斯密的市场分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李嘉图的分配论，马克思的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等均有详细的评述。
纽约时报对这本书的书评是这样的：“如果有一本书回应了一个迫切的需要的话，那么一定是这本书。这里有所有大众读者想知道的经济知识，这本书是由一位拥有化繁为简这个少有的才能的人写成的，并且这本书体现了这位蓬勃的作者的强烈活力和写作技巧。”
三、内容简介
本书共分为十一章，除了第一章《导言》、第二章《经济革命》和最后一章《在经济思想的幕后》外，分八章介绍了亚当·斯密、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空想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维多利亚时代和经济学的地下派、索尔斯坦·凡勃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约瑟夫·熊彼特的时代、生平和思想。最后一章颇为值得一读。
在第一章《导言》中，海尔布罗纳指出，这本书写的是少数几位博得奇特声誉的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比之许多政治家的光辉业绩，往往具有更大的决定性意义，比之敌军的出入国境，往往更加使人心慌意乱，比之国王或立法院的出于善意或出于恶意的法令，往往具有更加有力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影响舆论，会动摇人心。这一些注定要改造世界的人物尽管形形，尽管他们对世界的见解各不相同，尽管他们的著述内容驳杂，但是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特性，那就是共有的一种求知欲。大经济学家的信念是这样的，将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关的线索，织成一条壮丽的花毯，从足够远的距离来看，可以把这个五光十的世界看成一个有秩序的行列，使一片嘈杂的喧嚷转为声调和谐的大合唱……经济学家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以后，一个平淡无奇的、混乱的世界，就变成了个有秩序的社会，就有了它自己的意味深长的生活史。经济学家所耿耿于怀的，也就是本书的主题，就是从事探索社会史的秩序和意义。所以本书就是对足以塑造历史的那些思想的一次观察历程。
接下来海尔布罗纳探究了为什么远在法老时代以前，人类就为经济问题而奋斗，若干世纪以来，产生了不少哲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和政治家，却独独没有经济学家这个问题。在第二章《经济革命》中，作者通过对比我们自己历处的世界存在得还要早、存在的时间持续得还要久的那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经济学家的出现，既不需要，也不可能）的探
索，为大经济学家的产生设置了一个背景。本章开始谈论的是生存问题，这是个自从人类从树上爬下来以后就要面临的问题。但是，人类的生存得依靠其同胞这一事实使生存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在早期文明社会，只有两种方法来防止人类间的合作被破坏——传统和命令：传统即是指对各种不同的和必要的工作，按照惯有的风俗习惯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命令是指由最高当局用高压手段使社会所需要进行的事务得以完成。只要问题是用“传统”或“命令”的方法来处理的，就决不会产生所谓“经济学”这一特殊研究领域。经济学家要等到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三个方法发明以后才会出现，就是“让各个人（只要他遵守着一个主要的指导原则）做他认为对他说来最适合的那种工作，社会借此即得以持续存在”（该书第12页）这个新奇策略，也就是市场制度，使经济学家得以应时而起的，正是对生存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微妙而困难的解决方式。
在第三章《亚当·斯密的奇妙世界》中，斯密通过《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把他所获得的——世人一直在搜寻的——印象，如实地提供给他们。严格说来，它并不是“有独到之见”的著作。在斯密之前，有一大批观察者——洛克、斯图亚特、劳、孟德维尔、配第、坎蒂隆、魁奈和幕后之王演员表休谟等等，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和他所看到的世界相差无几。斯密从他们那里也有所汲取，在《国富论》中提到的作者有百人以上。但是别人只是
在这里钓几条鱼，那里捕几只虾，而斯密的网却张得很大；别人所澄清的只是这一点或那一点，而斯密所说明的却是全景。所以《国富论》虽然并不具有纯粹的独创性，但无疑也是一名作，是一杰作。
斯密是这样为社会构造一个永久存在的事态的：“社会就像一系列连锁的数学命题那样有规律地、必然地从开始一直向上进展。试探性的市场机制，从任何起点开始，先使劳动和资本在各种用途中的报酬归于均等，务必使所需求的那些商品按正确的数量生产，还得保证商品的价格，通过竞争，不致脱离生产成本的范围。事情并不到此为止，因为社会是动态的。从起点开始，就发生了财富的积累，由这一积累所导致的是增加生产便利和扩大分工。到此为止，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出于积累的结果，当资本家为新厂物工人时，会使工资提高。工资提高后，进一步积累时就会觉得无利可图。体系势将陷于止步不前状态。但是，工人使用他们的高工资时，会在使死亡率降低的情况下抚养他们的孩子。因此工人的来源将增加。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出于工人间的竞争，将再次压低工资。这样，积累就可以继续下去，又一次盘旋上升将重新开始。” （该书第57-58页）由此可见，斯密论述的是市场经济的两个规律：追求私利和竞争，这两者之间相互作用，达到平衡，使社会和谐。同时可见，斯密还看到了两个更基本的、根深蒂固的演化规律在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积累规律和人口规
律。
随后讲到的是与斯密开创的乐观前景截然不同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预测，并且成功地将当时的乐观看法变成了悲观看法，他们主要讲述的是分配问题，所以看到了阶级间的对立与冲突，但是并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这就是第四章《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预测》。作者首先戏剧性地描述了这样两个背景与经历千差万别的人：马尔萨斯是个院士，却关心现实生活中的事务，李嘉图是个经商的，却成了个理论家；这位从事商业者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马尔萨斯收入无多，却为有钱的地主辩护，李嘉图是个富翁，后来他自己也成为大地主，却同地主的利益作对。他们之间展开了在一切有关方面的争论，当一个人出版著作或发表文章时，另一个人就会攻击它。尽管如此，他们却是很要好的朋友。李嘉图给马尔萨斯最后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 （该书第78页）。马尔萨斯在一个脚注中指出，“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
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该书第94页）
书中接下来讲述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李嘉图的阶级对立学说。在题为“论人口原理和它对社会进步的影响”的文章中，马尔萨斯认为，人口会超过一切可能提供的生活资料，从而社会远不是在上升到更高水平，而是会在一个绝望的陷阱中被抓住，此时人类的生殖欲望势必把他们自己猛力推到仅仅足以生存的边缘。人类走向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一方是成倍增加的人口，而另一方则是个不管怎样勤奋努力也不会感到富余的食物存量。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阐述了所有的人一齐登上“进步的多级扶梯”的社会理论的终结。与斯密相反，李嘉图所看到的是这个多级扶梯对不同阶级会发生不同的效应，有些人（地主）会得意洋洋地扶摇而上，直到顶端，而其他人（工人）则才登上几级，即被踢回到底层。更糟的是，使这个扶梯移动的人（资本家）并没有随之上升，而从中得到充分利益的那些人一无所为却坐享其成。这里还要把这个隐喻更推进一步——如果你仔细看看正在登上顶峰的那些人，你就会看到，他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在扶梯上要觅得一个安全处境，就得不断展开猛烈的斗争。
一些改革者要说，如果情况如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所说的“如果听其自然，则社会将沦为人间地狱”，那么，我们将努力抵抗社会的这种自然倾向。第五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梦幻》的三位主人公分别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含有太多的理想和空想成分。其一，罗伯特·欧文，他负责的新-拉纳克绝不仅仅是行善而已。他野心勃勃，怀有为全人类谋福利的想法，他想借新-拉纳克的成就来测验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的生活是受环境支配的，如果能改变环境，人间真正的乐园即可成为现实。欧文要求的是改造世界，别的人只是有力或无力地从事写作，发发议论，他却是个一往无前地要将改革付之实施的人，尽管实践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却在观念上为后人留下了有希望的人生观——除了人自己之外，还有谁来制造环境呢？世界并非必然是好的或者不好的，要视我们努力到什么程度而定。其二，伯爵圣西门，他所宣告的是这样一个理念——一个人如果要分享社会的成果就必须工作，所以应当受到社会中最高报酬的是一切类型的劳动者——工业家，懒汉的所得应当最少，但是事实恰恰相反——那些做得最少的，得到的最多。所以圣西门提议，把金字塔摆正。其实圣西门所宣扬的不是一次革命，甚至也不是如我们所了解的社会主义，而是对工业作用的一种赞美，是对劳动社会中懒汉获得不成比例财富的抗议。其三，夏尔·傅立叶，他认为世界已经无可奈何地陷于瓦解状态，不过他提出了明确的对策，从最琐碎的细节着手，把社会组织成若干“法郎吉”，
即由一些大型旅馆构成的组织，布置有点像欧文的合作村。总之，他们都是些极其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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