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幕后功臣李达夫人王会悟
作者：杨飞 李盈
来源：《世纪桥·纪实版》2011年第04期
        李达——称为“理论界的鲁迅”
        王会悟——“中国共产党第一任保卫部长”
        他们是唯一一对参与中共“一大”的红夫妻，他们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了大量的工作。
       
        一
       
        1920年夏，怀着“寻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理想，李达由日本回国。回到上海后，他立即前去拜访陈独秀。当获悉陈与李汉俊正在组织成立共产党后，李达欣然接受陈的邀请加入其中，
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八位（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发起人之一。为了工作方便，李达住进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他还以留日学生理事的身份，担任了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也正是在学联工作的历史机缘，李达结识了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工作的王会悟，由此谱写了中共党史上的传奇篇章。
        王会悟1898年7月8日出生于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平民家庭，其父王彦臣是一位晚清秀才，思想很开放。所以王会悟从小没有缠过脚，并被允许进入父亲执教的私塾读书，还被允许外出求学，接受新知识、新思想。而王会悟学习十分刻苦，先后入省立（嘉兴）二中师范科、湖州湖郡女塾（今湖州二中）学习。
        在湖郡女塾学习期间，王会悟一边刻苦学习英语，一边做清洁工和兼职教师。她每天早晨都要独自朗读两个小时英语，为的是能取得优异的成绩，并出国留学报效国家。王会悟还阅读了大量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她曾勇敢地用白话文给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写信，表示赞成其白话文，拥护革命的主张，表达自己决心为民主自由而战的豪情壮志，并得到了陈独秀“胆子大”、“多读点书”的复信鼓励。
        1919年五四运动后，于湖郡女塾学成毕业的王会悟带着对妇女独立解放的渴求来到上海，后经上海学联介绍参加了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担任理事。王会悟待人热情，工作负责，思想进步，深得会长徐宗汉（辛亥革命元老黄兴夫人）器重，被委以文秘工作之重任。第二年，王会悟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她思想进步，又是青年团成员，遂被陈独秀邀请参加其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期工作。
        当时，学联跟女联在工作上有些联系。一个偶然的机会，李达在徐宗汉家里结识了王会悟，对其产生了好感。随着接触的增多，李达乐观大度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和坚定的革命信仰，令王会悟敬佩不已，而眉清目秀的王会悟知书达理，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加之“其作为新时代女性，具有饱满的革命热情和强烈的求知欲”，也深深打动了李达。“一个才华横溢、高瞻远瞩，一个峨眉宛转、胸有文墨”，两人在工作交往中迸出了爱的火花。1920年下半年由徐宗汉做媒，他们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渔阳里二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朴素简单的婚礼。婚后第二天，王会悟就开始帮李达发送文件、通知，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二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等发起，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书记。上海“共产党”是我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实际上也是中共发起组，它的成立有力推动了全国各地建党工作的开展。随后，王会悟便协助李达积极联络在全国其它地方筹建的共产主义小组，共同商讨制定《中国共产党宣言》。
        不久，陈独秀应陈炯明之邀出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事务繁忙，便把上海共产主义早期组织“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而李汉俊则因党务经费、组织原则等问题同陈独秀发生冲突愤而辞职，遂由李达代理书记。因此，当1921年6月初，在共产国际支持下，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一致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便成为“一大”的具体筹划者，他遂把安排各地代表住宿地方、开会地点及其它一些事情交给妻子王会悟去办理。
        李达曾向王会悟讲述过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他说：“现代中国首要的事情，是要组织共产党，这样才能真正搞起革命来。”李达还说，无产阶级的革命必须要有一个政党，一个坚强的组织，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就要开始了。这些话曾让王会悟思索很久，也进一步坚定了其革命信念。此时，看着心中期盼已久的党就要成立了，王会悟欣喜若狂，她开始以十二分的精力，投入到组织分配的任务中来。
幕后之王演员表        当时，反动政府视共产主义的传播为洪水猛兽，如何在中安排好“一大”的会址，成为王会悟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同志们的安全，她曾想把“一大”会址安排在自己的故乡——嘉兴乌镇，但王会悟转念一想，乌镇是个小地方，一下子去这么多陌生人肯定会引起注意。当王会悟把这个提议同李达商议时，李达也认为不妥，随后上海发起组开会亦未通过此提议。
        看着“一大”开会时间日益临近，而会址还没确定，李达心急如焚。这天，他又与李汉俊商议会议地点。双眉紧锁的李达向李汉俊说出了心中的忧虑，李汉俊沉思良久，说：“那到我家里开会吧”。李汉俊所说的“家”，其实是其兄李书城的家。当时，李书城带着警卫赴湖南主持讨伐湖北军阀王占元的军务，老夫人回了老家湖北，其公馆内只剩下李汉俊、薛文淑、年幼的李声韵(李书城女儿)及一名40多岁的厨师和一个30多岁的安徽籍保姆。
        李达考虑到李书城家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它位置偏僻，附近荒草丛生，行人稀少，觉得可以考虑。李达经与王会悟商量后，认为李书城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若以其“大官”身份作掩护，李宅用来开会无疑是最佳选择。随后，李达和王会悟将此建议上报上海发起组讨论，亦得到批准，中共“一大”的会址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是参会代表们的住宿问题。王会悟在李达的帮助下，几经选择，将眼光投向了与李公馆紧邻的私立博文女校。博文女校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后改为蒲柏路，今太仓路127号），学校不大，仅有一百余名学生。
        据党史专家考证，该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一段时间，后于1917年来到上海，担任博文女校校长，并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而王会悟又曾是徐宗汉的秘书。”李达与黄绍兰也认识，李汉俊与黄绍兰及其夫黄侃皆有同乡之谊，李汉俊的嫂子——李书城的续弦薛文淑当时还是博文女校的学生。
        基于以上考虑，王会悟在取得李达同意后，前往博文女校到黄绍兰，说：“有个学术
团体要在上海开个学术会议，想借用你们的校舍”。有了李达、徐宗汉、李汉俊的多层关系，加之当时正值暑假，学校基本空着，黄绍兰遂爽快地同意了。于是，王会悟便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借了三间教室。为便于代表们打地铺，王会悟还在李达支持下买了几张席子。
        对于这段史实，“一大”代表包惠僧曾有如下回忆：“付了两个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黄兆兰(黄绍兰)校长接洽的。在暑假中仅有一个学生，房子很多，学校里没有什么人，很清静。我们住的是楼上靠西的三间前楼……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靠西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是住在靠西的一间……除了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靠东一边的几间房屋当时是空着的。”
        参加过中共“一大”的陈潭秋也曾回忆说：“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楼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来了九个临时寓客（即、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笔者注）。楼下女学校，因为暑假休假，学生教员都回家去了，所以寂静得很，只有厨役一人，弄饭兼看门。他受熟人（即王会悟，笔者
注）的委托，每天做饭给楼上的客人吃，并照管门户。不许闲人到书房里去，如果没有他那位熟人介绍的话。他也不知道楼上住的客人是什么人，言语也不十分听得懂，因为他们都不会说上海话，有的湖南口音，有的湖北口音，还有的说北方话……”
       
        就这样，王会悟与李达相互支持，先后解决了开会至关重要的会址和代表住宿问题，为筹备召开“一大”正式建党做出了特殊贡献。
       
        三
       
        1921年7月23日夜晚，上海望志路上的一幢老式石库门小楼前，“随着黄铜门环轻声叩响，那扇黑漆大门悄然打开后，便常有一位‘女仆’模样的清秀女子探身而出。这位‘女仆’就是为这次庄严聚会整日忙碌的王会悟。她受丈夫兼此次会议筹备人李达之托，颔首迎接一位位
陆续而至的客人。”待最后一位代表到来后，在李达、王会悟等人的精心准备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上海望志路106号李公馆隆重开幕。
        在第一天的会议中，代表们就“一大”的会议任务和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7月24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了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至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负责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方案，接着于27、28、29日又连续召开了三次会议。整个开会期间，王会悟都担任保卫工作。
        至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一个穿灰长衫的陌生男子不顾王会悟的阻拦，从虚掩的后门闯入窥探。他四处窥视后，谎称错了地方而退出门外。机敏的王会悟对这一情况感到怀疑，想起李达的嘱咐，她立即告诉坐在靠门口的杨明斋，杨明斋当即将这一情况翻译给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他于1921年初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此时马林正在发言，当听到杨明斋的翻译后，凭着长期积累的地下工作经验，马林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用手击桌连称此人可疑，可能是敌人侦探，建议会议立即中断。随后，代表们便在李达、王会悟的带领下分别从
前后门迅速撤出李公馆。
        果不其然，那个神秘男子正是受雇于法国巡捕房的侦探。他名叫程子卿，绰号“黑皮子卿”，是黄金荣的把兄弟，曾利用黄的关系进入巡捕房，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据事后的分析表明，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被作为“赤分子”而受到严密监视，所以他在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到上海之后，密探们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且因当年的外国人在上海数量并不多，他还一连几天进进出出李公馆，7月23日便引起了程的注意。另外，也有学者指出：“日本警视厅在6月就得到了会议要在上海召开的情报。尽管这份情报没有标示来源，但其最可能的来源应是上海的机构或个人，其间也掺杂着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情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