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教师观及其现实意义(一)
韩愈教育思想最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师说》中,在该文中,他提倡尊师重道。
(1)尊师原因:首先,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先知传后知的过程,教师闻道在先,在教学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学生要学知识,就应该尊师重道。其次,“天地君亲师”,师道体现君道,能尊敬师长,就能效忠皇帝,这是他提倡师道的深层原因。最后,还有社会原因,安史之乱后,国运转衰,儒学失去了宣传阵地,佛、道宗教势力膨胀,韩愈提出尊师重道来维护儒家的道统,重振儒道,抵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总之。尊师即卫道,“道”是封建道德的最高境界。
(2)教师的任务:“传道、授业、解惑。”传授儒家仁义之道,讲授儒家六艺经传和古文,解答学生的疑问。传道是首要任务,授业和解惑是过程与手段。
(3)以“道”为求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韩愈提出的学无常师、唯道是求的观点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有积极意义。
(4)建立合理的师生关系:“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师生的关系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相互为师。只要闻道在先,
术业有专长者,皆可以为人师表。学生向老师学习,但不必迷信和盲从老师。韩愈强调师生关系在道和业面前是一种平等关系,师生关系可以互相转化,这是对维护教师绝对权威的师道尊严思想的一种否定。这种含有辩证法和民主平等的师生观,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确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韩愈的《师说》是我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既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又强调师生相互尊重与学习,提倡建立平等的师生观,这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独特之处。
韩愈的教师观及其现实意义(二)
一、韩愈的教师观
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被明朝人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师说》中以其丰富的学识、卓越的胆识提出了骇世惊俗的师道观。韩愈的教师观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存师卫道”。它从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述了其教师观,提出了卓越的见解。
首先,韩愈对老师的作用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他突破了一般人对教师作用认识的局限,从“授
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受业”,扩大到“传道”“解惑”,明确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全新界定。在他看来,既能做经师,又能做人师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他将“传道”放在“受业”“解惑”前面说,表明他把教学生做人比做学问看得更为重要。韩愈心目中的老师不是一般官学老师,也不是学业启蒙老师,而是学有所成的人。他在“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者也”中,明显流露出了对浅薄之师的鄙夷与嘲讽。
其次,韩愈提出的择师标准体现了一种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针对上层“士大夫之族”的门第观念,他明确主张“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种全新的师道观是一种石破天惊的新观念,开拓了为师者的广阔领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坚定的信念。从师即是学道,惟“道”是问,凡是闻道者无论贵贱长幼都可为师。这种能者为师的择师标准表现出一种谦逊的学风、不耻下问的胸襟。韩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的感慨是沉痛的。因为远远超过一般人的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而远远低于圣人的普通人却“耻学于师”,也因此才有“圣益圣,愚益愚”的不幸结局。
再次,韩愈提出了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观。他认为“圣人无常师”,即有学问的圣
人从来没有固定的老师,甚至可以向根本比不上自己的人学习。他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韩愈从“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客观事实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崭新观点,这种转益多师、教学相长的师生观闪耀着朴素的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
最后,韩愈提倡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精神,鼓励青年从师勤学。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社会背景下,学生李蟠好古文,不拘于时,“能行古道”,韩愈嘉许之。他收李蟠这样“好古文”的学生,表现出敢为人师的反时俗的勇敢精神。韩愈对当时士大夫中流行的“耻学于师”的现象深恶痛绝,对一般浅薄的士大夫之族“聚而笑”的丑态予以辛辣的调侃。他主张做大学问,鼓励青年从师勤学,深入研究。“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中流露出了对浅尝辄止、不深入研究的人的蔑视。他认为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强调一个人要着力于“业精”、“行成”,即在学业上做到“精”,在品德上要做到“成”。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
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老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视,非圣人之旨不敢存”,“口不绝吟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二、韩愈的教师观的现实意义
唐代杰出的文学家韩愈在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为提倡师道,抨击当时佛教盛行,教育遭受摧残,学生“耻于从师”,教师“惧为人师”的时弊而写下的《师说》一文,虽只有五百多字,但言简意赅,说服力强,感人至深。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不仅在当时十分新鲜,就是在今天,仍富有现实意义。
(一)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韩愈在《师说》中开篇即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说明“从师而学”是古代的优良传统;而当时的现实社会却弥散着“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是与传统背道而驰的。
的确,一个民族要获得文明,一个人要得到知识,都离不开教师的作用。自古以来,为了后
代的健康成长,不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呕心沥血,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们的地位和学问一向为人们所尊重,他们的事业为历史所传颂。尊敬教师,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盛行尊师风气。那时由于孔子的倡导,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教育事业得以发展,人们对教师也就愈来愈尊重。孔子不但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而且是人们所崇敬的“至圣先师”,后来更成为世代称颂的“万世师表”。
关于尊重教师地位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学者有过很多的论述。成书于西汉的《礼记·学记》就提出了“师道尊严”的概念:“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2在先,孟子根据《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的说法,把君和师并列起来看待。荀子更进一步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将天、地、君、亲、师相提并论。荀子还阐述了教师在国政中的地位,他说:“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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