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卷第2期
江 南 社 会 学 院 学 报Vol.7No.22005年6月JOURNA L OF JIANGNAN SOCIA L UNIVERSIT Y J un.2005
试论刘勰的史学观
Ξ———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
石天飞
(广西大学中文系，广西南宁 530004)摘 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从分析《史记》体例入手，高度评价《史记》“虽殊古式，而
得事序”，反映出其撰史“得事序”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刘勰认同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称赞了司马迁《史记》的“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为撰史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刘勰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主张“依经”、“附圣”、“尊贤隐讳”，这又使他的“直笔”原则大打折扣。
关键词: 刘勰;《史传》；司马迁;《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1026(2005)02-0071-05
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对我国晋以前史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对有代表性的史书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修史主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之专篇。对于《史传》所体现的刘勰的史学观，学者多有研究，或客观地罗列、解释《史传》的观点，或将之与古今中外各史家进行比较，研究得比较深入了，但另一面则显得较为凌乱琐碎，使人不易把握。本文提取《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得事序”、“实录无隐”这两点重要的评价，从深层次上分析论述刘勰对于撰史的“得事序”基本要求和“实录无隐”原则。
一
刘勰高度评价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认为“得事序”是撰史的基本要求。
刘勰评价《史记》:“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
式，而得事序焉。”①“得事序”既是刘勰对《史记》叙事艺术的评价，又是刘勰对撰史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历史
事件是纷繁复杂的，牵涉到历史发展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材料，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有条理，即“得事序”，这关系到史书的结构问题，主要的是史书的体例问题。
“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在《史记》的纪传体之前，中国史书先有“记言”、“记事”两种，之后出现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史书，其中有编年体，如《春秋》、《左传》，贯串其间的纲是时间；有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实行分国纪事，以空间构筑其结构框架。而司马迁《史记》采用的则是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由于记言《尚书》和《国语》、《战国策》不是具有代表性的史书，刘勰在《史传》中主要评述了编年体及其代表作《左传》、纪传体及其代表作《史记》。
对于编年体，杜预在评《春秋》时云:“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经时系年，所以系远近，别同异
也。”[1]刘知几《史通・二体》在评《左传》时谓其:“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事，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编年体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一则可以清晰展示历史发展脉络，集中展示某些重要事件的发展过程，反映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使读者便于考见一时代之大势；二则可避免事件重复记述的出现，不致使人因此迷惑。所以刘勰在《史传》中说:“丘明同时，实得微
Ξ①见《文心雕龙・史传》，文中未说明者同，不一一标注
收稿日期:2005-02-24；收修改稿日期:2005-03-22
作者简介：石天飞(1977-)，男(壮族)，广西南宁人，广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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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这是对左丘明和《左传》的赞扬和推崇。
但编年体也有其固有的短处，刘知几《史通通释・二体》认为：它或“纤芥无遗”，或“丘山是弃”；清代章学诚也说：编年体“能径而不能曲，凡人与事之有年可纪，有事相触者，虽细如芥子必书，其无言可纪与无事相值者，虽巨如泰山不得载也。”[2]近人吕思勉《史学四种》认为：编年体的另一个短处是“朝章国典，无所依附。”[3]由于只按时间罗列历史事件，而无纪传体之“书”、“表”等体例以作整体的涵盖、总结、展示，故有此说。编年体的最大一个不足还在于，对于一些跨年度的大事，它不得不在不同的年份里作记述，如此一来所记事件就不够集中，其前因后果就不容易明了。对此,《左传》的作者很有创造力，想到了较好的办法加以弥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晋公子重耳流亡这一历史事件，前后跨度二十几年，如果严格按编年顺序加以记述，那就会显得凌乱而不集中，但作者大胆、巧妙地把这一时跨多年的重大复杂历史事件，集中在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中一起叙述，从而使事件本身更清楚明白。《左传》这个弥补编年体不足的方法，实际上是带上了《史记》纪传体的彩。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弥补的手法,《左传》在记述历史事件上是清晰有条理的，即是“得事序”的。
《史记》采用的纪传体，以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体的互相配合，恰恰使纪传体避免了编年体琐碎而存弃不当、朝章国典无所依附、大事因时而隔这些短处。
“《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太史公自序),“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4],《本纪》、《世家》、
《列传》的人物传记，在本传中以编年方式集中记述了人物主要生平事迹，反映其历史作用，而将其次要事迹放在他传中加以记述，使人物形象、性格更为完整、突出；同时克服了编年体把跨年度大事分隔开来的不足，方便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如《项羽本纪》，作者先述其身世，后选取其一生经历的大事如杀宋玉、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乌江自刎等，既有序而清楚的联贯记录了历史事件，又展现了项羽的英雄性格和悲剧命运；同时将项羽的一些性格缺陷、所犯的一些错误放在《高祖本纪》等篇中记述，使项羽的形象更完整而突出；如果按《左传》的体例，他的事迹就会因时间因素被别的事件分隔开，从而其事迹不够联贯，项羽的悲剧英雄形象和历史地位也会有所减弱，读者对其失败的原因也不会有清醒的认识。如《史传》所云:“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在刘勰看来,《史记》由于采用了纪传体，不仅使人物事迹更清楚明白，还克服了《左传》记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的不足，将各个人物彼此区分开来，个性鲜明，详细而容易周览，被后代史学家们普遍效法。
但由于不是全书以编年纪事,《史记》的人物传记也存在不便展示历史发展的脉络、不便展示某些重要事件发展过程的不足；而且,“朝章国典”、一些不足单独立传的事和人又如何处置?
首先，司马迁在“本纪”人物传记中，采用的是编年的方式。这是取编年之长，使事情一串而下，清楚明白，是对纪传体时间性不强的一个有利补充。其次，作书、表以补之。“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太史公自序)。八书，即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曰:“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一些影响国家的大事件，作者专书述之以为补充，显示出它们对于一国之纲常，国家发展之重要性。如《封禅书》，看似重迷信，但司马迁曰:“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这是什么意思呢?《封禅书》具言古之祀典，尤其是秦始皇、汉武帝之大事。既是大事就不得不记，记之，意在讽也:“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河渠书》记水利，水利是两汉经济富强的基础，可见司马迁之深意。《平准书》言食货，叙商贾，与今之重经济是一样道理的，读之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经济问题的看法。八书大大补充了纪、传、表之不足，把当时之政治、经济、人物、礼乐等更为全面深入地呈现给读者。
至于“表”，司马迁云:“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太史公自序)。“谓事微不著，须表明也”(三代世表)。“表”的作用，其实也是取编年体以时间为序之长处，将大小历史事件分门别类，以时为序，使朝章国典有所依附，让人一目了然。如《六国年表》，乃“因《秦记》，踵《春秋》，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读之会对秦国的历史和人物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又
如《秦楚之际月表》，我们读其序则会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人的历史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览其表则当时各大小事件得以知晓。对于“表”，刘知几《史通・外篇》云:“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五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纪年月……使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浦起龙曰:“揆之史法，参以时宜，亲若宗房，贵如宰执。传有所不登,
名未可竟没。胥以表括之，亦严密得中之一道哉!”[4]均道出了“表”的作用。赵翼也认为表与纪传相入为
出，互为补充:“凡列侯、将相、三公、九卿、功名表著者，既为立传。此外大臣无功无过者，传之不胜传，而又
不容尽没，则于表载之。作史体载莫于是。”[5]这些都是较为切中肯綮的评价。
《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同时为了克服自身的固有缺陷，其“本纪”编年为序，其“表”亦以时间为序，分类记述大小历史事件，结果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上，既有点(人物)、又有线(时间)，又有面(书、表)，既能细致地展示具体的生活场面，也可宏观地展示历史的纵向进程；由此,《史记》虽然所记时间空间更大，所记事件、人物更多更繁杂，但它仍处理得井井有条。《史记》的体例，是司马迁在总结《左传》编年体优劣之后的改进和创造，它虽“殊古式”，但在“得事序”方面有其自身的长处。
事实上，在刘勰对《史记》纪传体“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的评价之前，班彪就称赞司马迁“善述序事理,
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后汉书・班彪传》)。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亦云:“自刘向、扬雄博极
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班彪、班固以及刘向、扬雄在“得事序”这一点上，都是对司马迁极为赞赏的；但他们都只是对此进行简单肯定，并未进行具体分析。而刘勰在《史传》中，则从分析史书体例入手，来说明其“得事序”的特点，对史书“得事序”的基本要求进行了强调和深化，最后对于“得事序”之法作了进一步总结:“至于寻繁领杂之术……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编年、纪传体各有所长，但也各有所短:“以年为序，姓氏不彰，言行不显；以传为
次，则先后无序，年月不明。”[4]以故后代的史家们不断地想要创出新的体例，欲集两者之长而除其短，如
“纪事本末体”，但客观上说均没有较好的办法。
二
刘勰认同我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称赞了司马迁的“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为撰史的原
项羽评价则；但由于“依经”“附圣”思想，又使其“直笔”原则打了折扣。
最早用“实录”来概括《史记》记事特点的是扬雄《法言・重黎》:“太史迁实录。”而对于是否“隐”，孔子《春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赞扬了董狐，首倡“不隐”之书法。刘勰在《史传》中则引用了班彪(字叔皮)的观点:“实录无隐之旨……叔皮论之详也。”需要指出的是,“实录无隐之旨”并不是班彪《史记论》的观点，而是班固的观点，出自《汉书・司马迁传赞》:“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勰在《史传》中将班固的观点误认为是班彪的观点，其原因应在于《汉书・司马迁传赞》中多数观点来源于班
彪的《史记论》(详见《后汉书・班彪传》)。在《史传》中，刘勰则在称赞司马迁《史记》时总结前人的评论，将
班固等的说法概括为“实录无隐”，并从理论上将其上升到了撰史的原则。
首先，刘勰指出了史书的作用，阐明了史书的撰写目的，以主张“实录无隐”。《史传》云:“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彰善瘅恶，树之风声”,“世历斯编，善恶偕总”。史书的作用在于表彰好的，如忠臣良将等；批判坏的，如乱臣贼子，融会贯通百家著作，使之长久流传，表明盛衰兴废之理以为借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
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使一代之业迹如日月般永存，如《河渠书》赞武帝治河之功,《封禅书》述封禅之愚，等等。之后唐代刘知己《史通・直书》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史书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史学家责任重大；而能否做到“实录无隐”，将决定史书所产生作用的大小和好坏。
其次，中国古代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也影响了刘勰，得到刘勰的认同和称赞。“辞宗丘明，直归南董”，刘勰认为史家记事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早在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不畏权势，如实记载了“赵
盾弑其君”之事(见《左传・宣公二年》)。而齐国的几位太史以及南史氏更是为直书而将生命置之度外:“太
史书曰:‘崔抒弑其君。’崔氏休养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
策以往。闻既书私有，乃还”(《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而关于司马迁著《史记》，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
云:“司马迁作《皇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降匈奴，下迁蚕室。”《
三国志・王肃传》亦云:“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就是当朝皇帝，也不对
3
7第7卷 石天飞：试论刘勰的史学观———以《史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评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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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imes Feature of Moral Integrity
J IA O Zhong-dong
(Chines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310028,China)
Abstract:People have been taking the moral integrity as the significant criterion for judging a person’s moral characters.However,the times feature of moral is usually ignored.During the alternation of the ages Yuan hao-wen and Qian qian-yi had different options on politics,but both of them had political ble
mishes in their records.When the descendants especially people in Qing Dynasty commented on them,Yuan was regarded to“keep his integrity”while Qian“lose his integrity”.It’s true that they varied in characters and were influenced by the times.Obviously,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moral integrity characterizes the times rather than a timeless criterion for people.
K ey w ords:Yuan hao-wen;Qian qian-yi;Moral Integrity;Times Feature;Historic Context
[责任编辑：晓 春]
(上接第7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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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u Xie’s Conception of Historiography
S HI Tian-f ei
(Chinese Department Guangxi University,Nanning Guangxi530004,China)
Abstract:In Wen Xi n Diao L ong・Historical B iography,Liu Xie,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examples of Historical Records,had a high opin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that though different from the ancient style it was arranged in order reflecting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composing history.On the one hand, Liu agreed with the ancient historian’s traditional method of wielding the pen to record the truth and praised “faithfully record without hiding”in Historical Records written by Si Ma-qian,theoretically he even took it as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ng history.On the other hand,deeply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Liu advocated the ideas———“stick to Confucian classics”and“respect virtuous talents and gloss over the awkward facts”, which fell short of a requirement for his principle“record the truth”.
K ey w ords:Liu Xie;Historical B iography;Si Ma-qian;Historical Records;Faithfully Record without Hiding
[责任编辑：晓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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