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这个词，到底怎么来的？
目前所见日本人较早谈“金融”的文章，有明治八年（1875）九月三野村利左卫门所上《金融ニ関スル建言書》（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这个建议书多次谈及“金钱融通”，并说当时日本国内“金融壅塞”，恰如人体血液停滞。“金融”显然是“金钱融通”的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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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组词“金融”一词问世后，在日本广泛使用，后来逐渐流入中国。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在中国做了很多调查工作，出版的书中多有“金融”一节。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在翻译引进。较早出现“金融”一词的中国书，有1898年出版的《皇朝经世文新编》，书中《德国公司总数考》系翻译日本作者的文章，其中说“德之金融会社纸币发行银行三百五十九所”。同年《湖北商务报》第十八期刊有《论正金银行兼营日清贸易金融机关事宜》，注明译自《时事新报》等等。这些零星散见的“金融”，都源于日本人的文章，属于借用的日语词。（对“金融”一词在日本产生、流传的过程及词义变化，可参见艾俊川《“金融”与“银行”丛考》，《中国钱币论文集》第六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年）
那么，最早使用“金融”一词写作的中国人是谁呢？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六期开辟问答专栏，回答读者的问题。一位“东京爱读生”提问：“日本书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国以何译之？”
梁启超答道：“金融者，指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惟值字仅言其性质，不言其形态，于变动涨落之象不甚著，且省称银值，尤不适用于金货本位之国。日本言金融，取金钱融通之义，如吾古者以泉名币意也，沿用之似亦可乎？”
他的解答简明扼要，可惜并不准确。“金融”是“金钱融通”之义不错，但“金钱融通”并非“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金钱融通”指通过借贷等业务形成的货币交易和流通，“金银行情”则指货币相对于商品的价格。严复译《原富》中的“金银本值”，在亚当·斯密原作中是“values of gold and silver”，省称“银值”的是“value of silver”。“金融”在十九世纪对应的英语词是“circulation of money”和“money market”，二者不是同一概念。虽然如此，梁启超仍是现在知道的第一个论及“金融”的中国人，而且他认为“金融”胜于严复创造的“同义”新词，不必翻译就可直接沿用，可以说为“金融”在中国流行打开通道。因为梁启超和《新民丛报》在引进日本词语、创造中国新词方面影响巨大，如果当时他另造一个新词，说不定后来就没有“金融”什么事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金融”是个简单的词，为何提问者看不懂，回答者梁启超也没看懂？究其原因，“金融”虽由汉字组成，却是一个纯粹的日语词，仅凭汉字难以理解其意义。
首先，“金”是日本货币本位。中国使用银本位，凡与货币有关的词多用“银”字构成，如“银行”“银票”等，仅看“金”字，未必会联想到货币。其次，“融”在汉语中很少单独使用，“融通”的意思，汉语和日语也大不相同。
汉语中“融通”主要见于佛学和理学著作，指融会贯通，在思想上与佛或圣人合为一体，与金
钱搭不上关系。
不过两个字翻过来的“通融”一词，有时与银钱有关。“通融”词义复杂，可以指贯通融会，也可指商量、变通、协洽、统合等等。除此之外，“通融”还带有“互通有无”“以丰补歉”的意味。在官，常指各地方或部门之间挪借钱粮。如清乾隆《钦定授时通考》卷四十八记雍正帝谕旨：“朕君临万方，普天率土，皆吾赤子，一省米谷不敷，自然接济于邻省，有无相通，古今之义……倘各存偏向本省之见，不肯通融接济，则朕办理甚难。”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二十一《解部减成减平留川待拨折》：“将历年扣收减成减平银两随时通融挪凑，勉强支持”。这也是清代“通融”最常见的用法。在民，有时是“借贷”的代名词，如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卷四《请筹议备贮书》：“地方绅商无通融借贷也。”又如无锡人廉泉在光绪末年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侄自来沪上，缓急之需，向恃祝兰舫处通融。”（《历史文献》第二十辑，295页。）这类“通融”虽指银钱借贷，但只是具体行为，无法指称整个货币市场或货币运行。
“融通”在日语中表示货币运行的状态，在汉语中却与货币无关；“通融”虽然可以帮助理解“融通”，但“金钱融通”是一个超越了具体行为的抽象概念，二者并不同义；将“融”字抽出与“金”字组词，“金”在中国又不是货币。如此“金融”，也就难怪中国留学生看不懂，甚至在日本生活有年、博学多闻的梁启超也一时读错了。
1903年，再次有中国人撰文讨论“金融”问题，这就是发表在《浙江潮》第三期上的《中国金融之前途》一文。作者无逸，应是浙江留日学生。
文章的标题下，有双行小注“金融者，金银之融通也，以金银流通于市面之谓”，准确解释了词义，也道出当时留学生大多仍不了解“金融”真义，更不用说国内的人了。
《中国金融之前途》起首即云：“金融者何？实业之元素，生计之胚胎也。是故金融不敏捷，则各实业之资财，皆将成为废物而无可利用。”在这一认知高度上，作者对比了中国和外国金融业的差距，指出外国银行大肆进入中国，必然导致中国在融资、贸易乃至货币发行等方面遭受重大损失，呼吁中国特别是浙江发展自己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这篇长达十页的文章，也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人撰写的金融论文。
《浙江潮》虽是中文杂志，但由留学生在日本编辑出版，和中国本土刊物有所不同，因此还不能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是“金融”一词在中国流行的开始，此后中国书报中也少见“金融”的身影。直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金融”突然大量在《申报》中出现（一年里使用13次），标志着它成为一个汉语新词。
来源：金融时报 记者艾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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