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中的鸿篇巨作，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既没有全盘照搬《三国志》中史实人物形象；也无法完全跳出历史框架，任由小说家随意挥洒和想象。而是通过对史实的解构与重塑完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交融，使小说跳出了历史冰冷残酷的现实，用忠义代替胜负作为历史的最高评判标准，实现了道义美学的救赎。
关键词：三国演义；人物形象；解构；重塑
作者简介：吴凡（1991.5-）男，汉，湖北武汉人，兰州大学萃英学院，人文萃英班2010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15-0046-02
一、解构与重塑的文学定义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讲史性的百年情节小说，其对史实的把握既不能“亦步亦趋”，也不能“大相径庭”；因而其对人物事件的写法多是采取站在制高点式的“宏观叙事”，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的视角是宏观的、俯视的，不会深入探究人物内心的细腻处。因此，小说中鲜明的个性类型是必需的，甚至于只有“脸谱化”的人物才能突显出三国演义这样一部充满战火硝烟的战争小说的刚性和烈性，做到“一人有一人性格，个个不同，写来甚是好看”[1]。然而历史不同于文学，人物的真实性格呈现复杂化和多元化，因此就需要对史实中的人物形象进行适当的修改，使其符合小说人物脸谱化的需要。但是作为历史小说，人物情节的设置又必须谨守主要的历史结构。这就要求作者对史实的改造“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就像是大厨烹调，必先得庖丁解牛一般，将原有成体系的原料一一肢解为各种原料，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因此罗贯中在许多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采用了对史实的“移花接木”和“断章取义”，使得三国人物脱离了冰冷残酷的史学范畴，获得文学艺术上的升华。
《三国演义》主要通过“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两类方法完成了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建构：
其一是“断章取义”，即对人物史实形象资料的删节，符合小说中人物脸谱塑造需要的史实就加以吸收，相冲突的就加以删减。
其二是“移花接木三国演义人物简介”，即对人物史实形象资料的嫁接，将不同人物的性格符号按照小说中对人物脸谱的设置而加以归类。
下面就这两点具体举例分析。
二、《三国演义》中对史实人物形象解构与重塑的例证
（一）对史实的“断章取义”——汉献帝反抗性格的弱化
汉献帝本是一位非常聪颖的末代皇子，相比东汉末期自安、顺、桓、灵昏庸软弱的诸帝，汉献帝确有中兴汉室的才干。《后汉书·献帝纪》中记载了几件事足以看出汉献帝的见识与才能，一是初平四年九月献帝殿试儒生，以成绩分别任官，予以薪俸粮资，使得衰败已久的朝堂讲学之风得以恢复。而此时献帝尚处于李傕、郭汜等西凉军阀的控制下，自身安危尚且不保，而能想到恢复儒学以保存国家的师道尊严，实属难能可贵。再是兴平元年时，司隶校尉所属三辅地区遭遇大旱，以至于“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命御史开太仓放粮，救济灾民。但死者有增无减，于是献帝敏锐地察觉到有司没有认真执行诏令，最后当堂验证，确是如此。能在末世中心念百姓，又能敏锐地察觉到有司对诏令执行的问题，由此可见献帝本
不应是亡国之君，只因时势如此，无可奈何；“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2]所言非虚。
但这些并没有被罗贯中摘入《三国演义》，相反在《演义》中除了第三回“议温明董卓叱丁原，馈金珠李肃说吕布”，在十常侍杀何进，少帝与陈留王出逃时，罗贯中曾昙花一现的描写献帝的聪慧与胆略外，小说大篇幅的都是在描写献帝懦弱和胆怯。特别是在迁都许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后，《演义》有意的挑选曹操杀伏皇后和董妃以及曹丕篡汉等汉献帝悲苦与无奈的历史片段，加以艺术性的想象和发挥，成功使得献帝懦弱和胆怯的脸谱化形象深深根植于读者心中。
其实即使在迁都许昌后献帝也没有甘愿成为曹操手中的傀儡，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最明显的是曹操于建安元年即公元196年迎献帝于许昌后，献帝早有反扑曹操的计划。《后汉书·献帝纪》记载：建安元年“冬十一月，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四年春三月，袁绍攻公孙瓒于易京，获之。将军董承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是汉代重要的中央武官之一。《后汉书·百官志》载：“将军，不常置。”后引刘昭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又《后汉书·百
官志》：“自安帝后政治衰败，始以嫡舅耿宝为大将军，常在京都。”刘昭补注引蔡质《汉仪》：“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前、后、左、右，皆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师兵卫，四夷屯警。”由此可见，车骑将军地位虽在大将军、骠骑将军之下，但掌握军权，特别是在东汉安帝以后，车骑将军多以外戚担任，常驻京师，逐步掌握京师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朝廷的“首都警备司令”。曹操知道此要职的重要性，因此在迁都许昌之初就自封为“行车骑将军事”。而在建安四年，袁绍攻灭公孙瓒，成为曹操集团心腹大患，汉献帝趁曹操专心于袁绍而对内松懈之际，技巧性地将曹操的行车骑将军一职取消，而改自己的心腹董承为车骑将军。意在削弱曹操在京师核心地区的军事实力，从而逐步夺回曹操的兵权。这是一次在逆境中较为成功的军事冒险，也充分显示出了汉献帝对时局的把握能力和成熟的政治技巧。但这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被罗贯中悄悄掩去，在《演义》中荡然无存，只留下了虚弱无力，充满悲剧彩和理想主义而毫无成功希望的“衣带诏”，喻示着汉献帝这一末代君主软弱、无奈和悲剧性的一生。
汉献帝人物性格的弱化主要是为了以汉献帝的无辜与软弱反衬出曹操的奸诈与霸道。《三国演义》通过对“汉献帝”这一小说叙事中的次要人物的“牺牲”，成功使得董卓、曹操等主要人物形象“奸臣”脸谱化成型，使小说中以曹操为首的“奸佞”集团得以建立，从结构上推动了
小说情节的发展。
（二）、对史实的“移花接木”——刘备“枭雄”形象的颠覆
刘备在《演义》中是典型的仁义、敦厚的形象，而在《三国志》中却一向有着“枭雄”的名声。《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备诣京见权，瑜上疏曰：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三国志·蜀书·刘巴传》：“璋遣法正迎刘备，巴谏曰：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内也。”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有识之士眼中，刘备是颇有政治野心的“枭雄”、“雄人”，其性格与行事作风与曹操是不相上下的，这和《演义》中那个忠厚、大度的刘皇叔相去甚远，为此罗贯中对史实做了外科手术式的细微处理，通过“移花接木”、使得刘皇叔忠厚、仁义的脸谱成型。
《三国演义》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 何国舅谋诛宦竖”写道当张飞得知督邮因刘备没有行贿而阴欲将其沙汰时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将督邮“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一连打折柳条十数枝。”刘备得知后，“急喝张飞住手……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小说这一段耳熟能详的描写，将张飞的莽撞和刘备的忠厚、仁
慈表露无遗，特别是“猛张飞”的脸谱形象已经初步成型，而刘备以德报怨、雍容大度凸显仁者之风。但事实上鞭笞督邮的并不是张飞而是刘备。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灵帝末，黄巾起，州郡各举义兵，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弃官亡命。”由此可见怒打督邮的并不是猛张飞，而是小说中雍容大度的刘皇叔。但是为了区别刘备与张飞的脸谱，小说将怒鞭督邮的主角活生生的派给胡须环眼的张翼德，从而保全了忠厚仁义的刘备。
在刘备与孙权争夺荆州问题上，罗贯中也通过偷换概念，技巧性地对刘备的形象做了细微的调整。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3]而在《三国演义》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中也描写了相似的场景：“瑾满面羞惭，急辞下船，再往西川见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见玄德，哭告云长欲杀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极难与言。子瑜可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将《三国志》中的“凉州”改换成“东川、汉中”，看似无关紧要，实际上却与刘备人物脸谱有着密切关系。刘备刚刚攻下成都，占领了除了汉中外的益州本部地区，当时是建安十九年，而刘备取得汉中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也就是说刘备攻取汉中就用了
近五年时间，更何况当时已为曹操重兵把守的凉州！由此可见，《三国志》中刘备的这段话纯属信口妄言，不过是毫无根据的搪塞之词，极尽枭雄本；因此孙权勃然大怒以及之后一连串的蜀吴矛盾也都情有可原，无形中使得刘备集团在道义上陷入被动，成为了“借荆州”事件的主要责任方和肇事者；这样不仅不利于小说中刘备忠厚仁义脸谱形象的成型，也不符合小说尊刘抑曹，以蜀汉为正统的叙事框架。而罗贯中将归还荆州的条件由虚无缥缈、毫无可能的凉州换成极有可能也已成为刘备集团下一目标的东川、汉中，就微妙的解除了刘备在道义上的缺失，也暗示将蜀吴矛盾的责任推给了孙权，从而维护了刘备完美的仁君形象。
三、解构与重塑的目的和意义
解构与重塑史实人物形象的具体意义可归纳为两点：
其一，《三国演义》对史实人物形象的解构与重塑使其跳出了历史“成王败寇”的叙事结构和评判法则；而将“忠义”定为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在历史史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对人物形象强化与弱化所形成的对比，重塑出以忠义和奸邪两个人物阵营。譬如突出献帝的懦弱以反衬曹操之奸邪、狡猾；以张飞的疾恶如仇体现出刘备的宽仁大度。从而突显出胜利者的道义缺陷和失败英雄的不朽形象。
其二，《三国演义》通过对人物形象的脸谱化归类，使蜀汉集团的中心人物逐步“漂白”，成为在人格上和言行上无可挑剔的忠义典型、道义完人，从而改变了《三国志》以曹魏为中心的正统史观，使蜀汉成为与残酷的历史现实相抗衡的美学力量。譬如刘备枭雄性格的颠覆就为构建蜀汉政权正义性和悲剧性的特质奠定了基础，撑起了整个小说的叙事框架。
朱光潜曾说：“对于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是没有悲剧。”[4]三国史就是一部悲剧史，是以正统与忠义一方的失败而告终的；而《三国演义》就是一部悲剧小说，体现了三国史的悲剧彩，但同时也具有作为悲剧小说的“抗争性”。罗贯中面对一千多年后，蜀汉正统终为历史波涛所吞噬，以及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姜维等等如此多的忠义英雄辅助蜀汉却无力回天的憾恨，以《三国演义》的小说美学对历史的无情进行抗议和救赎；以逆笔写天命，通过对史实人物的解构与重塑，完成了《三国演义》这一道义美学的救赎。
参考文献：
[1]、罗贯中. 三国演义会评本.陈曦钟 宋祥瑞 鲁玉川 辑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2]、范晔.八家后汉书集注.周天游 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陈寿.三国志.[宋]裴松之 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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