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天，区别何在？
杨鹏兄的“《上帝在中国》源流考”这本书确实非常精彩，把中国知识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揭示出来了，对于我们探讨中国文明的根本属性及基本结构，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一向是比较重视“天”这个维度，我在《华夏治理秩序史》一书中专门写到这部分，那部书第一卷就叫“天下”。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个世界理解为“天下”？一定跟天有关系。如果没有天，怎么可能叫“天下”？杨鹏兄这本书能让整个知识界对天、还有上帝，在中国文明中的枢纽性地位，有一个更充分的认知。
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我要跟杨鹏兄讨论的问题是，上帝跟天有很大的区别。正好有成熟的宗教供我们对比讨论，我用两句话开始讨论。首先是《圣经·约翰福音》中有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其次，《论语•阳货篇》中有一章，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里孔子讲了两遍“天何言哉”，以此强调了，天不言。这两段话，至关重要。它们说明了，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就是言还是不言。这是三闪族宗教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根本区别所在。（编者注：西方三大
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源出闪族。闪米特人，又称闪族人，《圣经》中诺亚长子闪的后裔。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
中国绝地天通后 神不再言
在中国文明中，上帝和天同时存在。中国人后来基本上倾向于天的崇拜，而不是上帝的崇拜。这个过程曾经有过很多次反复，这个反复不仅仅是在商周之际，在五帝时代就有。《尚书》中有一篇“吕刑”，《国语》中“楚语”，都讲到中国文明发生的过程中，有过一系列至关重要的事件，叫“绝地天通”。重要的是，“绝地天通”不是一次，而有多次。文献中至少记载了两次：一次发生在颛顼时代，另一次是尧，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到尧舜时代，自觉的中国起步时，基本信仰是天的信仰，而不再是上帝的信仰。大约到了夏商之际，又有一个反复。到商周之际，又有一个反向的反复。
可以说，这种反复昭示了人类文明的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神人杂糅，一种是神人两分，就是“绝地天通”。古人提出的两个命题，可以作为我们分析整个文明形态的基本范式。 神人杂糅的本质是，神可以言，神和人可以对话。绝地天通的基本含义是神不再降临于人间，神不通过某个人显现自己，其根本正是神不再说话，这是核心。“天何言哉”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的
共识，如庄子、韩非子、老子，还有其他诸子，都曾说过“天不言”，孔子讲得非常清楚。
西方上帝的本质是言
回过头看基督教，上帝的本质就是“言”。《创世纪》一开始就说，神说要有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等等，反复出现“神说”。我特别注意到摩西和上帝的一段对话，摩西对神说，我其实是一个不善言的人，特别不会说话。上帝说，那怕什么，我让你能言。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情景，对于理解这两种文明形态特别重要。
由此我们可以对两个文明类型推测出一系列的结论，也可以理解中国经典中的很多描述。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从这两句话的描述可以看出，上天有两个感官，一个是听，一个是看，但没有嘴，不说话。在中国经典中描述的上帝多是看、听，而不说话。《诗经》里讲的上帝，基本上是“监临”，从上看下来，基本上不说话。所以，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信天和信上帝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信仰，尽管他们都是最高的，但完全不同。而上帝和天的根本区别在于，言还是不言。
天不言 人要依天而生以观天道
由言可以直接看到一个结局，律法是根本。上帝会给人颁布一系列的律法，人们去遵守，这毫无疑问。可在中国，神是不说话的，我们遵守什么律法？《周易》讲“观乎天文”。天不说话，但人必须依天而生，那人怎么去依天而生？人自己必须去观天之道。如果人信的是上帝，不需要道，有上帝的律法，直接按律法做就行了，根本用不着这个道的东西。道是天呈现出来的，需要人来观它。在《周易》等很多书里都讲“天垂象，圣人则之”。所以，人究竟如何生活，在中国需要圣人观天之道才能确定。所以道特别重要，因为天没有言，只有人自己主动去观天之道，上帝直接说出来的是律法，道则是人观察所得。
天不言 人的道德主体性很重要
天不言，礼就特别重要，道德也同样重要。在一个上帝颁布律法的世界里，道德根本不重要，因为有绝对的规则，人只要按这个规则做就可以了。可在中国，不需要先知，但需要圣人。先知是传达上帝的话，上帝跟先知对话（我的理解不一定很准确），是上帝告诉摩西，摩西告诉大家，摩西记录上帝说的话，成为律法。中国的天不会跟圣人说话，圣人必须去观天之道，制作人文，这需要圣人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品质。对普通人来说，既然不能依律法而行，那他们的道德就特别重要。礼也特别重要，礼规范人与人之间，礼乐都是“本乎天”，都是天籁之音，有圣人则之，制作为乐。
在中国，尽管天不言，但人的生活仍然是循天而生的。但在这样的生活过程中，人的主体性非常重要，人的自觉非常重要。杨鹏讲的“自强不息”，这是中国文明的特征。因为上帝并没有明明白白、切切实实地告诉你究竟怎么做，没有告诉你每一个事怎么做，人自己必须自己观察、行动，并承担责任。因此，中国人是特别有道德主体性意识的族。这一点，在《吕刑》文本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神人杂糅时代，人是按照律法行动的。“绝地天通”之后，德行则变得重要了，圣人观乎天象，人们循人文而行，这需要道德的自觉。
中国人的最高信仰是天而不是上帝
厘清上帝信仰和天信仰之间的区别，对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文明特别重要，尤其是对我们理解中国文明的基本形态特别重要。中国文明有很多特点，这个特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觉得根源就在于，天不言。因为不言，所说中国人信仰的最高对象是天，而不是上帝。上帝具有较为完整的人格化特征，核心是言。不言，所以是天；言，就是上帝。天不言，所以，中国人的信仰是天，这个区别比较简明。
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为什么普通人都不祭天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你祭它，没有意义。当天不会说话时，你祭它，有什么意义？天不会告诉你怎么去具体地生活，也不能救赎你。在中国，天这个神不能
救赎你，因为他不言，不能指导你日常生活。所以中国人对天的态度一般是敬天，虽然不祭天，但敬天。所有人都知道每一个人是上天所生。那么，为什么皇帝要祭天？我认为，这是一个共同体的秩序象征或者保证。我们在《尧典》里看得很清楚，本篇一开始说，尧有钦、明、文、思、安安的德性，最后可以协和万邦。接下来就说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讲圣人敬天，进而则天，为人间制作历法，把“天之道”融入到普通人生活中。所以，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与天合一。历法就是天之道，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循天道而生。但因为天不言，所以并不能够救赎个体，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只敬天。而皇帝，因为要扮演着某种圣人的角，如颁布某部立法，所以他会去祭天。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只是刚想到了一点。
中国的宗教宽容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
中国的宗教结构，这确实是独有的。今年年初我在《天府新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描述中国最晚从西汉中期开始，或者到佛教传入以后，中国的宗教结构都是，儒家作为普遍的文教，教化所有人，但同时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信仰任何宗教。这是几千年历史的现实，我们看到的中国宗教宽容，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高明的，没有比中国更宽
容的。为什么这样？最初我是想研究这个问题的，所以提出了“文教”概念。我一直希望追溯根源。受杨鹏兄的刺激，追溯到“观乎天文”，“文”这个概念被带出来。天文就是天道，它在那儿，呈现出某种规整的形态，圣人观察这个形态。圣人把“文”告诉我们，观乎天文，制作人文。所以，“文”这个字，在中国文明中具有中心位置，跟道的意思有点接近。
个体的救赎通过各自信仰的神灵解决
回头再来追溯多元的、宽容的宗教体系，会发现一个特点：它的个体救赎是通过每个人信仰各自的神灵解决的，不是由一个上帝解决，而是由多个宗教供人们自由地选择而以解决。不能说中国人没有这个救赎，这个问题始终有解决方案，通过各种各样的宗教。宗教很多，不仅仅是佛教、道教，也有大量的民间宗教，他们在解决每一个信仰者的身心安顿、生死问题。包括祖先崇拜，也解决这个问题，我什么神都不信，就信我祖先，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至关重要的是，在中国虽然每个人信仰不同的神，但都普遍地信奉儒家的基本价值。这是中国很特别的宗教结构或者精神结构。我对这样的结构持充分肯定的态度，因为这样的结构，一方面能在人与人之间缔结出凝聚力，另一方面给你一个人充分的信仰和自由。因此，佛教
、基督教在中国都可以传播。至关重要的是通过文教，让宗教诸神之间和解，不发生冲突。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研究的一个智慧。
天的信仰让儒家士人保持独立性
还有一点，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毫无疑问，孔子或孟子、董子（董仲舒）都是非常敬天的，他们有大量的论说。但我想补充的是，他们敬的不是上帝，而是天。在董子这里，向上帝略微偏向了一点。在中国信仰结构中，天和上帝之间不是截然两分的，只信上帝或者只信天，人可以在上帝和天之间移动，孔子信天，但在董子来说似乎略多一点信上帝。后世的儒者基本上也是信天的，包括朱子，他们都有对天的非常虔诚的信仰，否则就不可能有张载的《四铭》，那完全是基于天的信仰而得出的一种信念。基于这一信仰，儒家士人在过去两千多年中基本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否则，中国社会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不会有那么大的张力。
中国政治始终存在着很大的冲突，不管是汉代还是宋代、明代，儒家士人对皇权非理性行为的抗争非常壮烈。我们对于这些不能无视。在这样的抗争背后，支撑他的还是一种信仰，天的信仰，以及由此衍生的对道的尊崇。“以道事君”是儒家士大夫的基本信念，要有足够的道
德理想主义的精神。很多儒家士大夫做了官后，就是普通公务员，没有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这在社会中很常见。能够具有那么强烈道德理想精神的人，始终是少数。现在天主教中有多少人是真正侍奉上帝的，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职业？大量新教牧师也只是把牧师作为一个职业，跟公司高管、经理没什么区别。但士人体中总有这样的一批人，具有以道事君的信念。中国文明由此才能够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后建立起来，这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仰所支撑的精神。
君师一体化源自对统治正当性的焦虑
跟这个相关联的是君师一体化，在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满清几个皇帝之外，没有哪个皇帝具有君师一体化的想法。这两个始终是分开的。皇帝都会自然地把“师”的角让给儒家士大夫，这是毫无疑问的。家中牌位，“天地君亲师”是分开的。不过，满清确有一两个皇帝有这样的倾向，为什么这样？因为满清皇室是异族，为了解决自己统治的正当性问题。因此，他们对儒家之尊崇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帝王。有了这样的尊崇，就逐渐转化成某种自负，满清皇帝对解经最为热衷，他们都有御制经注，这恰恰反映了其内心的焦虑。所以才需要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树立自己政治上的正当性。
康有为的儒家宗教化导致政治改革失败
至于儒家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发展，也不能说是离开孔子的过程。基本上还是按照孔子的路——敬天保民，这是儒家的思想。儒家面临现代西方的冲击后，很多人试图重建对上帝的信仰，有这方面的努力。康有为就是如此，不过他名义上说是建立孔教，实际上祭祀的中心是一个人格化的天，就是上帝。孔子只不过是陪祀，以孔子来配天。前一阵子我仔细地研究了康有为的孔教，名曰孔教，但孔子是先知，崇拜的对象是上帝。这与儒家当时主流士大夫的理念完全不同，引起巨大震动，导致其政治改革的失败。儒家宗教化的努力连累了他的政治改革。蒋庆、陈明在重复这样的努力，但儒家内部对此有不同看法，我就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