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起点”与“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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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受活》和《炸裂志》为例看阎连科小说的民间叙事刘子凡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
要：阎连科的作品充满了荒诞、玄幻、奇谲的叙事，在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体验的同时，也招致了批评界的广泛热
议。阎连科“神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形成，与其农村生活的经历、民间文化的滋养息息相关。《受活》和《炸裂志》这两部长篇小说充满了民间经验、民间文化的因子。民间真实是阎连科小说的起点和归宿。关键词：阎连科;《受活》;《炸裂志》；民间叙事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21)04-0038-04
自1997年中篇小说《年月日》出版，阎连科这位大器晚成的多产作家开始走红于文坛。从《日光流年》到《受活》，再到《炸裂志》，阎连科高举“神实主义”的大旗纵横文坛，同时也成为“中国最受争议的作家”。无论是早期朴素现实的“瑶沟系列”，还是后来充满奇谲荒诞的“耙耧系列”，农村生活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民间故事、民间信仰、民间生活都是阎连科创作的重要养料。民间不仅成为阎连科的创作域场，为其提供无尽的写作资源，更重要的是，民间的思维、民间故事中的某些特点，以及阎连科在农村的个人经历，都令阎连科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突破口，逐渐到属于自己乡土小说创作的“第三条道路”。民间文化的滋养使阎连科对“真实”有着别样的理解。阎连科本人对“神实主义”这一概念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神实主义疏远于通行的现实主义，它与现实的联系不是生活的直接因果，而更多地仰仗于灵神(包括民间文化和巫文化)、精神(现实内部关系与人的灵魂)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臆思。有一说一，不是它抵达真实和现实的桥梁。在现实土壤上的想象、寓言、神话、传说、梦境、幻想、魔变、移植等等，是神实主义通向真实和现实的手法与渠道[1]206。《受活》是阎连科的代表作之一，出版后
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在这部作品中，阎连科竭尽苦难叙述之能事，写底层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炸裂志》是“耙耧系列”的又一力作，阎连科将荒诞、玄幻、奇谲的写作手法施展到了极致，以耙耧山村的炸裂般的膨胀发展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描述和寓言。在这两部作品中，民间叙事占据了重要的角，也成为阎连科创作的精神内核。
一、狂热逐权的民间心理
阎连科出生于河南嵩县农村的一个贫苦家庭，贫穷和饥饿的记忆一直伴随他整个童年。他坦言，长期物质匮乏的生活记忆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存的担忧，导致他“对权力的崇拜，对城市的崇拜，对健康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1]8。事实上，这种原始的崇拜正是来源于民间意识。自古以来，农民一直是社会的底层，他们远离权力中心，承受天灾人祸的苦难，生存是他们的目标和意义，长期生活于权力的规驯和庇护之下，使得他们对权力有着天然的敬畏和渴望。《受活》中的柳鹰雀和《炸裂志》中的孔明亮都是
狂热的权力追求者。柳鹰雀在少年时期就在养父的提点下开始了自己的逐权生涯。为了提升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造就自己的伟大功名，他异想天开地要购买列宁遗体放到魂魄山上供人们参观，甚至在列宁纪念堂的底下为自己也打造了一具水晶棺，以此显示自己的地位和贡献。孔明亮凭借要让全村都成为
收稿日期:2020-12-06
作者简介：刘子凡(1996—)，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第38卷Vol.38新乡学院学报
Journal of Xinxiang University
第4期No.4
2021年4月Apr.2021
万元户的承诺得到了村长的权力，之后他便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孔明亮不惜与仇人的女儿朱颖结婚，以父亲的死来博取民众和更高权力的认可。在阎连科笔下，权力被赋予了一种神力，这种神力不仅可以控制人，甚至可以操控动物、植物，乃至天气，权力的所有者仿佛成了翻云覆雨操纵万物的神明。柳鹰雀能将笼罩受活庄多日的乌云打散，孔明亮的一个签名就能让大旱的冬天落雪，让死人还魂，日月山川草木虫鱼无一不听从他们的指挥，权力成了这里的最高意志。权力于底层人民而言，既是无法反抗的压迫和约束，同时也是生存的庇护。柳鹰雀为了筹款，强迫村民去给新加坡富商的娘当孝子，欠布店和裁缝厂的钱赶制孝衣孝帽。事后新加坡富商悄然而去，布店和裁缝厂讨账，却被柳鹰雀以强权吓退。而当孝子的村民因为得了布匹，毫无怨言。孔明亮掌权后实现了让村民富裕起来的承诺。有村民在扒火车“卸货”的时候不幸“牺牲”，他也能用权力和金钱让原本怨恨他的家属对他感激涕零。权力在民间的双面性使人们对其态度显得复杂暧昧，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权力对底层人而言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陈思和先生在一篇评论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的文章中曾借用“恶魔性”探究高爱民在“”中患上“革命和爱情的双魔症”的人性根源。“恶魔性”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概括地讲,“恶魔性”就是“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的力量，它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人自身的内在生命驱动力”[2],“以创造性的因素与毁灭性的因素同
时俱在的狂暴形态出现，为正常理性所不能控制”[3]。孔明亮和柳鹰雀等人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同样也有“恶魔性”的内在驱使。柳鹰雀的“恶魔性”由他的养父唤醒，孔明亮心中“恶魔性”的苏醒则来源于对朱家的仇恨、“走梦”以及金钱的诱惑。柳鹰雀只用了一场“受活庆”的时间就几乎让受活庄的所有人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走出受活庄，轻轻松松地打破了茅枝婆几十年来在受活庄民心中的地位和威严，也打破了受活庄世外桃源般的封闭生活。他让受活庄人重新见到了外面的世界，让他们拥有了看似更好的生活。孔明亮将炸裂村由贫困的村庄改造为超级大都市，人人都有花不完的钱。在“恶魔性”的驱使下，他们都以疯狂的方式展现出了巨大的“破坏力”及蕴含在破坏力中的“创造力”。他们破坏的过程也是“造神”的过程。他们自己在破坏中建立起了新的秩序，成为翻云覆雨的“神”。柳、孔二人对权力的狂热追求是民间意识对权力天然崇拜的表达，在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背后，是人的原始生命的蛮力，即人类的“原欲”无压制的宣泄和释放。民间对权力的畏惧和追求自古有之,“学而优则仕”就是人们对权力追求的一种表达。在当今高速发展的社会，权力越来越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阎连科的“民间真实”。
二尧民间文化的真实性表达
从“荒诞”“怪异”的写作风格上来看，阎连科接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民间文化、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的奇幻、神秘彩才是阎连科创作的本源。阎连科曾经说过:“我的小说中，充满着无数的民间的语言和民间的传说，民间的神秘感都在小说中有体现。”[1]32在民间域场中,“真实”似乎与科学和逻辑并无必然联系，而是更多地源自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及民间文化。
宿命是阎连科作品的关键词之一，也是中国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乡野匹夫，都无不感叹命运的不可捉摸。宿命好似一根看不见的线，牵引着人们走向最终的归宿；又像一团若隐若现的迷雾，始终笼罩在世界的上空，人们拼命要改变命运，却始终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受活庄残疾人的绝术表演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受活庄的残疾人似乎见到了改变命运的曙光。然而，他们的最后一场演出却出了事，他们藏起来的钱都被队里的圆全人偷得精光，就连贴身藏着的钱也被圆全人逼着交了出去，到头来只好带着屈辱和伤痛回到受活庄，过起了从前的日子。孔家四兄弟中的老四孔明辉绵善而弱软，无法理解哥哥们失去理智的狂热，直到他到了被自己随手丢弃的黄历，才发现，原来自己和一家人的命运早已被白纸黑字写好，只是十几年的弃置不闻使得一家人的命运被浸染成了粘结的一团。自己跟大哥的命运还勉强可辨，但最为“疯狂”的二哥的命运却全然不可解。宿命这一命题阎连科
在当代小说中并不鲜见，人们在历经挣扎和努力却仍然无力改变命运时，就会生出一种茫然的宿命感。
刘子凡：真实的“起点”与“归宿”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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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将这种宿命感以荒诞、夸张、奇幻的形式展现出来，令读者仿佛经历了一场玄幻的梦境，在震惊、怀疑后，隐隐体味到极致的荒诞与现实的对应，具有别样的审美体验。
预言在中国民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诸如算命、卜卦乃至小儿周岁时的抓周，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提前获知命运的预言行为。柳鹰雀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是由养父铺垫和预言开始的。在放置人物生平塔格的房间里，柳鹰雀发现了写着自己生平的塔格。塔格从自己的养父写到了县长的一层，再往后就是空白。这张塔格准确地预言了柳鹰雀的人生。他确实如养父所言，一步步由公社通讯员当上了县长，也止步于县长。
梦境一直被视作沟通鬼神、连接奇异世界的桥梁，同时具备预言的能力。在中国民间故事中，人在梦中与鬼神交游、获知命运、预言未来的情节并不鲜见，人们对于梦境也抱有特殊的态度，从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周公解梦》便可略知一二。炸裂村民在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同样的梦，梦见一个老人让他们到街上去，最先碰见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命道或预兆。以碰见的第一个人或物来预知命运的情节也是中国民间故事中的常见套路。将这种离奇的预言与梦境相结合，奇上加奇，显示出了巨大的荒诞感。梦中的老人仿佛是来自奇异世界的神灵，早早地告知了炸裂村民的命运，也的确一一应验。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宿命、预言还是梦境，都具有不可信和不合理性，有的甚至是违反常识的。农村的民间故事天然就带有一层神秘荒诞的彩，它们不追求科学，也不追求真实。但在阎连科看来，生活中有一种真实，是在大家的目光中不存在的真实，它只在人的目光中发生和存在；这个真实在另外的世界中存在，在我们凡俗的世界中是没有的。但是，你不能因为没有见到就认为它不存在、不真实。换句话说，生活中有一种不存在的存在、不真实的真实。这不是神秘，不是怪诞，不是寓言，它就是真实，就
是存在[1]37。民间故事荒诞的外壳下是内在逻辑的真实。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与柳梦梅梦中结亲、杜丽娘死而复生是荒诞的，但杜、柳二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却是真实的。也正是这种内在的真实成了故事的基础，使得荒诞的故事有了合理
性。读者眼中的荒诞可能就是作家眼中的真实。或许我们认为的不真实、不合理，放到民间的现实语境中却是真实存在的，的确发生过。阎连科敏锐地感知到了这种荒诞与真实外在的冲突与内在的一致，以荒诞、怪异、玄幻的笔法，表达出一种被遮蔽的真实。
三尧对底层人民的精神观照
阎连科小说的荒诞、魔幻只是一层迷人眼的外壳，其内在是深入民间社会现实，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境遇。正如孙郁先生所言:“他看重的恰是来自现实，又远离现实的神秘精神体验。当现实词语无力或者思想表述受挫的时候，隐语、神话、宗教寓言便成了现实的另类摹写。”[4]阎连科出生于农村，对底层民众的苦难和艰辛有着天然的悲悯情怀。但与此同时，现代教育和城市生活又使阎连科的目光不仅停留在对底层人的人道主义同情关怀上，更以现代意识去探求更深层次的对人性的反思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在《受活》和《炸裂志》中，底层人民总是默默承受着命运带给他们的苦难，与此同时，他们也以近乎绝望的方式反抗着。阎连科说:“苦难是中国这块大地上共同的东西，应该是由中国作家来共同承担的……
表现最底层人民的苦难，这不仅是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质问题，而且是一个作家的深度，是他对文学理解的深度，甚至说，是对文学的一种根本看法。”[5]在阎连科笔下，底层人民的苦难不仅来自生活和生理层面，如物质的匮乏、长期的饥饿、身体的残疾等，也来自精神和心理层面。“革命后代”出身的茅枝婆受石匠搭救而留在了耙耧山脉受活庄，虽然身在闭塞自足的受活庄，可她的心却一直渴望离开这里继续革命。所以当茅枝婆偶然得知外面村子都已入了合作社后，她想尽一切办法让受活庄入社。在茅枝婆心里，入社是革命的、进步的，也是让受活庄人过上天堂日子的途径。但现实却是入社给受活庄人带来了数不尽的苦难，让受活庄退社又成了茅枝婆余生的执念。如果说“革命后代”茅枝婆将受活庄带入了革命时代的洪流，那么“社校娃”柳鹰雀则带领受活庄进入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中。然而受活庄人的苦难并没有因此而结束，柳鹰雀带给他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破灭，天堂日子并没有到来。《炸裂志》写一个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乡村每一步发展都交织着底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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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苦难。孔明亮带领炸裂村民致富的手段就是男盗女娼，甚至有人因此而丧命。百姓对这种违背道德的行为一开始也颇有微词，但在权力的压迫和金钱的诱惑下，逐渐接受了这种自我侮辱、自我损害的致富方法。
阎连科对底层人民的生存思考没有局限在现实生活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对底层人民的精神困境和内心体验，超越了对人民苦难生活的简单同情，不断对人性、精神意义进行挖掘，体现了阎连科敏锐的感知力和现代知识分子情怀。孤独感是人类内心的普泛性体验,“并且是从一种典型的外化表现到另一种典型的外化表现不间断的过程。我们不能以孤独的外化表现的消除而把生命的孤独感从内部一起消除掉”[6]。在阎连科笔下，无论是底层村民还是如孔
明亮、柳鹰雀之流的“掌权者”，都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感。受活庄的残疾人组建绝术团，不仅仅是受到金钱的诱惑，更重要的是他们自以为到了可以排解由残疾引发的精神缺失的途径。所以当他们发现自己拥有连圆全人都无法做到，并令圆全人都大为惊叹的绝术时，他们便感受到一种被主流社会所认同和接纳的尊严。然而这种被圆全人所“赐予”的尊严是虚无的、脆弱的，最终也被圆全人所打破。圆全人对于受活庄的残疾人而言，不仅是身体健全的正常人，更象征着一种绝对权力和权威意志，无论受活人以怎样的方式去迎合或反抗，最后都是失败的结局。这种对自身残缺的自卑，对权力压迫的愤懑与无奈，对命运抗争失败的绝望，都使得受活人陷入无边的孤独感之中。炸裂村的村民亦是如此，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炸裂村中的一粒尘埃，为金钱的滚滚而来感到愉悦和满足，为炸裂村由贫穷的小村庄飞跃般地成为超级大都市而兴奋激动，但在众声喧哗之下留下的是精神上无法排解的孤独感。起初，炸裂村的底层村民依袭着权威意志按部就班地过活，到了大发展的时代，他们在以孔明亮为代表的权力统治下随波逐流。最后，随着孔明亮的死，炸裂市除了老人、孩子和妇女之外，所有人都被孔明耀和他的人马带去了
战场。一个月后，从各家各户扔出来了数不清的坏表，暗示了他们在战场上有去无回的命运。他们盗窃、卖身、上战场，随着发展的洪流起起伏伏，跟着权力的指挥棒来来往往，看似拥有了更好的生活，却永远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阎连科向我们展现出的这一幅幅看似荒诞的图景，正是特定历史时期以及当下社会中人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写照。荒诞和魔幻只是阎连科的写作手法，他真正要表现的是隐于其后的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真实的心理状态。阎连科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显示了他对人的生存问题的追问，而对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当下快速发展的大潮中人的精神的异化的表现，又使得他笔下的民间叙事具有某种超越性，不是局限在对底层人民境遇的关注和思考上，而是上升到对历史、社会和人性的反思，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参考文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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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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