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西方文学研究·
“文学祝圣”之后
———布克奖获奖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在中国
郝岚*
摘要：澳大利亚作家弗兰纳根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中译本两年内由两个重要出版社出版，这不仅只是因为该作2014年荣获布克奖得到“文学祝圣”的原因，还有澳政府民
族文学优先的制度化推动。该小说作为一个诗性文本，与德语、英语、日语诗歌文本多处深
度互文；小说标题来自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题记多处引用日本俳句，但在中文语境中，研究者们缺乏对文本内部的诗学研究，淡化该小说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而特别突出了战争创
伤与记忆等问题。这意味着，在当代世界文学流通中，研究者仍然需要摒除民族偏见和虚幻
的文化过滤，用文学的内部研究，开拓和深化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从而消除民族的
隔膜。
关键词：弗兰纳根；《深入北方的小路》；松尾芭蕉；《奥之细道》；布克奖
“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本身，天生带有跨文化的特性。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而越具有跨文化特质的文本就越具有世界文学流通的意义，但是从实际操作和具体现象看来，距离这一理想的实现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遵照帕斯卡·卡萨诺瓦的称呼，将一个动态的、等级制、不平等的世界文学空间称为“文学世界共和国”，那么观察当代世界文学在不同文化中的流通的确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卡萨诺瓦教授认为文学资本与商业资本都在影响着文学的“中心”与“边缘”互动，其中，文学奖项就是一个“文学祝圣”仪式。她的研究在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运作规律上，令人颇受启发。但是当这些被“祝圣”的作品流通到跨文化语境时，情况还要复杂得多。我们的目光不妨聚焦在一部澳大利亚反战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Ｒoad to the Deep North）上。该作2014年荣获布克奖（Booker Prize），它在中国的出版与接受值得玩味。
一“文学祝圣”之后
2019年5月，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Ｒichard Flanagan）的小说《深
471*作者简介：郝岚（1973—），女，天津师范大学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与世界文学。
“文学祝圣”之后
入北方的小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在时间上距2017年7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初版仅仅两年。两所机构在中国都以文学类出版而著名。这不能只归功于该作2014年荣获布克奖。因为近年来中国文学和出版界的国际化有目共睹，几乎所有获得布克奖的作品都会在几年内翻译出版，但不是所有作品都会短期内再版。也就是说在文学奖项的“祝圣”之外，世界文学的流通与接受，还有别的力量发挥复杂的作用。
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不是一个热门领域，从出版到研究均是如此。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翻译的语种优先级别中，英语无疑霸占头位。但是如果论及英语文学内部，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处于边缘，这从布克奖的历史也可以看出来。布克奖的发展有几个重要时刻。1969年，布克奖开始在英国、爱尔兰以及英联邦国家的英文原创作家中遴选优秀作品，虽然2002年曼集团赞助开始冠名Man Booker Prize①，但中文界还是更习惯称之为“布克奖”。2005年，布克奖设立了布克国际奖（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这意味着中国作家也可因英译本而获得评选资格。的确，自2011年起，王安忆、苏童、阎连科、残雪等纷纷进入候选“长名单”，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中国读书界和出版界对布克奖历届获奖作品的关注。2014年，布克奖评审委员会正式允许美国作家参选，弗兰纳根当年“力战雄”险胜。［1］（P91－98）
弗兰纳根是出生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白人作家，这部作品几乎是当代世界文学“边缘”与“中心”争斗中最“励志”的例证之一：塔斯马尼亚文学是澳大利亚文学的边缘，澳大利亚文学是传统的英联邦文学的
边缘，英联邦前殖民地文学相对于2014年第一次引入布克奖评奖资格的美国文学来说也是边缘。最终弗兰纳根成为46年来第三个获得布克奖的澳洲作家，可算是“边缘的边缘”的获胜。难怪评委会主席、伦敦大学哲学教授兼牛津大学研究院格瑞林（A.C.Grayling）说，弗拉纳根的胜利可以终结有关布克奖被美国化的争论了。［2］（P3）不过，常常是“边缘”的身份有助于获得国际奖的关注。
长久以来，伦敦是巴黎之外的另一个文学之都，“不仅是因为它的文学资本，还因为它广袤的前殖民帝国”，“这种不断向更加广阔领地延伸的文学祝圣权力，也同时带来了很大的世界文学信任度”［3］（P134）。有人专门考察了布克奖，发现自1981年以来，它多次颁发给了“不完全是英国人”的作家，通过这些移民、流亡者和后殖民地作家，英国“在中心语言文化的旗帜下，回收和吞并外围文学的创新成果”，同时这些各具特的、用英语写作的作家被出版商集中起来，通过评奖和出版的商业性，进行了“祝圣”，很多获奖作品几乎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是“三种他律的———服从于商业标准、民族标准以及新殖民考虑”［3］（P136－138）。《深入北方的小路》的获奖正是如此。但一个前殖民地文学被英语世界的文学奖项“祝圣”还不足以促成它的世界流通，特别是在中国。
2018年3月，弗兰纳根在北京与中国作家余华对谈，这是澳大利亚大使馆在中国举办的第11届澳大利亚文学周的系列活动之一②。该系列活动由澳大利亚版权局文化基金支持，意在向“中国推广澳大利亚作家作品，并帮助他们与中国的出版商和读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4］余华被称作中国作家获得国际奖项的“状元”，他似乎也是与这位获得布克奖的澳大利亚作家对谈最适合的等量级作家。无论如何，在当代
世界文学的等级次序中，对谈双方所代表的两个民族文学都只能算“边缘”。毫不意外的，在对谈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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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学研究·2020年春之卷
位当代作家都展现了刻意的世界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话题引导者余华更多还是用西方文学传统来证明自己的世界视野———托尔斯泰、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慕克、卡夫卡、博尔赫斯，最后余华说到东亚文学，说他写作的“第一位老师是川端康成”，主要是向他学习描写“细部”。虽然众所周知，弗兰纳根的获奖小说与日本文学关系密切，但两人迅速将话题从川端康成转向卡夫卡的《在流放地》［5］。用西方文学经典表达世界性，可以理解为这两位东西方作家意图寻共同的阅读经验，然后开始话题，但是对日本文学轻描淡写值得我们细致分析。
弗兰纳根在澳大利亚的名篇佳作不少———比如《孤掌难鸣》（The Sound of One Hand Clapping，1997）也曾由他本人改编执导同名电影进入第48届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但至今只有《深入北方的小路》这一部有中译本，而且两年内再版。这其中我们看到在世界文学的竞争中官方的推动力量———澳大利亚使馆精心策划、澳大利版权局资金的支持———而他们是优先考虑本民族利益的。通过“澳大利亚文学周”这样的活动，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文化资本”中的学术精英和文学精英互动———清华大学是中国顶尖的大学，余华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深入北方的小路》两年内在中国两家出
版社出版，应该是一系列活动成功的结果。但这只是当代“世界文学”跨文化流通中的外部原因，它一定具有内在的文学性价值，只是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可能常常会被忽视。
二诗性文本
弗兰纳根获布克奖的小说《深入北方的小路》是根据其父的亲身经历，历时12年写作而成，期间作家多次去日本采访当事人。小说有两条线索：战争与爱情。前一条线索描写二战期间，主人公多里戈作为澳大利亚战俘在日军军官的残酷逼迫下，忍受饥饿、虐待、雨林的潮湿、气候的炎热、肆虐的瘟疫，修建号称“死亡之路”———泰缅铁路的残酷故事；第二条线索表现多里戈在战前直至战后，对艾米持续却无望的爱。小说问世至今，已经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在43个国家出版。
《深入北方的小路》在本质上说是诗性的叙事文本，甚至于在描绘战争的残酷、人性的黑暗时，仍然是诗意的、隽永的。弗兰纳根通过大量引用东西方的诗歌，让各个民族、不同时期的诗歌文本内在互动形成互文性对话。他在整部小说开端题记部分引用了保罗·策兰的诗《妈妈，他们写诗》。根据策兰的评传，这应该指的是，原纳粹党卫军阿洛瓦·哈尔斯坦克被控在1942年7月奉命“解决掉”四百名犹太囚徒，鉴于他只是执行命令，最后只受到3年监禁，这在欧洲引起轩然大波。策兰对此也极其气愤，他写信给友人说：“他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会写诗。这些人，他们写诗！所有人都不会写的东西，他们写，这些撒谎的东西！”［6］（P182）
保罗·策兰是20世纪下半叶影响最大的德语诗人之一。鉴于他的个人经历、诗作主题以及围绕他西方思想界展开的争论，策兰的诗被前置在这部表现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俘故事中，就奠定了全篇的悲剧彩和思辨深度。策兰出生地原属奥匈帝国，后归罗马尼亚，现在属于乌克兰。他来自犹太家庭，和家人一起被抓入集中营，父母和亲人均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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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和大屠杀，只有他幸存下来，一生背负着沉重的负罪感，最终自杀。他本人是大屠杀的亲历者和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的诗作晦涩、隐喻，但主题多数与集中营、死亡相关。
1949年阿多诺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提出著名的论题：“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7］（P34）有人说阿多诺批评的正是保罗·策兰的《死亡的赋格》过度美化或逃避了战争的残酷。此说虽然莫衷一是，但关键是很多思想家加入了辩论，包括策兰本人。这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代表人类文明的诗歌与最野蛮残酷的战争刽子手的“反人类罪”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弗兰纳根引用策兰的诗作为小说的题记引发的问题就是：纳粹分子也写诗，正如杀人不眨眼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热爱诗歌、写作诗歌一样。这文明与野蛮的奇怪融合，让小说从一开始就张力十足。
小说共五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首俳句做题记。第一部题记引用松尾芭蕉的俳句“一只蜜蜂/步履蹒跚地爬出/牡丹花”。主人公多里戈结识女主人公就在第一部。在书店里，他去买卡图卢斯诗集，邂逅戴红茶花的女孩艾米，但后来他发现，艾米竟然是自己叔叔的妻子，这成了不伦之恋。如此说来，开篇芭蕉的俳句似乎一语成谶。
主人公多里戈最喜欢的是丁尼生的诗歌《尤利西斯》，其中的诗句常常出现在小说中。诗人丁尼生重写了《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的故事，写英雄冒险回家之后无法忍受庸俗的日常，再次出发冒险。经历了战争与死亡的多里戈也回到家乡，始终不能安然领受给他的荣誉，也无法将自己的生活安置在稳定的紧密关系之中。在小说最后一部分，病榻上的多里戈低声嘟囔丁尼生《尤利西斯》的诗句“要驶过日落的地方和西天众星/沉落到水里的地方，要到死方休”，接着濒死的主人公继续梦呓般地背诵该诗：“这个灰灵魂在欲望中渴求/追随知识，像一颗正在沉落的星，/去到人类思想最遥远的边界之外。”［8］（P376）多里戈在接近死亡的一刻，成了游历世界、饱经创痛的奥德修斯的化身，他在精神上拒绝衰老、平庸，仍然对未知领域心怀勇气。最终，多里戈记起了一首诗，觉着终于理解它的意思了。那是一个圆，是18世纪日本俳句诗人紫水在临终前，回应弟子们的要求在纸上写的辞世诗。③这个圆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已经出现，那时候的多里戈读诗集时发现了它：“紫水的诗回转过多里戈·埃文斯的潜意识，一个被收纳的空无，一个无终结的谜团，没有长度的宽度，宏伟的轮轴，永恒的回归：圆———‘线’的对立面。”［8］（P26）到小说结尾，弥留之际的多里戈意识不断闪回，从不服输的奥德修斯，到载人渡过
冥河的卡戎，再到紫水的圆的空虚，含混大喊着要跟风车大战，最终死去。多里戈用一生的战斗与爱证明了自己来过这世界，他不服输，虽然死亡仍证明人生是一场轮回，是个空无，但是他还是要像堂吉诃德那样拿起长向前冲。弗兰纳根就是凭借丰富厚重的东西方文学经典的互文与对话，带领故事走入哲学的思索：关于爱与恨、罪恶与惩罚、野蛮与文明、施害者与受害者……弗兰纳根试图悬置道德与价值的判断，用模糊性和人性的灰实现对战争与爱情主题的深度开拓。
三被淡化的日本文学
弗兰纳根这部小说的英文标题是The NarrowＲoad to the Deep North，题目来自松尾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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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的俳文《奥の细道》的英文翻译④。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一望既知这题目呼应着日本俳圣松尾芭蕉。
17世纪末，日本诗人松尾芭蕉带着他的弟子合和曾良从江户出发，拜访日本诗歌中吟咏的名胜“歌枕”。他们一路向北，边走边写，散韵结合，唱和随性，历时150天。1702年，这部名为《奥之细道》的旅行纪行体俳文出版。
阎连科
在弗兰纳根的小说中，《奥之细道》出现多次。不仅题目是互文，在文中也被多次提起。日本军官幸田上校认为《奥之细道》“总结了大和魂的精髓”⑤，因为“大和魂本身就是铁路，铁路就是大和魂，我们深入北方的小路，帮助把芭蕉诗歌的魅力和智慧带给更多人”，“因此‘八纮一宇’这个理想有着芭蕉诗歌的优美”。［8］（P108－109）在这里，松尾芭蕉的精美诗作成了军国主义者在海外实施惨无人道的虐俘行为的精神支柱。
《奥之细道》在小说后半部再次出现：战后几经变迁，被通缉的战犯幸田上校成了阐释禅宗教义和武士道精神的大师。他死后多年，女儿为了冒领他的退休金，一直没有埋葬他。人们发现，在衰败的公寓里，哲学大师已经成了一具木乃伊化的尸体，榻榻米上留下一个深颜的印痕。在幸田的干尸旁，床头柜放着一本很旧的《奥之细道》，一片干草叶夹在其中，那一页是全书的开篇：“日日月月都是到达永生的行者。逝去的年份也是如此。”⑥该句在日语中化用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李白的岁月感怀，通过日本松尾芭蕉的创作，辗转于英译《奥之细道》，又涌现在当代澳大利亚小说家饱含责任感的对战争的追问之中。但是这个主题，以及多个与日本文化相关的内容，在众多中文语境的研究者中都缺乏深度分析，大家似乎有意淡化了这一诗性文本与日本诗歌之间的多重对话。
在弗兰纳根的该部作品正式被译为《深入北方的小路》之前，中文研究界对这部澳大利亚小说曾以《曲径通北》《崎路向北》《奥之细道》（即直取日本俳文名）来称呼它，发表的评论和分析文章多数对该
作与日本诗歌的深刻对话涉猎不多，对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一笔带过，而主要对战争中折射的人性问题、创伤体验、人物形象、翻译问题、反讽修辞等关注较多⑦。除去王敬慧发表于《文艺报》的书评最后一部分⑧，并没有更多人讨论该作与日本文化的深度对话。
与中国情况相反，该作的日译本《深处的小路》于2018年由白水社出版，渡边佐智江翻译。小说出版后，仅有6篇书评或介绍性文章谈及此作⑨，均对与日本文学的密切关系关注较多，对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草草带过。日本的情况考虑到极右势力的影响，可以理解。但是中国对这部与日本文学深度对话的澳大利亚小说，缺乏严肃的文学内部研究，或许可以推测是由于中国文学界对日本古典文学的复杂心理。
在芭蕉时代之前，日本文学的“中心”是汉诗，文人处处模仿中国诗文，正是松尾芭蕉等一批文人，开始试图自立门户，在长歌、俳句等形式上探索自己民族的情感表达。但是，作为这一文学影响的余绪，《奥之细道》仍在很大意义上与中国文学呼应：这一纪行俳文使用了7位中国诗人的15首汉诗。［9］（P36－38）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形式独特：文末带有俳句，是散韵结合的旅行纪行文。它在英文世界享有特殊地位在21世纪以来北美出版的三部《世界文学选集》———贝德福德、朗文和诺顿———中均有收录，但笔者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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