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超高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2019年第12期
杨超高
“女乡贤”是指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在历经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以及艰难的跨越后，新世纪以来小说中涌现出一批区别于传统乡村女性的“女乡贤”形象，显示出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整体上看，“女乡贤”叙事表现出三种转向：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从注意私德到注重公德，从家庭空间到乡村公共空间。无论是在文学还是乡村文化层面，“女乡贤”叙事的出现，都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女乡贤”；乡村女性叙事；现代女性；公共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9）12－０068-０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贤文化研究”（16ZDA192）
杨超高，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博士。（江西南昌 330013）
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乡村女性历来都是乡土书写的重要对象，但也常常是一个比较沉重的叙事对象。这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中，乡村女性始终处于一种比较艰难的境地。就如孟悦、戴锦华所指出的，传统父系社会是“一个皇权、族权、父权合一的中央集权等级社会”，“这一社会以各种政治、经济、伦理价值方面的强制性手段，把以往一度曾为统治性别的妇女压入底层”。紧接着，她们给两千年历史中的女性地位下了一个结论：“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1］(P2)这也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致。但在新文学兴起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文学中的乡村女性叙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一、乡村女性叙事嬗变与“女乡贤”叙事的涌现
从乡村女性叙事的角度来看，新文学中的乡村女性形象，大多是悲苦的角。在启蒙的话语逻辑下，乡村女性普遍作为落后的传统文化的表征，例如，鲁迅的小说就常常借助乡村女性来表现乡村社会的面貌，又通过知识男性与乡村女性的性别关系来表达启蒙与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最典型的是《祝福》以及其中的祥林嫂——一个苦难深重又带有某种愚昧彩的传统女性。作为“原型”，祥林嫂代表了一批与之类似的乡村女性形象，如《为奴隶的母亲》中的春宝娘，《二月》中的文嫂，《生死场》的月英、金枝，《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等等。在“祥林嫂”们以外，虽然也有一些乡村女性已然觉醒，要
求个性解放、追求个人幸福，如《二月》中的陶岚、《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等，然而，受制于时代的限度以及乡村女性自身的局限，她们穿上了“新衣”，但骨子里流淌的仍然是旧的血液，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蔡大嫂叛离了自己不爱的丈夫，却又“依附”于另一个男人；同样，陶岚也无法摆脱对男性的绝对依赖，在爱上萧涧秋后，她从芙蓉镇的“queen”变成了爱的“奴仆”，失却了以往的自我。［2］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一思潮——革命话语下，“农村”与（男性）“农民”都得到了比较正面的书写，但乡村女性却没有相等的幸运，她们似乎因为难以承担革命重任、缺少革命力量而被有意忽视，因而成为革命叙述中的失语者，或者处于边缘、“后方”的位置。需要注意的是，一些作家借助乡村女性在旧社会、旧时代里的悲惨境遇来凸显革命的必要性，并以此来表达社会解放与农民翻身的革命诉求与政治主题，显然，乡村女性属于需要“拯救”或者“被拯救”者的行列。
这种“边缘化”的乡村女性叙事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农村新人”形象主要由男性来担负，比较之下，乡村女性形象依然缺乏“新意”。即便是《创业史》中的徐改霞，她虽然展现出一些新质，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充满矛盾、始终犹豫的一个形象。事实上，文学叙事中的启蒙、革命话语通常与性别关系相缠绕，或者说，是借助乡村女性来实现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乡村女性，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启蒙主题的重要载体。而求翻身争解放的乡村女性又是革命文学最重要的形象之一”［3］。并且，乡村女性叙事并没有随着“启蒙”“革命”话语的搁置而获得明显改变，新时期以后，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乡下人进城”“留守女性”书写中，乡村女性仍然延续了悲苦的彩，她们或者作为
历史苦难的承受者，或者在城市化的洪流中迷失、物化，或者表现出明显的“向内转”姿态，陷入身体与人性的困境之中，鲜有正面、积极的书写。这一切正如陈晓明的判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角是男性形象，启蒙与救亡的现实主题，都选择男性作为历史的代表。有限的女性形象，或作为陪衬，或作为被损害被压抑的承受者(直到八十年代的伤痕、反思文学还是如此)，即使从历史中站立起来(如林道静)，又承载太多的观念化意义。”［4］
当然，新文学中的乡村女性也有不少积极、正面，具有优美人性的女性形象，如三姑娘（《竹林的故事》）、翠翠（《边城》）、陶岚（《二月》）、小芹（《小二黑结婚》）、水生嫂（《荷花淀》）、徐改霞（《创业史》）、刘巧珍（《人生》）、胡玉音（《芙蓉镇》）、马缨花（《绿化树》）、香雪（《哦，香雪》），以及新世纪小说中的刘蜜蜡（《丑行或浪漫》）、徐兰（《上塘书》）、白雪（《秦腔》）、王葡萄（《第九个寡妇》），等等。她们要么是纯洁的少女、贤淑的妻子，要么是伟大的母亲，像无尘的天使，或者无私的圣母，演绎出乡村女性的女儿性、妻性与母性，甚至也表达出要求独立、追求进步的文化观念。但遗憾的是，她们仍然被限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她们的动人之处，并没有超越我们文化传统对于乡村女性的规定（如“贤妻良母”式的身份定位），也未能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新世纪以来的小说中，乡村女性叙事展现出一种新的变化。随着近年来社会分工的细化、性别观念的发展与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同时，女性的主体性也逐步
建立起来。在这一现实基础上，一些作家以突破常规的胆识和魄力，塑造出一个个彩鲜艳、气度非凡，具有明显超越意义的“新乡村女性”形象，她们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崇高的道德与奉献乡村的精神，展现出不同于传统乡村女性的气质与面貌。这样的形象有许多，例如，负责维护基层治安稳定的综治办主任带灯（贾平凹《带灯》），引领楚王庄发展又维护楚王庄纯洁的乡村女性楚暖暖（周大新《湖光山》），改变上梁村人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村支书刘汉香（李佩甫《城的灯》），将罗家老房村推向现代旅游乡村的村级干部雷清蓉（贺享雍《村级干部》），代表着农村发展与现代化农业方向的乡村能人鲍真（关仁山《天高地厚》），具有乡土情感与致富能力的乡镇女企业家杨二香（苗秀侠《皖北大地》），以及维护乡村道德的传统力量“七奶奶”（关仁山《白纸门》），为族人平安而跳神的萨满妮浩（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为受活庄人奔波数十年的主事人茅枝婆（阎连科《受活》），等等。与以往的乡村女性形象相比，她们的超越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性别关系中的“他者”成长为“自我”，获得相对独立的人格；二是从“小我”走向“大我”，不仅在道德层次上得到明显的提升，而且以一种“公共”的身份，傲然站立在乡村舞台中心。
从整体上看，这些“新乡村女性”形象展现出“好女人”“女强人”“农村新人”的特点，不过，这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不足以囊括她们的全部内涵。笔者倾向于将这些“新乡村女性”形象概括为“女乡贤”。这一命名主要是对她们的人格、道德、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整体判断，认为她们展现出“乡贤”的道德感与公共气质。当然，提及“女乡贤”，必先对“乡贤”进行阐释和说明。“乡贤”原本是一个历史概念，是指历史中的一个特
定阶层。本文对“乡贤”概念的使用保留了它的核心内涵——“乡”与“贤”，但更侧重它从历史中“祛魅”的当代内涵——“乡里中德行高尚的人”［5］(P670)，也就是指当代乡村社会中的贤达人士，包括身居乡村又具有崇高道德感的乡村干部、乡村能人、乡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没有特殊身份的普通百姓。“女乡贤”属于“乡贤”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类。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我们潜意识中的“乡贤”都是男性，也因为以往的乡村女性形象多以悲苦彩为主，或局限于狭窄的天地，远不及“乡贤”的境界。这也正是“女乡贤”的意义所在。
从目前来看，“女乡贤”是一个较少为人所注意，但又确实存在的一个乡村社会体，同时，它也是一个有生长力的文化概念。这一概念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内容或指向，分别是女性、乡村、德行以及“公共性”，其中，女性与乡村是对其身份的基本界定，德行强调的是她们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是有功德于民者；而“公共性”这一指向，则进一步对她们的德行作出要求：须有公德，而不仅仅是私德。因为乡贤的伦理精神是个体生命与公共本质的合一，表现为由“贤”及“乡”的精神路径［6］，也就是说，“乡贤”之“贤”，是在对他人乃至整个乡村中表现出来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是，一个人或可以道德自律，却不一定能利民利乡、奉献乡里——而这恰恰是“乡贤”的属性之一。“公共性”对于“女乡贤”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女乡贤”的德行是面向公共的，须是公德；另一方面，“女乡贤”一般是处在乡村世界的公共位置，甚至在乡村公共事务中有所担当。因此，在本文中，“女乡贤”是指在乡村社会中，有德行、有声望，热爱乡村并奉献乡村的乡村女性。像带灯、楚暖暖、刘汉香、雷清蓉、杨二香、鲍真等乡村女性，无疑都是有公共道德、热爱乡村的“女乡贤”形象。
“女乡贤”叙事的涌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属于时代的产物。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少形成“女乡贤”的文化土壤。“女乡贤”叙事并不是骤然出现的，而是在乡村女性叙事传统及嬗变中不断酝酿，或者说，是在乡村女性的主体性逐渐建立以及现实乡村对“女乡贤”的期盼中孕育而成的。或许是日渐觉醒、不断成长的乡村女性终于受到时代话语的感召，主动承担起前所未有的社会使命；抑或是我们的作家在眺望与期盼中，以一种前瞻性的眼光与超越现实的激情，塑造出了理想的乡村女性。例如2009年播出的电视剧《女人的村庄》中，在男性普遍进城打工的背景下，村主任张西凤带领一批留守妇女自力更生、勤劳致富。近年来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也大抵如此，它是在乡村女性主体意识逐渐建立以及外部条件促使下形成的，既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又带有比较明显的理想彩。
阎连科 二、“女乡贤”叙事的三种转向
不夸张地说，近年来小说中的“女乡贤”叙事展现出了乡村女性形象的新高度以及乡村女性叙事的新维度。与以往的乡村女性叙事相比，“女乡贤”叙事同时呈现出三种转向。
第一，“女乡贤”叙事在总体上表现出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的转变。基于乡村现代化转型的背景，大多数作家赋予了“女乡贤”现代的品质，事实上，她们之所以能够在乡村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女乡贤”，就与这种现代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湖光山》中从城里还乡的青年楚暖暖，就是一个有现代意
识的农村新女性形象。一方面，她具有明显的商业头脑与经济意识，她在带领外来游客参观楚长城中发现商机，由此修建“楚地居”旅馆招徕游客，后又成立专门的“南水美景旅游公司”；为了扩大影响力，她与投资商薛传薪合作，建立了更大规模的“五洲旅游公司”以及更为豪华的“赏心苑”，并以一种现代化的经营方式来管理。另一方面，楚暖暖也有相当自觉的现代民主意识，能够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婚姻、解救被关押的丈夫；在与恶势力詹石磴的斗争中，她曾多次上访，当她认识到乡村基层法治被詹石磴操控后，她知道借助“制度”击败对手，因此鼓励丈夫旷开田竞选村主任；当旷开田同样从村主任蜕化为“楚王庄的王”时，楚暖暖又以一纸诉讼状告旷开田，最终维护了村民的利益与楚王庄的精神纯洁。《天高地厚》中的鲍真、《城的灯》中的刘汉香、《皖北大地》中的杨二香、《村级干部》中的雷清蓉都属于现代型的乡村女性，她们展现出了传统乡村女性所不具备的现代的素质。这种现代的素质有力支撑了她们的农村“创业”故事，实际上，她们所走的就是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要么一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发展特农业、生态农业，如刘汉香与鲍真；要么因地制宜，开掘本土文化资源，建设现代旅游乡村，如雷清蓉与刘汉香；要么依托农业而创办乡镇企业，如杨二香。
事实上，“女乡贤”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思想，并非来自于乡土本身，而源于另一片土地——城市。可以发现，作家们在“女乡贤”叙事中，总不可避免地写到她们的一段进城经历。其中，楚暖暖、鲍真都是进城打工然后还乡的乡村女性，这段进城经验成为她们现代思想的直接来源，为她们日后在乡村世界有所作为提供了思想保障。雷清蓉、刘汉香也一度进城，接受了现代思想与现代技术：雷清蓉参加省“三农”
专家培训，同时也受到了来自省城的范教授的帮助；刘汉香在进城过程中认识了退休的林科所所长老梅，并跟随他学习现代园艺，这段经历成为她后来号召村民种苹果树以及培育“月亮花”的关键一步。杨二香在商海中拼搏，经常出入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绝非是普通的农村女性。此外，在《带灯》中，作者虽然没有特别写到带灯的进城经历，但也提到她从市农校毕业，是一个曾在城市中生活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乡村女性，小说也特别突出了她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现代属性。显然，作家们普遍认识到，现代化转型是当代乡村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思想也是可以改变农民传统观念与乡村落后面貌的思想武器。正因为如此，作家们不再将城市与乡村截然对立（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在许多作品中都可见），而是把城市体验当作现代思想的主要来源，并且，将城市体验与乡村经验、现代文明与乡土文明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女乡贤”以及乡村现代化转型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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