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炸裂志》延续了阎连科寓言体小说的创作风格，通过寓言叙事讲述了炸裂村核裂变般成长为国际化超级大都市的历程，极尽谵妄、荒诞彩。阎连科意图借助《炸裂志》去探求一种“内真实”，从文学、文化意义上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进行审视，进而表达对生命和世界的思考。
关键词：寓言叙事 审视 现实 “内真实”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阎连科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作家。其作品常常触及社会政治道德的敏感底线，触及中国审查制度的底线，所以屡屡遭禁。
阎连科曾说：“写作不要自我审查，但要出版就会做出妥协。”当文学理想遭遇现实主义的壁垒时，迂回便成为抵达彼岸的另一种途径。纵观阎连科的创作，我们发现，阎连科的作品越来越少地对现实社会的客观描绘与真实呈现，而更多的是借助寓言叙事以观照社会、审视现实。阎连科试图寻求一种更自由畅快的叙述方式，以达成生活的和艺术的审美平衡。
评论家葛红兵指出：“阎连科放弃了以往他一贯坚持的写实主义的创作风格，采取了寓言写作的方式，小说的内容和现实的直接联系被切断，阎连科开始强调小说对人类总体生存境遇的终极思考。”[1]
2011年阎连科在《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一书中提出了“神实主义”的创作主张。
阎连科认为文学创作并非简单地描摹现实而应努力探求现实，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即阎连科所说的“内真实”。这种所谓的“内真实”实质是创作者对现实世界的“感官判断”与审视。
寓言体小说《炸裂志》在叙事特征上是对“内真实”创作主张的完美诠释。
首先，作品借荒诞故事完成对现实荒诞性的解构。
《炸裂志》在结构上采用“书外书”“人中人”的叙事模式。作家本人走进小说：“阎连科”受邀为“炸裂市”编纂县志，“为炸裂由村到镇、由镇为城，再由城发展为市和超级都市的演变树碑立传，为那儿的英雄、人杰、人民歌功颂德”。[2]
作品由实向虚，虚实结合，在“炸裂县志”中记录了一个人口仅数百人的自然村在短时间内如核裂变般飞速发展成一个国际化超级大都市的“历史”。
这部“县志”所记载的“历史”，其实是一部农村家族的“斗争史”。作品围绕着炸裂村孔、朱两大家族的权利之争与爱恨纠葛为线索展开。
以权力重心为代表的孔明亮凭借扒火车卸货攫取了第一桶金后带领全村人以同样的方式走上了所谓致富之路，之后的孔明亮在仕途上一步步迈向权力的巅峰，而其对权力的欲望也愈加膨胀。
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以“出卖肉体”致富的朱颖“衣锦还乡”后发动村里的女孩做，村民却因朱颖能为村里拉动经济、发财致富，为她立碑颂德。为报父仇朱颖委身嫁给了孔明亮，通过“权交易”帮助孔明亮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另一方面又妄想以此来驾驭孔明亮，达到对炸裂市的实际统治。
小说中，作为权力象征的孔明亮和作为欲望与女象征的朱颖却成为推动“炸裂”逐级升格为超级大都市、拉动“炸裂”经济迅猛增长的核心人物，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黑幽默。
从《炸裂志》的书名来看，作家意图借助“志史”的文学体例来表明故事的真实性，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包括作者）进入小说也似乎告诉我们“炸裂”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人其事，但故事内容演绎的，却是一个男盗女娼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与荒唐的权力异化游戏。一部“志史”植入了寓言的躯壳，以严肃的笔触描写荒诞的故事，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使得整部小说在结构上充满了张力。
作为一部“志史”，编纂主笔“阎连科”显然并未遵循志史的“客观性”写作原则，他极其主观地以预言家的身份介入，臆断炸裂的未来：极端军国主义思想的孔明耀杀死了身为市长的哥哥孔明亮，带领军队及全炸裂市人民开赴美国，试图用武力“去纠正美国和欧洲对我们的傲慢与偏见”，最终走上了不归路。此后，炸裂沦为一座颓败之城，终日被黑雾霾笼罩。显然，编纂者“阎连科”介入志史叙事，在记录一个现代化文明大都市的极速发展的同时，更多的是想表达自己面对现代文明狂欢之后的隐忧。
作品中，“炸裂”既是一个地域名称，又有思想层面的喻指。在阎连科看来，“炸裂”最能丰富、准确地概括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和人的现实状态：“人的内心分裂、精神分裂，社会的阶层分裂、上下分裂、南北分裂、贫富分裂。”[3]
“‘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寓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寓言。‘炸裂’实则是作家对中国现实的感官判断”。[4]
阎连科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5] 作家借助“炸裂”所发生的一系列看似荒诞的情节完成对了现实荒诞性的解构。
其次，奇特的想象拓宽了叙事空间与表现内涵。
阎连科说：“今天现实的荒诞在和作家的虚构能力形成一种赛跑……这就是作家面对现实的无奈，想象力跑不过现实的传奇和丰富，但你不能因此退场和停赛。”[6]
《炸裂志》中处处充满了光怪陆离、奇绝诡异的想象与荒诞不经、变形夸张的细节描写。
例如描写炸裂城市建设的恢宏场面：
孔家老三孔明耀率领军队吹着铜号，演奏着军乐，绕着烂尾楼走一圈，烂尾楼立马竣工完成；路经必须拆除的一片旧房子，队伍齐呼一阵口号也就拆除了；随后，各种地标性的建筑也都在高呼中耸立起来了。
如同神笔马良，画笔一挥，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城市便诞生了。作者借助这种童稚般的想象与夸张，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极速。而这种种表象指向的，恰恰是当下社会诸多令人不解的“匪夷所思”，其中也隐晦地流露出不满与忧虑，尤其是强权政治下的“拆迁”。
再如描写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的孔明亮，其手中的权力也达到了无所不能的极致：
当孔明亮由村长升镇长时，任命文件能让枯死的铁树变绿、开花；当孔明亮荣升为市长后，连飞禽走兽都对孔明亮俯首听命，一呼百应。
这种荒诞、夸张的描写表面看似不合理，缺乏生活的客观依据，远远超出我们的生活经验范畴和通常的承受能力之外，也超越了现实生活被大家认同的某种真实的逻辑，但透过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内真实”：具有社会性的体对权力的崇拜与顺从。
在寓言体小说中，作家实现了天马行空的自由叙述，尤其是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奇谲诡异的自然景的描写，充斥着令人错愕的异化，诸如：
“花是这个季节九月的秋野菊，可那野菊棵上却盛开着四月才红的牡丹花……几朵牡丹
花的花卉呈着粉黄，而到了花卉的最心上，花心变成嫩粉嫩白透明着，让人想起少女姑娘最为核心那部位。”[7]
作家勾勒了一个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世界，打破了主观世界与客观事物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射的是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暗讽了文明进程背后社会的异化、错位与颠倒混乱。
从生活现实来说，作品描绘的是一个不真实、不合逻辑甚至是与现实相悖的世界，无不充满了荒诞的彩。阅读阎连科的小说，读者的整个感官神经会为之颤抖，常规的理性思维会被完全打乱。但是，当许多荒诞的东西或情节组合在一起，你觉得一切都很可笑时，却最终得到了一个异常真实的结果。这些看似荒诞的表象之下实则蕴含了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亦即阎连科所强调的“内真实”，它“符合所谓小说的精神逻辑”。[8]
再者，作家以寓言叙事完成对国民精神的审视。
人物的类型化、简单化、夸张化一直以来是阎连科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常遭诟病的所谓“不足”，但若将其作品放在寓言体小说框架中来解读，就不难理解作家的重心并非在于刻
画人物在社会中的复杂性与多变性，而意在借形象对人性进行深度剖析。其小说人物不是现实丰满的人物，而是极端夸张、变形的符号。对人物进行精神层面的探究与剖析，才是阎连科要寻求的“内真实”。
阎连科的小说，总是一次次地写到疾病，从《日光流年》的喉堵症到《丁庄梦》中的爱滋病，《耙耧天歌》的痴呆症，等等。阎连科在《炸裂志》中依然围绕着疾病主题展开描写，但已从身体疾病转而写心理疾病。
作品塑造了各极具“癫狂”阎连科气质的人物形象。小说中，朱颖为报父仇设计让孔东德、孔明光父子为保姆争风吃醋，由此拉开家族内斗、分崩离析的序幕：父亲孔东德为泄心头之恨力劝长子孔明光自戕；老二孔明亮为炸裂镇改县“舍小家”“取大义”搁置父亲的死讯于不顾；老伴因孔东德的春心荡漾而诅咒他早死。为了性欲为了权欲的孔氏家族开始迷失了自我，迷失了亲情，甚至到结局，军人出身的老三孔明耀为争夺对炸裂市的实际控制，实现自己的军事帝国扩张梦而残忍敌地杀死了市长兄弟孔明亮。
作品中孔明亮权力欲的不断膨胀，孔明耀军国主义思想的不断激变，无疑又是一种关于疾病的极致描写。作者极力描写的，是在权力、金钱与情的交织中人性的蜕变与道德的沦
丧。这是一种病入膏肓的集体癫狂。
但是，人们又在寻求一种精神的回归方式，于是有了“哭祭”的习俗。作品提及“哭祭”习俗并非古已有之，它是一种新传统，最初形成于解放后，合作化把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归集体，村民们都到田头为失去的土地而哭泣。此后，但凡任何变革，炸裂村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自家祖坟上去“哭祭”。
“哭俗”充满了隐喻意义。它可以说是炸裂村人面对社会变革的“悲伤”注脚：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程如同火山喷发势不可挡，炸裂村在其蓬勃发展中也在摧毁着一切的过往——道德、良知、人心，为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与抚慰，便以“哭祭”来哀叹深重的历史与震荡的未来。作品揭示了人们在文明发展进程中有着怎样的悸动、不安和对“魂归何处”的思考，它以一种抽象的寓言的方式，完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寻根”。在“历史”和文化的语境之中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进行了多角度、深层次的审视与探讨，探讨现阶段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乃至剖析整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进而表达作家对生命和世界的思考。
寓言是人类生存世相的终极总结。在寓言叙事中，作者强烈介入现实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阎连科的写作充满着一种暴力审美，迫使我们不得不得不进入他的世界去思考，思考作
品所指向的“内真实”。炸裂村飞速发展的繁荣兴盛与颓败，处处隐喻着当下社会的真实现状：耕地的流失与农民利益的被掠夺；无良企业的兴起与发家；特殊行业的应运而生与盛行；自然资源的肆意采伐与透支……让人不得不反思的是时代变迁中难以遏制的狂野欲望，日渐迷失的人性之痛，以及由此将承受的必然恶果。
作品所描绘的混乱无不撕扯着当下社会政治道德的敏感神经，或直接，或隐喻，所指向的是对社会道德与良知底线的拷问；是对追名逐利与权力异化的拷问；是对表面繁荣与沉痛代价的拷问。作品迫使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思考，恰恰是阎连科所主张的文学“内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炸裂志》写的不是现实，却充满对现实的关怀；它超越了真实，却更接近于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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