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作者：***
来源：《中州学刊》2020年第06期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关键词：文学豫军;苦难创伤;权力;生存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6-0160-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田中禾、李佩甫、张宇、周大新、刘震云、阎连科、刘庆邦、墨白、李洱等文学豫军代表人物的创作大都围绕中原大地
展开。周大新、田中禾的文字总是离不开南阳盆地;豫北延津是刘震云笔下经常出现的名字;耙耧山脉是阎连科笔下最常见的意象;豫东平原的颍河镇是墨白笔下最常见的地名;李佩甫笔下的平原更是对中原人格的隐喻和呈现……这批文学豫军的代表作家，用自己的文字建构出一个“文学中原”。热衷于苦难书写和权力书写，并且在创作中呈现出独特的中原地域文化人格，是这些作家创作的共性，也是评论者公认的文学豫军创作的重要特点。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文学豫军形成这些创作共性。有论者认为，文学豫军的乡土书写深受“弃儿”意识影响，和河南从国家的中心到边缘的转换有关。李丹梦指出：“‘中原突破’乃是一种文化创伤笼罩下的书写，这种创伤源于中原由盛转衰的郁结与失语。倘若用一个词来概括‘文学豫军’对历史的记忆，那就是‘中国弃儿’，它亦可作为‘文学豫军’集体身份的命名，‘弃儿’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原突破’中的乡土书写与主体建构。”①笔者认为，文学豫军富有特点的文学乡土的书写，的确是一种创伤叙事，但这种创伤不是中国“弃儿”的身份创伤，而是这片地域的历史苦难记忆和作家个体苦难记忆双重作用下的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那些文学豫军创作的共性特征，如关于苦难、权力的偏执叙述，对中原文化人格的挖掘与批判，等等，其实正是生存苦难创伤作用下的文学表达。
        一、苦难书写：生存苦难创伤的直接表达
        “苦难是‘中原突破’书写的重要内容”②，成为文学豫军的标志性特点。在中国文坛上，再没有其他省域的作家像文学豫军那样集体沉湎于苦难书写。李佩甫《红蚂蚱 绿蚂蚱》中的狗娃舅十二岁就扛起了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德运舅新婚之夜妻子自杀;墨白《记忆是蓝的》中的槐花妈为了五百块钱就要把女儿嫁给一个秃子，在女儿逃走之后，她甚至还要把自己嫁给这个秃子;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写出了中原儿女在流浪道路上的艰苦;阎连科《年月日》中的先爺，面对自然灾难时的坚守更是让人动容……书写苦难之所以成为文学豫军的共性特征，显然和河南作家的苦难创伤记忆有关。
        这种苦难创伤记忆，既来自地域历史，也来自作家个体的生活经验。从历史记忆角度来说，中原地区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灾患不断。灾患一方面和战争有关，中原为九州腹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不断的兵灾匪患给民众带来无尽的苦难。另一方面，也和黄河有关，黄河的多次决堤、改道，也给黄河流域的民众带来了无尽灾难。对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来说，苦难是连绵不断的，是无法逃脱的。他们一方面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关于苦难认知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文学豫军在书写历史时，很容易指向过去的历史苦难。
        从作家个体认知角度来说，田中禾、李佩甫、刘震云、张宇、周大新、乔典运、阎连科、墨白等文学豫军的代表作家，多出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村，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更多的是关于苦难的记忆。墨白曾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恐慌和劳苦之中度过的。在我外出流浪的几年时间里，我当过火车站的装卸工，做过漆匠，上山打石头，烧过石灰，被人当成盲流关押起来。”③阎连科在回忆自己童年的苦难生活时感叹：“童年，其实是作家最珍贵的文学的记忆库藏。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贫穷与饥饿，占据了我童年记忆库藏的重要位置。”④
        墨白、阎连科的苦难经历不是独特的个人经历，而是他们这一代人带有普遍性质的经历。童年、青少年的苦难生活给这一代作家留下了深刻的精神烙印，苦难历程是他们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当他们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时，自然而然地会将苦难作为表达的重心。有论者指出，“苦难之于豫军，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前者不仅是有待发掘、刻画的叙述对象和客体，亦是个体在这世界上最可倚靠的支点：去除了它，‘我’便空掉了”⑤。考量文学豫军、分析其创作主题，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苦难创伤记忆对文学豫军创作的巨大影响。
        多米尼克·开普拉指出：“从普遍意义上说，书写创伤是一种能指活动。它意味着要复活创伤‘经验’，探寻创伤机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要分析并‘喊出’过去，研制出与创伤‘经验’有限事件及其在不同组合中，以不同方式显示出象征性效应相一致的过程。”⑥文学豫军的苦难书写，其实也正是他们创伤“经验”的复活，包含着他们所经历的创伤的内在特点。文学豫军的苦难书写，首先与生存苦难密切相关;其次，文学豫军书写的苦难往往都是很难克服的、无法在精神上超越的苦难。这种苦难书写方式的形成，和中原地区独特的地域特点、文化传统有关。有论者指出，“‘彼岸性’的缺失是‘文学豫军’苦难话语构造的根本特点……这使得豫籍作家的苦难叙述很难形成‘深度’”⑦。所谓“彼岸性”的缺失，和中原地区文化传统有关。在中原文化精神中，儒家精神占据主体地位。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强调“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对鬼神采取怀疑态度，张扬的是面对世界的人文理性精神。这样，文学豫军的苦难书写天然拒绝了所谓的“超越性”的“深刻”，而往往沉湎于对具体、琐屑苦难的书写之中，在对无边的苦难的承受中，呈现出中原人的坚韧和无奈。
        在文学豫军笔下，苦难无法超越，这也和作家个体关于苦难的认知有关。在这一代作家的认知中，苦难是无法征服和超越的，面对苦难，个体只能默默承受或者逃避。在阎连科的童年、青年，整个家庭一直都处于穷困之中，而且这种穷困是看不到头的。在这种情况下，
阎连科产生了当兵的念头。多年之后，阎连科以忏悔的姿态来回忆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当兵这件事情：“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责和情务。”⑧这不是阎连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这一代文学豫军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乡土的苦难是无边无际的，他们无法征服，唯有逃避，文学创作是他们逃避苦难的一种方式。阎连科曾经坦言：“就我而言，写作完全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逃离土地，离开乡村，不再像父母、们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和劳动……”⑨墨白也曾经谈到过发表文章带给他的巨大鼓舞：“1984年我已经在故乡的小学里待了五个年头了，前途的无望常常使我处在一种凄伤的情绪里。就在这年的年初，《画像》像一只燕子带着墨香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这篇短小的处女作给我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像一个在海上漂泊了无数个日夜的囚徒，终于看到了在海洋的尽头出现了一线陆地。”⑩文学创作的成功对于墨白来说，意味着可以从当下苦难的泥泞中拔脚出来了。对于作家自身来说，沉重的苦难是他们最本真的、无法超越的现实生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作家去虚构出精神上对于苦难的超越，那反倒是过于轻飘飘的了。
        对于这一代文学豫军来说，无论是体历史文化的记忆，还是个体生命历程，苦难都带
给他们巨大的精神创伤感。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们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苦难也就自然而然来到他们笔下。在他们的笔下，苦难既是作家的个体生命经验，也是他们对中原乡土和百姓人生境遇的感同身受。他们往往从个人的现实生命经验写起，最终抵达对土地、历史乃至人类命运中苦难经验的一种言说与悲悯。这也使得文学豫军的苦难叙事拥有更加深广的意义，而不只是个人经历的客观再现。
        二、权力书写：权力记忆与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扭结
        对权力书写的专注也是文学豫军小说非常醒目的特征。在文学豫军的不少作品中，权力书写都是非常重要的表达主旨。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是一部新历史主义作品，作品的重心是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重新解读村庄的历史。但是，在叙述的过程中，作家对权力的关注，也让小说自然而然地充满了关于权力的书写：小说中孙、李两户地主之所以闹矛盾，是因为村长职位的争夺。村庄里面城头变幻大王旗，村领导不断发生改变，是村民进行权力争夺的结果。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中，瑶沟人为了改变受人欺负的局面，对大队秘书的职位展开激烈的争夺。周大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湖光山》，写出了权力在乡村的横行无忌以及对人的腐化。对于文学豫军对权力书写的痴迷，很多论者也都有论及。“作家尤其热
衷于对乡村权力关系的描述，它既是作家作品通向‘村庄’和中国历史、中国生存的唯一途径，也展示了作家主体隐秘的内心欲望，即对现实权力的一种渴望的情结。‘权力’是河南作家的兴奋点。”“很难到比豫军更关注权力、政治的作家落了，一提到权力，他们便不自主地兴奋沉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创伤记忆与美学。”
        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一作家体对权力如此感兴趣？这和地域文化传统有关。河南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长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立足中原掌管天下。换言之，中原就是王都，是和权力在物理空间上非常接近的地方。所以，某种程度上，这种和权力的接近更容易形成官本位意识，会影响民众形成一种关于权力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河南作家的权力书写情结和历史因袭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和作家因为权力而形成的现实生存创伤记忆有关。在乔典运的记忆中，权力的压迫使他直接失去了正常生存的权利。他在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中记述了自身半生命运的坎坷，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时期，他或者辗转流浪，或者在家被批判、改造，其中竟有一个多月时间家里因为不能购买火柴而无法生火做饭。这居然是因为村支书老天嫉妒、仇恨作家身份给乔典运带来的光环，而有意对他进行的惩罚。换言之，一个村支书的权力，影响了乔典运十几年的生命历程，给他的生存带来巨大的苦难。在阎连科的记忆中，有权力的
人才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没有权力的人便只能苦熬。阎连科曾经谈到年少时自己对权力的朦胧认知和崇拜：“那时候，每天上学或是星期天出门打工干活，都能看见我们村党支部书记家的女儿站在马路边吃馍。她不是吃馍，她是向世界展示她手里的馍，展示她爹手里的权力。因此，我就崇拜权力，想长大了当村支部书记。”记忆是小说的来源之一，有什么样的记忆，就可能有什么样的小说。正是这些记忆，孕育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小说。他“在那几部系列中篇小说中，自传性地描写了一个乡村少年对生存的担忧，对权力的朦胧膜拜和对许多美好事物的向往。而到了《日光流年》中，饥饿就得到了一次充分的展现”。当作家们的记忆中充满了关于权力的创伤记忆之后，他们的小说显然也会充满关于权力的书写。
        文学豫军关于权力的文学书写背后，几乎都是和生存，和生存资源的争夺密切相关。归根结底，文学豫军的权力书写，还是一种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文学呈现。在阎连科小说《瑶沟人的梦》中，一方面，村民们穷得连过年也吃不上白面饺子，吃不上返销粮的话，甚至还会饿死人;另一方面，村长却住着瓦屋，烤着炭火，吃着白面。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中，大家竞相追逐村长的职位，因为当了村长不但可以领导别人，而且可以吃“夜草”。小说中，赵刺猬到吴寡妇家吃“夜草”，赖和尚派人到生产队弄粮食到牛寡妇家吃“夜草”。赵刺猬吃油馍，赖和尚吃鸡蛋捞面;赵刺猬炖小鸡，赖和尚炖小鸭。毫无疑问，这些村干部的奢华生
活对于物质生活条件困乏的乡村普通民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发现权力和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之后，积极向权力靠拢。墨白在《梦游症患者》中，以自己对于村民的理解，重新解读了“”发生的原因，在他看来，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在基层轰轰烈烈地推动起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更多普通民众想要获得权力带来的生存特权。文学豫军小说叙事中关于权力争夺的最终指向是现实生存——拥有权力的人就可以拥有或占有更多的生存资源。换言之，文学豫军关于乡村权力争夺的书写的实质，其实是在物质困乏的乡村中生存优先权的争夺。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拥有权力，某种程度上就拥有了生存优先权。这种乡村权力书写的背后，依然是河南乡土苦难的影子。正是因为文学豫军这些作家青少年关于苦难的痛苦记忆，以及为获得生存优先权、摆脱苦难而形成的“权力崇拜”，让文学豫军对乡村权力念念不忘。
        在文学豫军笔下，苦难无法超越，这也和作家个体关于苦难的认知有关。在这一代作家的认知中，苦难是无法征服和超越的，面对苦难，个体只能默默承受或者逃避。在阎连科的童年、青年，整个家庭一直都处于穷困之中，而且这种穷困是看不到头的。在这种情况下，阎连科产生了当兵的念头。多年之后，阎连科以忏悔的姿态来回忆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当兵这件事情：“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
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责和情务。”⑧这不是阎连科一个人的经历，而是这一代文学豫军的经历。对于他们来说，乡土的苦难是无边无际的，他们无法征服，唯有逃避，文学创作是他们逃避苦难的一种方式。阎连科曾经坦言：“就我而言，写作完全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逃离土地，离开乡村，不再像父母、们那样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和劳动……”⑨墨白也曾经谈到过发表文章带给他的巨大鼓舞：“1984年我已经在故乡的小学里待了五个年头了，前途的无望常常使我处在一种凄伤的情绪里。就在这年的年初，《画像》像一只燕子带着墨香从很远的南方飞回来，这篇短小的处女作给我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像一个在海上漂泊了无数个日夜的囚徒，终于看到了在海洋的尽头出现了一线陆地。”⑩文学创作的成功对于墨白来说，意味着可以从当下苦难的泥泞中拔脚出来了。对于作家自身来说，沉重的苦难是他们最本真的、无法超越的现实生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作家去虚构出精神上对于苦难的超越，那反倒是过于轻飘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