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亚方舟上的生死狂欢：重读《日光流年》
作者：王雨晴
来源：《文学教育》2019年第11期
        内容摘要：阎连科笔下的苦难和疾病书写在当代文坛上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揭露出在生命大限和残酷现实面前展现的人生百态。在《日光流年》这个死亡剧场里，每个人的眼中都燃烧着求生的火焰，接连上演一场又一场的劫难。荒诞的故事外衣下包裹着血淋淋的内核，包括虚假幻影对人的麻痹、人性之恶以及权力对奴性的绝对控制。三姓村在轰轰烈烈的自我拯救中着迷、沉溺而陷入生死循环的轮回。
        关键词：《日光流年》 幻影 奴性 轮回
        当生命一步步走向坟墓，每个人都开始一段向死而生的旅程。
        在这个速食和快餐的时代，科技、速度像精神腐蚀着每一个人，而城市化的进程更是隔离人与土地的关系。阎连科笔下的耙耧世界带回和重现的是多灾多难的民族和天命抗争直至绝望的过程。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裹挟着和死亡并驾齐驱的紧张感弥漫在整个作品中，让一切
都退回到原点。“如同我们能够把握一条船在河面上的流动，却不能把握河面以下的旋流一样，那些好作品中乡土文化的潜流，才是真的生命。船的轨迹，只是潜流托起的表演而已”。[1]阎连科把古老民族积习下来的勤劳、抗争、原始蛮力和对土地炽热的情感联接在一起，在展现人们与自然、死亡搏斗两股力量此消彼长中探寻生命原初的意义。
        一.生命狂欢的巨大幻影
        在《日光流年》中，最大的就是四代村长画下的“大饼”：生孩子、种油菜、换新土、修灵隐渠。这四种不同的方法共同建造一座海市蜃楼，每代村长都在村民脑海中植入一种延长寿命的虚假幻想，然后无所不用其极去达到这个目的。
        司马笑笑担任村长期间，用尽一切力量保住油菜而让满天的蚂蚱席卷所有的玉蜀黍，这是饥荒的魔爪伸向三姓村的直接原因。油菜在这个时期成为长生的图腾，一切都因前方不存在的生命幻像陷入无秩序的混乱。蓝百岁企图领导全村把几百亩土地翻新一边，吃新土粮食换来长寿，使这场虚假的狂欢达到顶峰。梯田试点村的建设增大这个幻象实现的可能性，而卢主任成为换土成败的关键人物。卢主任答应的到来使三姓村被一股狂热笼罩，每个人的眼中都散发着某种腥红。幻象带来的快感在无形之中通过语言和人们脸上桃的绯红迅速传染，
也引导着个体的行为。“因为人只要活着，就永远是在无止境的欲望和探求中，不光是欲望的过程，也是一个探求的过程。”[2]但是这脱离正常轨道的幻象激发的欲望也瓦解着健康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为了挽留李主任，女性成为物质贫瘠的三姓村唯一的筹码。当司马桃花失去利用价值，蓝百岁开始召开大会寻下一位献品。蓝四十自愿做出的牺牲背后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它是远方带着假面的“希望”的指引，亦是几千年来沿袭下来对女性价值不公正的判定。
        “地上浸泡了那些女子的血泪，她们被人拿镣铐锁住，赶上这条路来，让她们跪在那里，用她们的血灌溉土地，让野兽们撕裂，吞食她们的身体。”[3]这是巴金在《家》中描写琴对中国女性处境的认识。结合着修建灵隐渠“通命”的巨大幻象，司马蓝心底的生命之火在行将就木之时被点燃，跪倒在蓝四十的面前，乞求她去做人肉生意。从始至终，蓝四十都是司马蓝实现幻象的附属品和工具。与此同时，为修通灵隐渠延长寿命，他们一次次卖皮、拼命劳动，在没有更多物质工具辅助下将自己的身体利用到最大化。这种只剩下对身体的开发作为资本犹如许三观每次家里突发事情时都用来挽救危机一样，不同的是三姓村人只有共同的长寿幻影支配下的集体劳作，以及一次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征程。狂欢持续到灵隐渠的修通，整个世界仿佛再一次明亮起来，空气里都氤氲着生命的气息。“引水来寿比南山不老松，
送人去福如东海长流水。”[4]这种希冀直到幻象破灭，才发现一切都是徒劳，只剩下狂热背后的疲惫和苍白的无力感。
        阎连科擅长描写虚假幻象对人绝对的控制，麻痹人的神经，同时做出荒诞滑稽的事情最后一无所获。其间形成巨大的张力，彰显着生命的韧劲和一种野性的原始蛮力。对长寿假象的深信不疑使三姓村人在四股狂热漩涡中迷失、死亡。幻象在《受活》里表现为受活庄人对金钱的渴望以及柳县长妄想购买列宁遗体后造福百姓受万人敬仰和顶礼膜拜的痴念。在《年月日》中表现出的是先爷的执念：在饥馑之年他要守住这唯一的一棵玉蜀黍，换得来年的一碗玉米粒和满山的碧绿。在没有更多物质和生命保障提供安全感的前提下，营造幻象成为必要的精神支撑。它是行动依据和前进的理由，即使最后导向毁灭也在所不惜。于是这些也被镀上一层华丽的彩，修灵隐渠、种油菜等变为一种庄严的仪式，一遍遍践行以憧憬实现理想的宏伟蓝图。
        二.盲目追随的原始奴性
        鲁迅在《灯下漫笔》提到过国民奴性的问题：“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5]在封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权力的绝对控制下衍生了国
民的奴性和盲目追随的劣根性，成为人们求得苟安的正常防御系统并在代代相传中生根发芽、根深蒂固。左翼文化盛行之时，部分文人盲目追随政治口号，使文学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引起“自由人”的不满。同样，三十年代海派催生的新式“小说”依附着上海魔都的商业文化引得大众追捧，也使一部分文人抛弃原本信奉的价值观、趋之若鹜。而这种盲目追随的原始奴性在三姓村猖狂肆虐的根本来源和强大支撑是巨大的求生欲。
        四届村长在任职期间发动一场又一场所谓的求生运动，夸张而荒诞，却仿佛有著慑人的魔力引得所有村民的追随。权力压制是一方面，集体无意识带来的盲目更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首次曲解，是传染性暗示的起点”。[6]传染性的话语充斥在整个三姓村，也使被压制、被屈服、被追随的奴性得到加强。没有自主意识以及甘愿被统治成为每个人身上共同的标志，犹如机器般成为权力宰割下的工具。为留住卢主任，全村百姓跪倒，卑微乞求他人施以怜悯;荒年来临，盲目听信司马笑笑的话保油菜，在生死攸关的当口放弃维持生命的玉蜀黍，以至于村中接连饿死数人。司马蓝的两个哥哥在饥馑之年被司马笑笑扔到深沟里，他的母亲由悲痛转化为默认丈夫的做法。这些都是被奴役的过程，把决定权放在他人手上，像臣服于首领般感受这个虚假体的力量，并以此认为可以战胜死神。于是出现修建灵隐渠时一次又一次的卖皮以及过劳死的现象，用家破人亡换来一渠飘满动物尸体和
散发恶臭的水;用保留油菜换来荒年里陆续的死亡，甚至不惜用死去儿女的尸体作为逮捕乌鸦的诱饵;用未出嫁的女儿换来几百亩土地的翻新却依然阻挡不住喉堵症的肆虐。在接连收入和产出严重不成正比的情况下，三姓村人依然盲目追随，并乐此不疲。所以在这个故事里没有英雄，没有敢于质疑和反抗的人，都始终追随村长的步伐，呆滞而盲目。“村里人没有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男人女人，都深陷在翻地换土，延长生寿的狂热中。”[7]
        五四时期王鲁彦、邰静农等人承接鲁迅开启的乡土小说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这种带有回忆重组的故乡书写在对蒙昧和落后的批判同时掺杂着作者对故土别样的情愫。阎连科笔下多灾多难的河南耙耧村庄，在与自然、死亡的博弈中撕裂原初的社会伦理系统，把食物链顶端的“权力”控制以及带来民众的盲从现象展露无遗。而正是这些，催生毁灭式的破坏力，无法挽回。
        三姓村村民的奴性、盲从心理源自于对权力的崇拜以及其绝对的控制力。无论是蓝百岁、司马笑笑亦或是司马蓝都对权力有着极大的渴求。三人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一句话或一个念想，就可以把三姓村推向另一个万丈深渊。“权力与暴力是阎连科小说的一个主题，而且它们二者通常是紧紧扭结为一体的”。[8]蓝百岁去世，司马蓝知道这是自己是否能当上村
长的关键时刻，于是联通蓝四十欺骗村民编造蓝百岁的遗言。权力的种子在几届村长心里逐渐成长为参天大树，并以此转嫁为为满足自己野心不惜一切代价的工具。强制力成为其一大特点，当三姓村村民本就陷入在巨大的死亡困惑中时，满目疮痍的现实一次次麻木神经而毫无头绪，只能依赖和信任于自己假定的“强者”，即村长。权力依附在这种假象上迅速膨胀并堂而皇之实现自己的统治。司马蓝一声令下，全村青壮年为修建灵隐渠卖皮卖力。交出家中所有的钱财买修渠工具，若有投机取巧者将会受到惩罚。年轻的妇女面对死去的丈夫想撕心裂肺地痛哭一场，但在威严震慑的村长前连哭喊的勇气都被吞噬，只留下巨大的缄默。权力使三姓村在强制暴力下平稳运行并控制着舆论导向，村民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决策权利，盲目听从于领导者的指挥。而权力是使奴性得到加强的决定性武器，奴性对权力的臣服与崇拜让这种畸形的关系得以维持和壮大。
        三.消解死亡的宿命轮回
        轮回反衬着循环，象征着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也反映出难以逃脱某种怪圈的无力感。沈从文短篇小说《萧萧》的结尾，萧萧抱着刚出生的儿子看着同样刚娶进门的童养媳一瞬间恍惚看到当年的自己，人生就此打了一个圈;老舍《月牙儿》中女儿最初相信的爱情、平等、
阎连科
自由被现实无情打破，反而踏上了自己曾经最反感痛恨的母亲的生存道路：生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且造且毁的恶习延续几代人，像接力一样每个人陷入对某种事物的疯狂着迷与自我沉溺，直至最后一个家族人长出猪尾巴，完成这种生命轮回。挣扎和无力感在这种轮回中显得尤为疲乏，抵抗力大打折扣，在此被动地接受显得更容易，靠着精神胜利法支撑着残余的生命。
        在三姓村这个生死剧场里，每个人都制造出巨大的生存幻影沉浸在虚假的狂欢和躁动中，这种对“活过40岁的生命渴望”、设想蓝图使其自身失去自主判断性以至于盲目追随当时的领导者，像回归均值法则一样在一场场中进入开始、高潮、落幕的循环。最后在这种转换中完成宿命的轮回。自然和生活露出狰狞的面孔，让恐惧感侵蚀这个体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完成统治。穹顶之下的三姓村没有任何的筹码，只能陷入在这种怪圈里，经历生命一次又一次惨绝人寰的征程。“这样，他们由死及生、为生而死、死而向生、生而向死，实现了生死循环”。[9]
        在这场生命轮回中，三姓村人拼尽全力寻延长生命的方法，付出惨痛的代价却没有换来一丝希望。生活给他们开一个巨大的玩笑，没有筹码的三姓村衍生出一种独特的思考和行
动方法：消解死亡。“死就像雨淋样终年朝三姓村哗哗啦啦下，坟墓如雨后的蘑菇蓬蓬勃勃生。”[10]小说一开头就把死亡的血腥气展现在读者面前，生命失去原有的厚重感，变得脆弱而无力。杜岩视棺材如命，为了怕司马蓝将其变卖甚至让自己的儿子把自己钉在里面，杜柏忙着开会，随意问了两句父亲的临终遗言就转身离去等着下次回来给父亲办丧事。这种轻描淡写的叙述颇有戏谑之感。司马蓝当村长期间，为了节省成本和开支，所有死去的人不用棺材，只用简单的席卷起来，而且只穿一套寿衣;杜柏的妻子蓝三九死去，他将妻子简单埋葬最初连她的亲蓝四十都没有告诉。喉堵症的肆虐逐渐蚕食每一颗三姓村人的心脏，更是反映出他们对死亡的麻木和消解。所有生命离去时庄重的仪式在这里都最大程度地被简化甚至消失。当所有人重心和注意力都转移到求生的过程时，死亡在这里就变得微不足道。村长杜桑死去，临终前让全村十岁以上的孩子都去陪夜守灵，目的是让孩子明白人死如灯灭没有什么可怕。于是三姓村的孩子在从小就被潜移默化影响，被灌入消解死亡的观念，并伴随一生。阎连科描写被剥夺物质和所有筹码的人如何与天命对抗，以及原初的生命哲学。在这里，人失去改变自然的强力，只剩带有粗鲁的蛮力顽强地挣扎。像未经开垦的荒土地，等待自然的锤炼。
        在这中对死亡的消解中，三姓村人经历四起四落并看不到终点。从村长杜桑掀起的生殖
热潮到司马笑笑推行的种植油菜方案，从蓝百岁的翻土延长寿命到司马蓝发起的修建灵隐渠工程，不同的策略，相同的结果。每一个过程都达到高潮并伴随着粘稠而腥红的死亡和血液落幕。这种宿命轮回以及机械的循环重复都难以逃脱无法活过四十岁的怪圈，从而逐渐演变为一场场生死游戏。盲目保油菜加重了蝗灾带来的饥馑，刘震云在《温故一九四二》中也记录蝗灾带来的生命屠杀，易子而食的惨状，三姓村同样为此付出无数的生命代价。翻新土带来的是众多过劳死的现象，白费力气在相反的方向徒劳。历经数年修通的灵隐渠里散发着污水带来的恶臭，这个像马孔多一样被隔离的三姓村早就被工业文明遗弃，孤立无援。而在小说的叙述上，运用溯源体的方式讲述司马蓝的一生。从他当上村长到孩童时代，直到最后回到母亲的子宫，诠释宿命带来的轮回以及三姓村因不可抗力因素带来的生死循环。
        “对“苦难”的极度化突出、渲染，对惨烈情节设计的偏爱，无疑体现了作家对这个时代的焦灼、悲愤情绪和有所承担的责任感”。[11]在个剧场里，幻象使三姓村人盲目，盲目使悲剧一次次发生，只能通过消解死亡完成生命的轮回。这种个人的生存困境与现代和民族复杂交织在一起，盘枝错节、彼此勾连。诺亚方舟还在驶向远方，三姓村人在死亡和權利的高压下与现实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博弈。无论是想逃亡还是自救，航向错了，再华丽的狂欢也要落幕。
        参考文献
        [1]阎连科.《阎连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78.
        [2]阎连科 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恶与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80-88.
        [3]巴金.《家》[M].《巴金选集》第一卷.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15-218.
        [4][7][10]阎连科《日光流年》[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北京，2004：116，236，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