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早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吸引了文学界以及众多读者的注意,这不仅仅是因为这篇小说将是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有其重大性和特殊意义,同时在经历了《日光流年》、《受活》等作品所带来的不可思议的视觉与心灵的双重冲击之后,人们对阎连科又将用怎样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充满好奇与期待。2006年初,《丁庄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当代中国中原地区河南的一个小村庄——丁庄,农民为了脱贫致富而疯狂,全村染上艾滋病,最终绝望并走向死亡的故事。小说展现了疫病蔓延之下农村的生存状况,“得了艾滋病之后,他们的精神状况,生存境象,内心的痛苦”[1],并以艾滋病为放大镜,深入人性深处,透视人性中的美与丑、善与恶,表现了作者敢于直面现实,冷峻的批判精神和高度的人道关怀。小说的主题是厚重的,小说所采用的叙事策略也是非常奇特的,尽管淡化了作者一贯追求的奇诡、狂想、荒诞、极度夸张而近乎癫狂的表达,但作品给读者心灵带来的震撼感与冲击力却并不亚于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有其独特而新奇的审美效果,值得去探究一番。
亡灵叙事是一种以死去的人物作为叙述者展开叙述行为的叙事视角。在《丁庄梦》中,故事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已经死了的男孩,男孩是十庄八村最大的血头丁辉的儿子,十二岁那年被充满仇恨的村人毒死了,“我死了,可我不是死于热病或说艾滋病。我是死于十年前我爹在丁庄的大采血。买血和。”“我在庄头上吃了人家一个番茄死掉了。那番茄是谁放在我下学的路边石头上的一个毒番茄,我一吃,满肚的肠子就如用剪子剪着样,没走几步就倒在了庄街上”[2]。小说中死去的小男孩讲述了自己的死因,并在现实的世界之外注视着发生在丁庄的一切,叙述“我爷”、“我爹”、“我叔”的故事。亡灵叙事视角并非阎连科首创和独有,当代一些作家也运用过,如余华的《死亡叙述》、莫言的《战友重逢》、方方的《风景》等,但基本上都属于偶尔用之。而阎连科似乎特别地钟爱于这一叙事策略,阎连科在多篇小说中均有运用,特别是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甚至比较集中,如《横活》、《寻土地》、《鸟孩的诞生》、《天宫图》、《和平殇》、《在和平的日子里》等。亡灵叙事是一种非常规的叙事视角,小说叙事者“我”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主人公或次要人物),同时又是一个亡灵,这种身份定位使其有上天入地、无
处不在、无所不知而又无所不能的超现实能力,既可以讲述现在,又能展示过去,既能听到、看到、感受到外部世界的一切,又可以任意透视其他人物的内心世界,甚至是别人的“梦”。这一视角无疑是具有独异性和优越性的,以第一人称叙事又突破了传统的限制视角的界限,具备了全知视角的功能,让小说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叙述,巧妙地实现了常规叙事与非常规叙事的自然转换,使叙事显得合情合理、真实可信。运用亡灵叙事来构建小说,往往能获得更为开阔的视野,叙事行文也更加的灵动畅达、开合自如。对于读者而言,这种超出一般阅读范围、甚至显得有些“荒谬”的叙事视角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阅读感受和巨大的震撼力,具有陌生化的审美特质。阎连科将这一叙事策略圆熟地运用在小说中,制造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显示了其小说叙事艺术的特殊魅力。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丁庄梦》的叙述者“我”还有一个特殊性:一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作者选择一个孩子的视角来描述成人的世界,以孩子的眼睛来观察和审视这场疯狂的“集体”运动和弥漫着死亡气息的劫难,用孩子的叙说来完成对社会、文明、人性的批判和揭示,这是否显得过于单薄而缺乏深度与力度?孩子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是感性的,天真、自然、朴素,在他的注视下的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纯净呈现出来,孩童的话语没有任何的修饰与形容,却蕴含着深刻、不言而喻的哲理。孩子的视角保证了叙事的真实性,使小说形成了一种平实、简单
的叙事风格,但这并不妨碍作品厚重主题的表达,反而达到了一种艺术上的创新,轻灵形式与严肃主题的融汇结合,最阔大与深刻的意蕴在最朴素、平淡的叙说中得以自现,举重若轻。没有诡谲极端的书写、没有惊人摄魄的怪诞与狂想、不需要声嘶力竭的呐喊,却能让人感受到“刺心的苦痛”[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丁庄梦》在重大题材的处理上显示出了与《日光流年》、《受活》以及其他当代小说不一样的方式,这恰恰表现出阎连科对社会人生深刻而丰富的情感体验,对小说主题的深刻理解和把握,以及对小说叙事技巧的熟练驾驭。
二.连接现实的叙事因素:梦
除了亡灵叙事视角,《丁庄梦》还有另一个别具匠心的叙述策略:用梦来展开叙述和情节发展。小说以梦开始,以梦结束,梦贯穿整部小说,梦既是小说的主题,也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环节,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叙述因素。开篇作者引用了《旧约·创世纪》中的三个梦境:“酒政的梦”、“膳长的梦”和“法老的梦”单独作为小说的第一卷,没有任何的阐释,但作者用意颇深。根据
《圣经》的记载,身为囚徒的约瑟为这三个人解了梦:三天后酒政将被法老释放、官复原职,而膳长正相反,被杀害还被挂了起来,至于法老在七个丰年之后将遭遇七个罕见的灾年,三个人的梦都应验了。因而,这三个梦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带有寓言和预言的性质,预示着丁庄的盛衰祸福变迁和最终遭遇疫病毁灭走向死亡的悲剧宿命。小说卷二至卷八则贯穿着爷爷丁水阳的八个梦,故事也是依据丁水阳的梦境来展开,起承转合,如丁辉组织、卖棺材、配冥婚,丁亮与玲玲之死、棺木被盗等都通过丁水阳的梦境得以讲述。丁水阳就像一个有预见性的先知,每当他做梦时,现实就即将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这样现实与梦境之间形成了奇特的对应关系,互相穿插,贯穿始终。其实许多梦境就是现实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荒诞不经而又分外真实,只不过是以梦的特殊形式出现。这些梦将现实与虚构、想象与真实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梦境与现实交织、亦幻亦真的奇妙的艺术氛围。作者借助于梦境,让读者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透视整场灾难的前因后果和真相,并揭示了令人战栗的事实:人类自身的贪婪与罪孽、人性的晦暗与扭曲、面对疾病与死亡的绝望抗争、不可避免走向消亡的人类命运……
阎连科曾这样说过:“梦,是我们人类的未来,也是人类的结束,更是我们人类所处的现实的再现。”《丁庄梦》就是一个噩梦,是植根于实现大地的一个人类大寓言,人类因自己的贪欲罪
孽而受到惩罚,浮华梦最终皆会破灭。故事结尾丁水阳回到丁庄,看到的是一个已经消亡的丁庄。尽管是一派绝望的境地,但末尾丁水阳女娲造人的梦境无疑带来了一丝希望,给心灵以深情的慰藉。“平原上一马平川的泥地里,有个女人手持柳条去泥里沾一沾,举起柳条甩一甩。她一甩,地上就有了好多泥人儿。又一沾,再一甩,地上又有成百上千的泥人儿……就看见一个新的蹦蹦跳跳的原野了”[4]。这一梦境与开篇《旧约》中的三个梦境遥相呼应,预示丁庄毁灭之后的重生,这象征着命运的转机与生命的顽强,表达了作者对人类前景寄予的无限热望和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105.
[2][4]阎连科.丁庄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9、284-285.
[3]阎连科.丁庄梦·写作的崩溃——代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288.
喻双,湖南师范大学高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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